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空前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长安城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大约有三百万人口，不仅有本土的人员在这里生活，一些周边国家的使者、商人、留学生和少数民族也齐聚于此，进行贸易往来和学习。
唐诗中有许多描绘当时的情景，如王建《凉州行》中的“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白居易《胡旋女》中的“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中的“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这些充分地说明了当时外来人员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
其实在唐朝，“胡”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种族概念，而是泛指的一个文化概念，包括一切其他民族以及他们所带来的风俗习惯，“胡风文化”指的是区别于唐代本土文化的一种外来文化风气。
外来民族带着浓重的自身文化色彩，无论从衣食住行，还是宗教信仰，都给本土市民带来了强烈的新鲜感，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本文就“胡风文化”对唐初时期人们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影响做一下简单的解读（对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影响已有人在《《长安十二时辰》，浅析唐朝衣食变迁？穿胡服，吃菠菜，喝葡萄酒》文中论述，这里不再解读）。
“胡风文化”形成的原因首先，当时唐朝前期经济比较发达，法规、制度比较完善，百姓安居乐业，如此良好的经济环境大大吸引了外来民族的到来。
其次，唐朝的交通十分便利，在向外扩展主干道的同时，沿途还编设驿站，以长安为中心，条条大路通往全国的各个地方，形成了十分发达的交通网络。《皇华四达记》载：
“一曰营州入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参天可汗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入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这些可与周边地区或国家实现交通的干道，大大方便了商旅通行。
同时，为了保护外来商旅的利益，政府还专门颁布了保护他们的相关法规，对欺骗外商的人员依法严惩。
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便利的交通，使得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员纷纷过来，他们所带来的“胡风文化”对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唐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妇女地位、婚丧嫁娶观念的变化和娱乐活动的多样化。
“胡风文化”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表现唐初时期妇女地位的变化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汉代妇女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获取户主身份，还可以继承财产；三国魏晋时期战乱后，妇女地位严重下降；隋朝时期妇女甚至还有被征发的记载。然而在唐朝妇女的地位明显提高，这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历史学家宁欣在《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指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有更多的社会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也更为活跃。”
《开元天宝遗事》云：
“都人仕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从中可以看出唐朝的妇女可以随意外出，不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待在深闺中，市里斗花、听戏，郊外游玩、踏青，男子参与的项目女子同样可以参与，甚至可以和男子结伴同行，一起吟诗作赋，不会因此而遭人非议。
《新唐书》卷二十四第十四：
“中宗后乃无复幂釭矣......宫人从驾，皆胡冒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
唐朝之前，女子外出时要带着帽裙，大到足以遮蔽全身，不可以随意摘帽见人。但是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唐中宗以后关于限制女子方面的制度彻底废除，女子可以跟随车驾，还可以骑着马戴着胡帽，甚至可以穿男子的服饰，足以说明女子地位的提升。
婚丧嫁娶观念的变化
在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当时女子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她们不必去遵守前朝留下来的严苛律令，还可以私交情侣，追求自由的爱情。《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己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男女之间平等交往，自由恋爱的权利。
当时封建社会中强调的“贞节”指的是女子不改嫁、不失身等，如果古代的妇女离婚、再嫁，那对整个家族都是一件很丢人、羞耻的事情。但是在唐朝，离婚再嫁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贞节”观念在“胡风文化”的影响下变得淡薄。
《礼记》曾为休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唐律》中也大致沿袭这些规定，只要妻子犯了其中的一条，就可以直接一纸休书，无须经过官府。但《唐律》还别出心裁的颁布了“三不出”的规则，“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休妻。《唐律》还规定如果丈夫长时间不归或者死亡，妻子便可以自行再嫁他人而不受任何人干涉，可见这些律文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对女性的关怀。
娱乐活动方面的多样化
“胡风”的兴起，使唐朝时期的人们在娱乐方面也增添了不少的项目，其中打波罗球和戏元夜燃灯最为流行。
波罗球也叫马球，起源于波斯，由于唐代男女都喜欢骑马，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马球运动的发展。在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有许多关于马球运动的图像、陶俑。
1959 年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在王村唐中韦后弟弟韦泂墓出土 4 件彩绘陶打马球俑，西安市韩森寨墓出土黄釉堆花壶，壶嘴下堆塑打马球图案，从这些文物中可以看出当时马球赛场上的激烈程度，从而也能推断出当时马球运动的风靡程度。《封氏闻见记》记载：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此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聘为之……’”
不仅唐太宗喜欢看马球比赛，唐玄宗还是马球运动的高手，有书记载：“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寥寥几句，热闹非凡的马球赛场画面跃然纸上。
唐朝的元夜燃灯节日也是在西域礼佛风俗影响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风俗习惯，并且成为了唐朝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法苑珠林》记载：
“每年至佛大神出变月，出从示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于唐国当正月十五。于此之时，放光而花，大起深信”
前段时间的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就是描写的元宵灯节前夕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那晚的长安城家家户户灯火通明，长安大街张灯结彩，车水马龙，上至皇亲国戚，下到黎民百姓，都出来赏灯猜灯谜。《大唐新语》有云：
“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公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
“胡风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唐朝的经济、文化发展，社会更加趋于安定
唐初时期的开放怀柔政策，使得各民族在此相聚交融，并将唐朝的文化传播海外。各国的使者商人带着他们的商品来到长安，进行贸易活动，同时将本土的商品比如丝绸、陶器和文化典籍等输出国外，这样的贸易交流，相互地填充了各自商品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朝的经济发展。
当时的长安城不仅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还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群慕名而来，学习这里先进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同时本土文化也吸收了他们的文化精华，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
唐太宗任政期间，国子监添筑学舍一千两百多间，外来民族的留学生子弟多达八千余人，他们可以长期居住长安留学，一些外来的人员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劳作选择留在长安城生活，长安城一百零八坊，容纳几百万人口，他们不用担心风俗文化不同而难以生活，在这里很容易找到归属感，并且安居乐业。所以“胡风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社会更加安定，避免了社会的动荡。
为唐初时期传统汉族注入了新的血液，丰富了民族结构
汉族人口之所以能够不断的繁衍、扩大，正是有少数民族源源不断的加入，注入新的血液，为这个汉族大家庭增加不同的元素，从而也进一步丰富了传统汉族的民族结构。
一方面，“胡风文化”的盛行和当时唐朝的政治制度有关。初唐时期经济繁荣，人们思想开放，宗教信仰观念比较薄弱，对外来的民族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而且通过认祖归宗、改从汉姓等一系列政策来吸引外来民族的加入，一些外来民族为了长久地生活在长安，当然愿意接受这样的政策。史书记载唐朝曾赐周边胡族以李姓，其他大姓中也融入了许多胡族人员，如郑姓就融入了人数众多的契胡大姓尔朱氏。
另一方面，当时唐初时期宽松的婚姻政策，大量的少数民族、外国的商人和留学生融入到汉族，并和传统汉族的人混血通婚，使得胡族血统不断的混入汉族血统；从生理遗传学角度上看，通过基因交流，大大地改变了原先汉族的民族结构，优质的基因被继承并遗传下来。就连唐太宗李世民也才有着四分之一的汉族血统，他当时认为“夷狄亦人耳，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若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结语：当时的“胡风文化”和以儒学为核心的唐文化也可以说是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一方面，儒学文化不断的吸收外来民族的先进文化来丰富自身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外来民族也在长时间的交流中，积极主动去学习和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包括文明礼仪、政治制度、文学作品等，不断地改进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
正是这种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取长补短的文化互动，既增加了外来民族对儒学文化的认可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儒学文化的内容。因此，外来民族的“胡风文化”和传统汉族的儒学文化就有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系，这种联系以儒学文化为主体，使得唐朝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较大的认同感。
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唐朝、宋朝或者明朝，文化本身是伴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演变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电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作息规律，直接影响着新的文化的形成；交通工具的改进，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地区之间的交流，从而带来了语言、建筑等方面的融合；网络媒体、聊天工具的出现，让人们的交流更加便捷，从而也形成了新的网络文化。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今的中国文化也需要在前人留下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新的文化元素，我们在坚持主体性的原则下，以开放的态度，汲取世界优秀文化的精华为我们所用，弘扬中国文化并赋予适合当下的新的生命力，逐步地扩大我们的影响力，最终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梦想。
文|结
参考资料：《唐律》、《封氏闻见记》、《大唐新语》、《法林苑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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