万历皇帝朱翊钧是在其父隆庆皇帝英年驾崩后仓促登基的，那年他才十岁。他这一登基，解决了当下中国家长背负的两大难题，一是就业问题，二是望子成龙的重大夙愿。
如果不是分数决定命运，无论老师还是家长，大概都懂得社会实践对学生的重要性，然而苦于应试压力太大，很多学生不得不放弃实践机会。但是万历皇帝不用，整个大明帝国就是他的教育实践基地，经邦济世就是他的实践课题，这没有人比得上。
万历拥有全国顶尖的老师、大明国第一大学士、先帝临终前的顾命大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从十岁就开始享受现代博士生都享受不到的学习待遇，接受张居正一对一的教育。万历理所当然地得到最好的物资和生活保障，时刻有内相冯保相伴左右，且冯保既是保姆，还兼职帝王之术的一些副课教育与指导。李太后也是一个美丽外表下掩藏着不凡思想、有远见卓识和历史责任感的家长。虽然儿子有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保姆，她却一直在乾清宫与儿子对面而寝，亲自监护并培养儿子的学习和生活习惯，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直到万历大婚。在张居正对万历开展教学(议政)时，李太后也参加旁听，关键时候还参与教学活动(参政和监督张居正的辅政)。可以说，李太后作为陪读母亲丝毫不亚于当下中国任何一位望子成龙的母亲。
这就是万历享受的最主要的教育硬件，内臣和外相联手，家教与“国教”配合的“优质教育”。而这“优质教育”优的地方主要在于张居正。至少在明朝，首辅是否忠君事国，张居正可算第一人。
为了找到与10岁小孩沟通国事的渠道，启发儿童的心智和灵感，张居正使用“荒唐邸报”的方法循循善诱;为了体恤小孩天性、张扬童心，张居正在万历生日时送给他宫外小孩无人不玩无人不爱的风葫芦(空竹)，从而配合“经筵”系列讲座，提高学习兴趣和效果;为了警醒小皇上政事不可懈怠，张居正在御座两侧创设贴满文武官员姓名的围屏。当小皇上潜心诗文时，张居正提醒他，作为皇上对诗文浅尝即可，不要学李后主，做了词人丢了江山，要把精力放在帝王之道的大学问上来。张居正还亲自编写“乡土教材”《帝鉴图说》，讲述前朝皇帝的是非功过。在万历刚刚亲政偶犯风流之事未遂，李太后欲废其帝位时，也是张居正以辞去首辅之职相“要挟”，才保住了万历的皇位。张居正极尽一个师相之能事，对万历的教育辅佐呕心沥血，披肝沥胆，无愧于先帝托孤，无愧于李太后的信任。张居正为臣之道堪称一流，为师之道也不同凡响。
以张居正为主对万历形成的“优质”的立体教育，应该说在万历的学龄期还是很有成效的。这个小皇帝听话、好学，虽然贵为人君，却很在意母后和师相的教诲，不霸道、不狂妄，也未曾真正放荡，甚至也没有很明显的缺点和错误。当了两年皇帝(12岁)就留心朝廷政事的细节，能独立秉断是非，表现出仁慈和节俭，颇有一代明君的气象，这让老师和母后都非常欣慰和满意。但是，万历为什么在恩师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就要掘墓几近鞭尸?万历为什么在新政已挽大明王朝于倾倒并呈盛世之兆时却被中断?后来的万历为什么变成一个不理朝政任凭江山社稷风雨飘摇的昏君呢?
是的，最好的教育可能调教出好学生，却不一定能培养出好人才，更何况是英明帝王。特别是人为的强加和蓄意拔高的“优质教育”，说不准造就出的就是“歪瓜”和“裂枣”，一旦体制和历史给予他们机会，无疑将误国误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
万历皇帝所受的“优质教育”，实际上窒息了小孩的天性，整个教育过程，几乎没有让他暴露出什么劣根性。即使露出某些问题的端倪，也不可能得到相应的鞭挞和纠正。实际上，对小孩进行柄国教育违反了教学规律(其他儿皇帝当得成功并不一定是教育的成功，而是机遇和条件的偶然)，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千方百计的呵护反而是对幼苗的温柔式摧残。万历名义上拥有最大的教育基地，实际上他被封闭得比民间儿童还可怜，整个学龄基本上没有走出过紫禁城。在他的成长期，永远没有难倒他的问题，永远不需要他为解难题而伤脑筋，因为他身边随时有人提供正确答案。然而，一旦他挣脱了“优质教育”的束缚，他就经不住一点儿香花毒草的诱惑，他的个性因为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不受任何羁绊任其驰骋，终于导致万历在张居正百年之后突然变成一个可怕的暴君。不得不说这是大明朝“优质教育”的失败。万历皇帝毁于这种教育，张居正一世英名毁于这种教育，而毁于这种教育的又岂止这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