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网络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皇帝玄烨是导致清代火器发展水平落后的“千古罪人”。这种说法曾经流行一时，甚嚣尘上，康熙遭到网文写手们的口诛笔伐，完全成了一副愚昧昏聩、保守无知的“老顽固”形象。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是否与历史真相相适合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康熙不仅没有打击或者抑制清代火器的发展，恰恰相反，他还对此非常重视，对清代火器技术的革新、火器装备的普及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康熙当然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主英主”，但把清代火器水平发展滞后的原因归结于他，是不适合历史事实的。
康熙打压清代火器发展的谣言起源：戴梓流放案
无风不起浪，清代十二帝中，只有康熙被莫名其妙扣上打压火器发展的大帽子，与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戴梓流放案”密切相关。
戴梓(1649年～1726年)，字文开，浙江仁和人，清代著名火器专家，是清代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的人物。清代文人金兆燕的作品集《棕亭古文钞》中有一篇《戴耕烟先生传》，详细记载了戴梓的生平事迹。
戴梓出身于一个军旅之家，他父亲戴苍明，在东南沿海一带担任武职，以勇烈善战闻名。在一次剿灭海贼的战斗中，戴苍明“断肋破脑”，身负重伤仍然死战不退，以身殉职。
戴苍明死后，戴家家道中落，生活困窘，戴梓就在缺衣少食的贫寒处境下长大。但戴梓穷且益坚，“抱经世大略，凡象纬、句股、战阵、河渠之学，靡不究悉”，“自喜于书，无所不读，尤好兵家”，大概是受家庭熏陶，他酷爱兵书战策，对武器装备制造研发尤有造诣。
康熙十三年(1674年)爆发的平息“三藩之乱”战争中，戴梓挺身从军，跟随康亲王杰书的部队挺进福建，在剿灭耿精忠之战中，他以非凡的胆识“单骑入贼营”，劝降敌将刘进忠、韩大任，为平闽之战立下大功。
战后，在康亲王杰书的保荐下，戴梓入宫见到了康熙皇帝，被授予翰林院侍讲，入值南书房，成为高士奇的同事。精研武备的戴梓，很快受到康熙的欣赏和信任，致力于对西洋火器的仿制改进工作，成就斐然。
他根据西洋“红毛国”进贡火器，仿制出火力强劲的“蟠肠鸟枪”，博得康熙的赞叹。他研制的“冲天炮”，“子在母腹，母送子去，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成为清军火器装备的大杀器，在平息噶尔丹之战中初试啼声，就显露锋芒，令世人叹服不已。
但戴梓为人耿直倔强，不善于处理应对朝廷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康熙宠臣南怀仁不睦，还得罪了一些朝中大臣，明末义军首领张献忠的养子之子陈宏勋降清后，也与戴梓有了矛盾。戴梓的处境日益艰难。在这些人的中伤构陷下，康熙三十年，戴梓被康熙撤职查办，发配辽东。戴梓在辽东度过了三十余年凄苦时光，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清代学者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戴梓的后人曾说过，戴梓在世时曾研制出“连珠火铳”，一次可以连发28发弹丸，惋惜未能用于实战和批量装备大军。
由于戴梓在火器研发方面的突出贡献，加之他遭到康熙流放的不幸遭遇，这就构成了“康熙打压火器发展”谣言的根源。
戴梓生平事迹疑云
戴梓流放案以及他生平事迹的始末缘由，史料来源正是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和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但客观地说，这两部作品都属于清代文人的野史笔记，道听途说，信手写来，真实度与可信度大可存疑。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自不必说，其中种种怪力乱神和荒诞不经之处，简直可以和《聊斋》媲美。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在真实度方面稍好一点，但《戴耕烟先生传》一文中，也有颇多令人匪夷所思之处。
比如《戴耕烟先生传》记载，导致戴梓被流放的关键人物，是张献忠的养子之子陈宏勋。文中声称，陈宏勋不仅摆下鸿门宴，公然向戴梓索贿三千两白银，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带领“健仆数十”，闯入戴家大打出手，恣行劫掠。这段记载就很值得推敲。
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白文秀、艾能奇，降清者唯有孙可望一人。公元1657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孙可望降清，于次年被召入京城。但清廷对农民义军首领出身的孙可望毫无信任，除了一个“义王”的空头衔，孙可望没有任何实权和政治地位。
随着南明势力衰微，孙可望在清廷眼中已毫无利用价值，动辄遭到御史的敲打和皇帝申斥，处境非常尴尬难堪，只能夹着尾巴做人。1660年，孙可望在失意中死去，民间有传言他是被清廷暗害而死的。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和孙征淳、孙征灏，先后承袭爵位，但俸禄和爵位一降再降，至康熙十一年被降为“慕义公”，孙征灏死后，孙家被再度削爵，降为一等轻车都尉。到乾隆三十六年，孙家的爵位被彻底取消。
由此可以看出，张献忠养子孙可望的爵位，都由其嫡子承袭，《棕亭古文钞》中的“张献忠养子之子”陈宏勋，实在不知何许人也，令人莫名其妙。
即使真有陈宏勋这一号人，但孙可望降清后，其家族发展日渐衰落，处境日益艰难，自顾尚且不暇，其养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带人闯入翰林院侍讲戴梓家里大打出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清初康乾时期法度森严，政令清明，一个降臣的养子敢闯入皇帝身边的近臣家里打家劫舍，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由此可见，无论《阅微草堂笔记》还是《棕亭古文钞》，对戴梓生平事迹的记载，都有不尽不实之处，难以令人信服，戴梓在火器技术发展方面的真实贡献和成就，恐怕也是虚实参半，不可尽信。从康熙流放戴梓就引申出康熙打压火器发展，实在有些牵强。
康熙对清代火器发展的真实态度
事实上，康熙对火器技术的研发改进和火器装备的普及推广，都非常重视。清代以骑射定天下，“弧矢之利，精强无敌”，但开明的康熙却并未保守，他很早就注意到火器对提升大军战斗力的重要价值，多次下旨并制定实际措施，推动火器装备发展应用。
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就亲自敲定，八旗兵每2万1千人中，配备鸟枪兵不得少于1737人，火器兵第一次正式成为清代正规军兵种。康熙十五年(1675年)，康熙下旨在陕西宁夏驻防八旗军中，增设专职鸟枪部队，设立鸟枪前锋校、鸟枪前锋、鸟枪拨什库、鸟枪马甲、鸟枪步甲等，进一步完善火器部队组织架构。
在康熙的大力推进下，火器装备在清军中迅速推广普及，自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五十九年，清廷先后在八旗、汉军各营、荆州、武昌、江南、广州、蒙古、奉天、河南等地驻军中，都设立了专职的火器兵种。
在康熙时期的内外战争中，无论是平息噶尔丹之乱，还是雅克萨之战，清代的火器装备都曾大规模用于实战，并发挥了显著作用。
由此可见，康熙不仅不是打压清代火器发展的“罪人”，反而做出了推动促进的良好作用。
参考资料：《清圣祖实录》《清代火器述略》《棕亭古文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