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纪鑫
提起唐太宗李世民，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难得有几个值得后人称道的繁华盛世。排得上号的，也就汉朝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明太祖之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之治等少数几个所谓的“治世”，其中尤以贞观之治为最，可谓盛世之极。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才有唐朝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繁荣兴旺、博大恢宏与显赫声威。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陶醉神往、骄傲自豪、回肠荡气的伟大盛世，没有哪个王朝可以与之比肩；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中国古代最英明的皇帝，为儒学士人视为理想化的帝王楷模，在历史上被长期称颂，还没有哪位君王能够超出其右。
其实，李世民并非唐朝的开国皇帝，而是第二代君主。按照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宗法社会长子世袭制的传统，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从唐高祖李渊手中接过权力的魔杖。窦氏皇后生有四子，李世民排行第二，老三李元霸早夭，他与兄长李建成及小弟李元吉都是反隋建唐的有功之臣与重要人物。
隋义宁元年（617年）五月，李渊在太原起兵，仅只一年时间就在长安建唐称帝。李渊做了皇帝，长子李建成便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作为二子的李世民，除了被父兄视为忠诚可靠、南征北讨的“马前卒”外，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不敢存有半点非分之想。
然而，他最终还是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是时代为他提供了攫取权力的机遇与土壤，是卓越的才能与雄厚的实力为他奠定了称帝的基础，是人心深处那不可遏制的贪欲与兽性迫使他做出了杀兄灭弟的虎狼之举，是君主专制那不可避免的痼疾导演了一场似曾相识的夺嫡悲剧……
隋炀帝的残酷暴政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政权统治，如秋风横扫落叶般地荡涤着隋朝的污泥浊水。战争，在将隋帝国推向毁灭深渊的同时，也将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搅得喧嚣沸腾——大隋失鹿，人人得而逐之。
李渊当时为隋朝太原郡留守，与隋炀帝为表兄弟关系，算得上一名皇亲国戚，也曾为隋炀帝效命，残酷地镇压过甄翟儿的农民起义军。而一直随侍在父亲身边的李世民正是在围剿农民军的战斗中显露峥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李渊身陷敌阵、难以脱身的危急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顿时军心大振，步骑配合直捣敌阵。正是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李世民不仅救出了父亲，还以少胜多，一战而定，消灭了甄翟儿义军。
李渊父子虽然镇压了太原农民军，却无法阻止、也改变不了已成燎原之势的全国农民大起义。而各地的隋朝政府官员也乘机纷纷起兵，建立割据政权。面对大厦将倾的局势及隋炀帝的猜疑，李渊父子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
一次，李世民对父亲说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是的，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唯有铤而走险，庶几可以闯出一条生命通道。李渊早就有心举事，面对儿子的试探与婉劝，却表现出一副不动声色、老谋深算的样子。对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唐高祖》中写道：
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
秦王即李世民，乃李渊入据长安为唐王后所封。太原起兵时，长子李建成与四子李元吉均携李氏家族寄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最亲密的人选中只二子李世民跟在身边。尽管起兵的决定权在太原留守李渊手中，但李世民也是一名主要决策者，并做了大量的联络组织工作，功不可没。
李渊于公元617年5月起兵，当年11月便占领了长安。为掩人耳目，李渊韬光养晦、潜隐锋芒，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自己则“为假黄钺、持使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上演了一出自魏晋以来权臣篡位、改朝换代的“禅让”把戏。
第二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缢杀身亡。李渊再也没有必要打着“尊隋”的幌子，干脆一脚踢开杨侑，于5月在太极殿登基，改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仍以长安为都。
李渊由一个不甚起眼的太原留守起兵反隋，仅只短短的一年时间，就一跃而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大事件在年仅二十二岁的李世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很难说李世民后来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没有从中受到激励与启发。
唐王朝的历史大幕经由李渊父子的努力已然拉开，然而，这出戏剧能否继续上演走向高潮归于圆满，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李渊利用隋末农民起义的声势壮大自己的力量，乘机占据长安建立唐朝时，还只控制了关中与河东等地盘。唐朝周围，存在着好几支势力强大的武装势力。鹿死谁手，谁也无法逆料。况且，一旦称王建国，目标就大了，自然会“招风惹眼”，引来一些有形无形、明枪暗箭的攻击，将自己推入漩涡的中心。已然称帝的李渊不可能从激流中抽身而退，只有通过战争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从而达到坐稳皇位的目的。
然而，一旦坐上龙椅，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俨乎其然的皇帝派头，如果不是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便亲自出征；而太子李建成作为名正言顺的皇帝继承人，其安全也受到格外的照顾与保护，行迹一般限于都城之内；于是，领兵打仗、南征北讨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李世民身上。
扩大地盘，征服群雄，统一中国，不仅依靠实力，更需要勇气、雄心、智慧与谋略。李世民借鉴秦、汉夺取天下的战争经验，确立了“关中本位”的战略方针，首先与占据陇右的劲敌薛举、薛仁杲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搏斗。
李世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兼并了薛举、薛仁杲的陇右精锐骑兵。骑兵速度快，灵活性强，杀伤力大，是冷兵器时代最为强大的先进兵种，在战争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
李世民深知骑兵之重要，也善用骑兵，在太原镇压农民起义军甄翟儿时就初露锋芒。收编陇右精锐，是李世民军事力量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将骑兵作为主力刻意培养、训练，使之成为一支“咸愿效死”、与关东群雄争夺天下的主要力量。正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李世民常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率领骑兵自敌阵背后出其不意地予以反击，在天下群雄中占据明显的优势脱颖而出。
平定陇右，唐王朝有了一块安定的后方与大本营——关中平原；接着又北上太原，进军河东，消灭了乘机“南向以争天下”的刘武周、宋金刚，彻底扫除内庭之患；然后，李世民效嬴政、刘邦之举，挟秦汉之威，俯视东下，挺进中原。
李世民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四次重大战役，用了七年时间，出生入死，逐一翦灭了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等天下群雄，功勋卓著。唐高祖李渊“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而“特降殊礼”，为他专门建造了一座“宏义宫”以示褒奖。
李世民以一名叱咤风云的唐朝开国军事统帅初登历史舞台，他那杰出的军事才华在统一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几乎无往而不胜。据《资治通鉴》所载，他在总结战略战术经验时曾不无自矜地说道：
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然而，军事并非李世民的最终目的之所在。李世民的真正成功与历代传颂，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靠战争起家，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战争，不过是他磨炼、锻铸自己的一种方式与过程而已；只有通过战争，他才有可能登上权力的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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