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lù）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资治通鉴》·卷第二·周纪二，周显王十年（前359年）
译《鉴》 公孙鞅到秦国后，准备实行变法改革，但秦国不少人内心都很抵触。
面对这种情况，公孙鞅对秦孝公说：“咱们搞变法，不必在一开始就和普通民众商量，等效果出来后再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追求至高德行的人难以附和世俗，建立非凡功业的人不随便和众人谋划事情。对圣人来说，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拘泥于陈规陋习。”
秦国的上大夫甘龙反驳说：“你这种做法不靠谱，还是得遵循祖宗之法来治理国家，如此，官吏才能熟练执行各种政策法规，老百姓才会安分守己。
面对甘龙的质疑，公孙鞅略带不屑地说：“普通人见识短浅，只知道安于传统旧俗，学者们则往往受困于“所知障”，沉溺于有限的知识和见闻中难以自拔。这两种人，做官守法还行，但如果要与他们商讨常法和旧制以外的开创之举，就不合适啦！明智之人制订政策法规，愚笨之人则受规则牵制，无法创新作为；贤德之人根据时代变化而更新礼仪，平庸无能之人则只会固守成规，处处被动。”
秦孝公听了公孙鞅的话，连声称赞，果断任命公孙鞅担任掌管秦国重要军政事务的左庶长一职。
晋国一系列深思熟虑的谋划，秦国很快就作出了推行变法改革的命令，“商鞅变法”就此开启。
变法命令规定：整编户口，让老百姓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建立互相监督、犯法连坐的制度，凡是揭发他人罪行的人，可享受与杀敌立功同等的赏赐，凡是包庇他人罪行的人，将受到与临阵降敌同等的处罚。只要是立下军功的人，都可以获得上等爵位。私下斗殴的，根据程度轻重处以相应大小的刑罚。对致力于农桑耕织，多缴租赋者，可免除徭役。对从事商贾之业以及惰而贫穷的人，则将其全家罚为官奴。宗亲贵族中如果没有获得过军功的，不能列入宗室谱籍和享受相关爵位。明确规定各级官阶爵位的等级，并据此配给相应规模的田地房宅、奴仆侍女和衣饰器物。总而言之，变法是要使有功劳的人获得显贵，让无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能获得荣耀。
品《鉴》 １关于“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在《商君书·更法》中，有更详细的版本：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公孙鞅认为“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所以“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在成就开创性的事业时，有时需要付出短期的、局部的代价，以收获长期的、全局的效益。普通人在做决策时，容易只看眼前利弊，无法放眼全局和未来；而智者则能“履霜而知坚冰至”，见微知著，并从长远和整体的利益上作出考量。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治邺》先知，往往意味着孤独！
ps：我们理解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与之相应时代背景。公孙鞅所说的“民不可与虑始”，是有时代背景的。而放在今天，君不见，多少高手在民间！很多事情都可以并且也应该尊重民意、“与民虑始”，以集中民智，凝聚民心······
2“论至德者不和于俗”。
也许有些高人能在表面上“和光同尘”，但超越的孤独与世俗的喧哗，终究很难兼容。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数量不等于质量，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今万人调钟不能比之律，诚得知者，一人而足矣。——《淮南子·人间训》
3仔细品味“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容易让人想起曾国藩的一句话：
利可共而不可独，谋可寡而不可众；独利则败，众谋则泄。——曾国藩人性趋利避害，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有好处的地方，大家都紧紧盯着呢，如果有人想独占利益，那就必然招致众人怨恨，成为众矢之的，后患无穷，所以，独利则败，一定要学会分享和共赢。
虽然很多事情都可以集思广益，甚至搞头脑风暴。但在谋划一些重要事情时，参与者贵精不贵多，因为小聪明不能累积出大智慧，因为“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群书治要》云“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故仁人君子，散金娱老；太公曰“智与众同，非人师也；伎与众同，非国工也”，故智术之士，不谋与众。有志于功名大业者，可不慎哉？
4上大夫甘龙，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了秦国保守势力的代言人。他说的“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在承平时代也许不错，但时移势易，在战国时期，谁率先变法，谁就更有可能率先强大。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这句话，越品越有味。
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即先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唐·刘知几《史通·邑里》一般人总习惯于固守成规，因为这样是最轻松的，既不费脑力，也不必冒险，这或许和人们的“损失厌恶”心理有关。然而，如果总是安于现状而毫无开创精神，当形势一变，就必然处处被动挨打。
5“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为什么？
一利生，一弊随，事物都有两面性。阶级社会中，必然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变法和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秦国施行的奖励军功、鼓励杀敌求胜的军功爵禄制度，意味着打破旧有的世卿世禄制，这就直接损害了秦国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必然招致一些人的强烈不满，而这些不满，也为公孙鞅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变法和改革，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其背后常常是冰与火的博弈！
6秦人不悦，为什么秦孝公却连声称赞？
战国时期，一个诸侯国中的旧贵族群体，往往会对国君的权力形成牵制。对国君来说，变法既可以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又可以打破旧有利益格局，在削弱处处牵制自己的旧贵族权势的同时，扶植出大批平民出身的、由国君掌控的新兴阶级。通过重新整合社会关系，国君对国家的控制力将会得到质的提升，如果国君恰好具备雄才伟略，那么这个国家就容易更快地强盛起来，在战国群雄中鹤立鸡群。
一代雄主秦孝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商鞅变法，他怎能不爱？
切己体察·对境炼心公孙鞅推行变法时，是否想过吴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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