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碑学必起，以阮元为滥觞，包、康鼓吹“碑学之兴、帖学之坏”，虽不乏借政治主张、思想上之观念移植到书法领域之嫌，碑学实践到民国时候已然蔚为大观却是不争的事实。纵观于右任的书法实践也是经历由帖而碑，以碑入帖，碑帖融合的过程。
于右任11岁在书法家毛班香先生的私塾读书，同时于太夫子汉诗亚农公学习草书，临写王羲之的《鹅字帖》，得到其书学的启蒙。于右任25岁中举，虽然早期作品未见存世，但也可断定其书法难免同一般士人一样受限于馆阁刻帖之风。
1918年的《录延长感世轴》为于右任较早的存世作品，其风格已开始行脱离阁帖之意而带有清秀道丽、舒展的“二王”意味。帖学的基础对于右任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学赵能磅礴大气、纵横捭阖，恐怕是因为作者胸有丘壑，腕底自能生风雷。
于右任投身革命后，“曳杖寻碑去，城南曰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万台。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广收北朝墓志碑石，闲暇于书法，盖其不自满于规饬、秀美之帖学书风，欲透过笔墨挥洒，抒发自己内心压抑与桎梏，而书风转趋豪迈。
于右任深黯创获，把魏碑的雄强、阁帖的道美结合为一体，点画因金石气而厚重，结体因开阖纵横而博大，章法简洁多强调体势；进而又把魏楷行书化，使楷行二书并行发展，形成一种新的风貌。
如果说魏碑使于右任的字奇崛生姿，帖学的底子又使于右住书法具有内在的浑厚华滋之内美，或可说是“尚武”的精神注以气度与势态而儒者情怀给他的书法以文雅与和平。
在碑帖融合的尝试上于右任给传统注入新的意识，使他的书体显现出异样的风采。他主张“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无论是楷书、行书还是草书，都显示了这个鲜明艺术特色，潇洒率意之气淋漓尽致现诸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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