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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唐朝时期留学市场的繁荣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唐朝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过巨大影响。比如日本，曾先后十几次派出遣唐使，到唐朝学习先进制度和文化。直到今天，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唐朝文化的痕迹仍处处可见。
唐朝文化强盛在当时的是一致公认的。例如余秋雨在《大唐魅影》中说：“长安曾经收纳过至少几万留学生，日本的留学生就有一万多，那么朝鲜，当时叫新罗，在晚唐的时候考入我们科举的金榜题名的新罗人就有五六十个人。”这段描述虽然含有水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应了我国唐朝时期处于世界经济文化中心的。
唐朝时期的日本留学生
根据日本学者木宫彦泰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日本遣唐使的200多年间，留唐学生一共是144名，其中学问僧占大多数，其它留学生只有14名。日本一共派出过19次遣唐使，实际成行的有16次（其中第6次是送唐使返国，只到达百济；第12次是为了迎接此前的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第16次是为了送唐使孙兴进返唐）。人数超过500人的有七次，最多的一次是公元804年的第17次遣唐使，出动四条船，人数达到了805人。但即使把成行的16次遣唐使团的官员和留学生人数全部加起来，也达不到一万人。
早期的遣唐使团，规模都比较小，只有一两艘船，人数也只有百余人。而且，早期遣唐使的目的，并不是前来学习唐朝的文化制度。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王小甫教授说：“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政治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如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唐朝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直到公元663年，日本企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在白村江(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与唐朝军队打了一仗，遭遇惨败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唐朝。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的目的才转变为虚心学习唐朝文化，不再谋求与唐朝平起平坐。
日本真正向唐朝派出留学生，应该是从公元717年第9次遣唐使开始的。第9次遣唐使出动了四艘船，人数多达557人，其中包括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来唐时19岁，入国子监“太学”学习，后考取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又称朝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阿倍仲麻吕终身在唐朝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吉备真备留唐17年，就学于国子监“四门”，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回国后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唐朝时期的新罗留学生
唐朝的外来留学生中，绝大部分来自新罗。因为新罗与大唐接壤，受汉文化影响也较早，所以赴唐留学成风。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中称：“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可达一二百人之多。”新罗留学生的留学期限一般为10年。由此可以推算，新罗来唐的留学生平均每年大约一二十人。整个唐朝时期新罗的留学生可能有几千人。
由于新罗留学生人数众多，在唐朝科举考试中，及第人数在各国留学生中也最多。吴玉贵《唐代文化》中称：“自唐文宗长庆初至后梁、后唐之际一百年间，新罗宾贡及第者90人，其中姓名可考者26人。”而来自其它国家的留学生，由于人数很少，宾贡及第者也极少，除日本人晁衡外，还有波斯人李珣、大食人李彦升等。留学生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会受到一些照顾。唐朝专门为留学生设立了“宾贡科”。在科举考试时，留学生与唐朝举子一起应试，但“每自别试，附名榜尾”。说明宾贡进士与唐朝本土进士是有区别的。
唐朝的外来留学生大都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国子监是唐朝的最高学府，留学生的衣食住行费用全免。因此，唐朝的外来留学生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留学生。不过，留学生是分等级的。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馆。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馆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如“国子”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以上；“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五品以上。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是因为他父亲是日本朝中高官。另外，留学生入学前还要接受汉语水平测试。如果汉语水平太差，也会被“拒收”。如随第17次遣唐使来唐留学的日本贵族子弟橘逸势，尽管书法水平出众，但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太学，后来只好修习琴艺，在长安呆了不到两年便怏怏而归。
早在唐朝时期，外国留学生来我国留学也是需要考语言什么的，留学的过程甚至比现在还复杂，那个时期的交通、衣食住行等都不方便，但仍然有很多人不辞艰辛，万里奔波，只为了学到先进的知识。所以如果你也有留学梦，但却怠于留学的所有程序和异国他乡陌生的环境，那么你就需要像博申这样的协助者，帮助你、推动你去克服那些留学过程中的琐事与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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