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丧服》云："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土者皆曰君。"贾公彦疏："以其有土则有臣故也。"[1]1100封君则是指被上级统治者封赐城邑或领地，并对这片区域享有一定管理权的食封贵族。战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列国对自身制度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尤以秦国效果最为显著。封君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制度在当时的发展变化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兴趣，涌现了众多学术成果.以往对战国封君的研究多注重他们的封地位置、名号及经济来源，而对其性质成分和法律地位的分析则略显薄弱。本文选取战国时期最为典型、影响最大的秦国封君作为研究对象，欲就上述问题展开论述，敬请方家指正。
一、战国时秦封君的起源与成员
封君在秦立国不久便已出现。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在春秋早期，"（秦武公）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2]183公子白封于平阳，其性质应等同于西周分封制下的大夫之家。春秋时期正是秦国对周文化进行吸纳和学习的时期，在秦国出现分封制十分正常。但自此之后，秦国在春秋阶段的历史记载中不再有封君出现，这一现象持续了二百余年。
战国时期，秦国已知的第一位封君出现于秦献公时期。根据《水经注·渭水注》引《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三年，秦子向命为蓝君。"[3]456梁惠成王三年即秦献公十七年，秦献公死后由其子秦孝公继位。孝公任用卫鞅变法，自此之后，秦国的封君制有了极大的发展，大量封君记录见于史册。目前已知明确的战国时期秦国的封君人数，杨宽先生在其著作《战国史》中的统计是25人,具体如下：
秦献公时期所封：蓝君公子向。
秦孝公时期所封：商君卫鞅。
秦惠文王时期所封：严君樗里疾；横门君；武信君张仪；蜀侯公子通。
秦武王时期所封：蜀侯公子煇。
秦昭王时期所封：蜀侯公子绾；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武安君白起；应侯范雎；安国君公子柱；刚成君蔡泽；阳泉君。
秦庄襄王时期所封：文信侯吕不韦；长安君成蟜。
秦王政时期（统一全国之前）：长信侯嫪毐；昌平君；昌文君。
此外，据《战国策·韩策三》记载，秦国还曾将三位亲附于自己的他国贵族立为封君。他们分别是封于梗阳的周佼、平原的周启、山阳的山阳君。这三位封君具体受封时段已不可考，故在此单独列出。
秦国封君是否只有这25人？不然。正如楚国的封君传世文献记载只有18人，而目前发现出土文献的记载又增加了36人[4]268,且《史记·张仪列传》有言"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2]2291,可见楚国封君之多。由此可以推测，秦国的封君一定不止目前文献所见的25人。但通过对这些人进行分析，我们仍可以看到秦国封君的一些共同特点。
二、秦国封君的特点
杨宽先生在其著作《战国史》中总结了战国封君制的特点。他认为战国的封君在经济上有收取租税、占有私田的特权，在政治上须接受封主的统治，并且可以世袭，等等[4]259-266.秦国的封君除了上述特点外，还拥有其自身的特色，这与秦国的政治特点和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秦国封君中功臣比例高于其他成员秦国的25位封君依照身份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宗室：蓝君公子向，严君樗里疾，泾阳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安国君公子柱，长安君成蟜，共6人。二是外戚：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阳泉君，长信侯嫪毐（其凭借与太后的特殊关系而跻身封君，故也可算在外戚之列），共4人。三是功臣：商君卫鞅，横门君，武信君张仪，武安君白起，应侯范雎，刚成君蔡泽，文信侯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共9人。四是降臣：蜀侯公子通，蜀侯公子煇，蜀侯公子绾，以及山阳君、周启、周佼这3个亲附于秦的他国贵族，共6人。
由此可见，身为功臣的封君所占的比例在四类身份中最高，而其他身份的封君也多有军功。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樗里疾："（秦惠文王二十六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2]2307-2308《史记·秦本纪》云："（秦昭王）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2]210这说明秦国在设置封君之时所考虑的最主要因素是功劳①.
秦人尚首功，且在历史上以对宗族管控严格而著称。卫鞅变法时便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索隐》对此解释为："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谓除其籍，则虽无功不及爵秩也。"[2]2230-2231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透过七国封君的对比发现："魏国除了乐羊以外，几乎都是宗室。
赵国封君中宗室不少。韩国的封君几乎都是国君的亲属。齐国除了邹忌以外，封君也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国封君也多数出身于贵族。只有秦国由于实行卫鞅制定的按军功授予爵位的制度，封君中国君亲属所占比例较少。"[4]266在宗法制依然盛行的战国时期，秦国将功劳作为设置封君最主要的条件是非常可贵的。
（二）秦国封君多为实封，拥有自己的封邑
所谓实封，是指封君有真正归属于自己的食邑和领地。与之相对应的为虚封，即仅有名号而没有食邑。战国时期，列国都设有封君，有实封也有虚封。而秦国的封君多为实封，拥有自己的封地。很多封君以自己的封地为名号，如卫鞅封于於商之地，号商君；樗里疾封于蜀地严道，号严君；魏冉封于穰，号穰侯。即使不以封地为名号的封君，也拥有封地。
如张仪，"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2]2294战国之时，秦自卫鞅变法之后，国力强盛，积极向外拓展，与东方列国争夺领土[5].而秦国封君的城邑多设在与东方诸国接壤之处，特别是新征服的土地上。卫鞅封于於商之地，其封地在弘农地区，北接魏，东临韩，南濒楚。范雎封于应地，《战国策·秦策三》言："应侯失韩之汝南，秦昭王谓应侯曰：'君亡国，其忧乎？'"[6]206汝南地是范雎的益封之地，所以应邑应与韩国接壤。秦国新封君的设立和原封君的徙封，常与秦国的扩张相伴。秦昭王十五年，秦攻楚取宛，第二年攻魏取邓。然后秦封泾阳君公子市于宛，封高陵君公子悝于邓[2]212.更有甚者，穰侯魏冉后封于陶，陶邑在宋国故地，跨越韩魏远离秦土。杨宽先生认为，这是在齐灭宋后秦国与列国联合攻齐后所得，在公元前281年封给魏冉[4]694.封君的封邑被设置在列国犬牙交错之地，对秦国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因为战国之时秦国居于六国的西侧，西边和北边少有敌手。将封君的封地设于秦国东部和南部外缘，为保护秦国本土免受列国的直接攻击提供了有效地屏障。秦国的贵族为了获得封邑或扩大自己的原有领地，都需要通过战争去争夺他国领土方能实现。这在客观上为秦国的进一步扩张以至后来统一中国提供了动力。
秦统一全国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汉书·地理志》载："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7]1542岳庆平先生认为，秦统一全国之后的列侯"只是一种虚爵，既无封地，又无封户"[8]78.仅"以公赋税重赏赐之"[2]239.这主要是因为统一之后，秦始皇认为来自原来列国的直接军事威胁已不存在，封君的拱卫功能便消失了。他认为封君的存在是统一之后潜在的分裂因素："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2]239（三）秦国封君中称侯人数极少且条件严格。
秦国封君的人数虽多，但除临时分封的蜀侯外，《史记》记载中正式称侯者并不多见，只有穰侯魏冉、应侯范雎、文信侯吕不韦和长信侯嫪毐4人。刘泽华、刘景泉先生认为，战国时代"秦国的封君即二十等爵的最高爵'列侯','列侯'与'君'又可以通用。"[9]69刘先生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在战国时代，"公""侯""君"仍有一定等级划分。《史记·卫康叔世家》的记载明确表示三者的高低差别："声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
四十二年卒，子怀君立。"[2]1603-1604由此可见，"侯"的地位应该高于一般的"君".但从"封鞅为列侯，号商君"[2]204的记载来看，列侯可以称君。所以笔者推测，君的指称范围较为广泛，而列侯是高级别的封君，其地位高于一般封君。阎步克先生认为在这一时期，"只要做官做到了某个秩级层次，就升入了某个爵级层次。"[10]66即不同的官阶层次对应不同的爵级层次，当其官升至这一层次，再满足封爵条件时，才能被封这一爵位。穰侯魏冉、应侯范雎和文信侯吕不韦都在成为封君时同时担任秦国的国相。嫪毐虽然不是国相，但在封侯时也是大权在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八年，"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2]227可见列侯地位之高、权力之盛。
这一情况在秦始皇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有所改变。王翦曾言："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2]2340但王翦最终仍被封侯，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琅琊刻石："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2]246郭沫若先生认为王离为王翦之误，甚确[11]457.根据里耶秦简中"内侯为轮（伦）侯，彻侯为[死（列）]侯"[12]156的记录来看，王翦与王贲虽不是秦相，但仍被封为列侯，且地位在丞相之上，可见秦始皇对在统一战争中立下巨大战功的将领封以列侯，不以是否为相作为衡量条件。但此时列侯地位比国相还高，因此受封者也不会很多，李斯1.
（四）秦国封君原则上可以世袭，但未见有世袭的记录《战国策·赵策四》载左师公触詟与赵太后的对话："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6]770《史记·李斯列传》载赵高之言说得更明确："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2]2549由此可见，秦国封君在原则上虽然可以世袭，但现实中却没有封及二世者。最重要的原因是秦国封君多是政坛上显赫的人物，他们的命运与统治阶层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其犯罪行为是导致其不能封及二世的重要原因。秦律网络严密，实行"轻罪重刑",即"十分轻微的罪，都要处以严厉的惩罚"[13]185.秦国又可以爵位减免罪责，韩树峰先生将其总结为："刑尽而爵有余，则保留余爵；爵尽而刑有余，则保留余刑。"[14]43因此，封君若有罪行，爵位很容易被剥夺，不再是封君，也就无法传及二世。
三、秦国封君的法律地位及犯罪行为
（一）秦国封君的法律地位
封君在秦国拥有很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列侯为国相或掌控相权，其他封君也都拥有很大的特权。他们把持朝政，权移主上。范雎就曾对秦昭王说："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2]2411秦国强调以法治国，自卫鞅变法之后，便形成了系统的法律体系[15].秦法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有着严格的身份界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2]2230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16]129林剑鸣先生认为："'大夫'相当于中小地主，'伍人'乃指一般无爵的人民，这两个阶级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13]184即使在有爵者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卫鞅变法所依据的蓝本《法经》规定："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17]367封君拥有高爵，秦法严禁僭越，这是对封君地位的一种保护。
然而，虽然秦国制定的法律条文具有等级差别，但"在适用法律上任何人不得例外"[18]17.秦的封君在法律适用上并不享有特权。《商君书·赏刑》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19]100-101司马谈总结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2]3291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以图强化君主的至高无上，因此等级森严，每一阶层都有自己的义务和权力。然而一旦触犯了法律，都将获得严惩。秦国封君是高级爵的拥有者，享有爵制带来的法律特权。《商君书·境内》云："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19]120但秦律中还明确规定有一些罪行不能以爵位进行减免罪责。
根据董平均先生依照出土简牍资料的总结，破坏家庭伦理秩序、破坏爵制尊卑关系、官吏腐败等犯罪行为不得以爵赏减免[20]275-278.
（二）秦国封君的犯罪行为
1.谋反罪
（1）商君卫鞅。《史记·秦本纪》："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2]205《史记·商君列传》："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2]2236"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2]2237卫鞅受到诉讼，出逃未果，就回到自己封地起兵反叛，被秦军攻杀。他所犯之罪：一是违旨拒捕；二是反叛。最终的结果是在战斗中被杀，尸体被车裂，家族被诛灭。
（2）三蜀侯中的公子煇和公子绾。蜀国是秦国的邻国，两国原来地位并列，蜀国并不是因秦国封赐而产生的国家。《史记·张仪列传》记秦国打败蜀国之初"贬蜀王更号为侯"[2]2284,先后共任命了三位蜀侯。据泷川资言、蒙文通、杨宽等先生的分析，这三位蜀侯都是原蜀国的贵族，任用他们只是为了稳定局势，安抚蜀国的人民[4]355-356.等到蜀地逐渐稳定后，秦王便以反叛的名义，逐一除掉了他们，三位蜀侯都不得善终。秦惠文王时，公子通被蜀相陈壮所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是陈壮谋反，杀蜀侯，秦王派甘茂等率兵杀陈壮平蜀[21]194,公子煇继承蜀侯之位。《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六年，"蜀侯煇谋反，司马错定蜀。"[2]210公子绾后来继任蜀侯，到了秦昭王二十三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21]200从"王复诛之"可以看出公子煇也被秦王诛杀。三位蜀侯的死都与叛乱有关，成为秦国逐步稳定蜀地的政治牺牲品。
（3）长安君成蟜。成蟜为秦王政之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2]224-225成蟜反叛，死于军中。
（4）长信侯嫪毐。嫪毐是秦始皇母亲的男宠，与太后私通。《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九年"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谋反被镇压，嫪毐被枭首、车裂[2]227-229.
（5）昌平君。《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索引》称"昌平君，楚之公子"[2]228.秦王政二十三年，"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2]234昌平君谋反，死于军中。
（6）昌文君。史失其名。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载，秦王政二十三年四月，昌文君死[16]7.田余庆先生认为昌文君也是楚国公子，并与昌平君一起参与了反叛秦国的活动[22]1-29.昌文君死于这次战斗中。
2.任人不善罪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2]2417即被推举的人犯罪，则推举人与之同罪。
（1）应侯范雎。范雎曾极力举荐在他危难之时帮助过他的王稽和郑安平，秦昭王拜王稽为河南守，任郑安平为将军。然而秦昭王五十年，郑安平代白起率兵击赵，结果率兵降赵；而王稽不仅为官不胜任，三年不上计，而且"与诸侯通",于秦昭王五十二年"坐法诛"[2]2417.范雎因此请罪，虽然昭王开始并未治其罪，但其后来仍被免相[2]2425.《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载秦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16]6张禄即范雎。根据《编年记》在记录封君昌平君、昌文君都不称姓名而称君号的体例，范雎的应侯爵位在免相时也被剥夺，并于当年去世。
（2）文信侯吕不韦。吕不韦曾与太后私通，之后怕秦王政发觉，便向太后进献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并告知太后"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2]2511.嫪毐谋反一案波及甚广，吕不韦因举荐嫪毐并与其有关联而要连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2]227,秦王"出文信侯就国河南"[2]2513.
3.僭越等级罪
（1）四贵，即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这四者是秦昭王时的外戚和宗室，把持国政，显赫一时。范雎向秦昭王进言就提到，"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2]2411指责他们目无君上，藐视秦王。又言"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这是指他们奢侈逾制。这也适用于穰侯魏冉，当他前往山东时，"辎车千有余乘".对此，秦昭王采取的处罚措施是"乃免（穰侯）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2]2329（2）文信侯吕不韦。秦王见吕不韦被免相国之后仍然影响甚大，对其十分不满，便下诏："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2]2513吕不韦自杀。
4.违旨罪
前文提到卫鞅，秦惠文王下旨拘捕，卫鞅违旨逃亡。除此之外，犯有违旨罪的还有武安君白起。《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如淳注曰："尝有爵而以罪夺爵，皆称士伍。"[2]214-217其具体记载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王使王龁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2]2337秦王命白起领兵，白起称病不应，引起秦王不满，定白起犯有"违旨"之罪。
5.诽谤诏书罪
武安君白起："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2]2337这次治白起之罪，是因他对旨意"有余言",即诽谤诏书。白起犯违旨罪被夺爵，并配有迁徙刑。正在执行过程中又犯有诽谤诏书罪，遂被赐死。
6.私通罪
上文提到文信侯吕不韦和长信侯嫪毐与太后私通。《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2]2512通过上述史料梳理，我们可以将犯罪的封君及罪行和处罚进行列表（见表1）。
综上所述，在这25位封君中，共有14位被记载有明确的犯罪行为，比例为56%.其中涉及谋反罪的有7人，僭越罪5人，任人不善罪2人，私通罪2人，违旨罪2人，诽谤诏书罪1人。秦国封君的犯罪类型，除私通属于破坏伦理秩序类犯罪外，均可统归为危害政权类犯罪。秦国对封君犯罪的处罚措施严厉，凡是不涉及谋反的，轻者免官就封，重者免官夺爵；凡是涉及谋反的，直接参与者一律诛杀，而且还要对尸体进行屠戮。而连坐者不会被处死，但会被免官，重者夺爵。
四、结语
秦国自卫鞅变法之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爵制系统和法律体系，他们共同构架起新的社会秩序。秦将国家各个层面的发展都统合其中，使国家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东周以来分崩离析的状态，天下重归一统，而封君制的设立在统一过程中无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西汉王朝建立后，将秦国所谓封君制改进为封侯制，既避免了秦朝统一后功臣无实利、子弟为匹夫的孤立局面，也较动辄连城数十的诸侯王更易控制，对后世高级爵位的设置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秦国封君的行为活动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与最高统治者的意旨密切相连。当封君的势力坐大有悖于国家的统治利益时，秦国统治者便会对其进行高效而严厉的打击，经由法律途径是其重要手段。《战国策·魏策三》载朱己对魏王言："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6]869封君的地位是由秦王所封赐，当他们的势力危及最高统治者的利益时，无论是谁都将受到无情打击。秦国统治者利用法律手段打击谋反逾制的封君，其最终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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