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来，笔者工作之余，遍查历史典籍和“躬耕地”之争双方经典学术论文，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讲：诸葛亮不仅十年躬耕于襄阳城西远郊邓县隆中，而且也因汉末“邓县”隶属“南阳郡”之实，让南阳郡宛县与躬耕地有了关系。
一、现在就读裴松之注《三国志》，答案自明，还用争论吗? 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襄阳隆中说”与“南阳卧龙岗说”，发端于对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五》的解读。现咱们就翻开此书，不预设前提，从头至尾严格依该史本意去读，戒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主观臆断，自不会受二手文章干扰，有明确结论。
以下【】内为原文，其中之（）内容为裴松之注。
1.【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打住，刘表在哪儿?荆州治所襄阳。家在宛城岂非依张绣?
2.【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裴松之于此，解说躬耕地引入习凿齿著述。若有“卧龙岗说”自然也会引入。因玄卒于南昌还是襄阳，时有异议，严谨的裴在上述两段文字之间，引入“献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此书所云，与本传不同”。中科院历史所高满仓曾专文考证持此论，参详亮大姊嫁中庐(南漳)蒯祺、二姊嫁与襄阳庞山民、时诸葛亮诸葛均未成年之实，应由叔父玄或刘表主持，才有这种世族联姻之可能。故此说不通。
3.【身长八尺，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按崔氏谱：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公威名建，在魏亦贵。)】请注意，“好为梁父吟，自比管仲乐毅”，说明亮躬耕隆中实乃半隐，在二三百里外的“卧龙岗”，于牛车泛滥的年代，就是真隐身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襄阳乃至襄阳师友亲朋之外了；“亮在荆州，于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史载四人皆在襄阳劝业堂就读；“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若在宛城汝南孟公威是“东归”！
4.紧接着是隆中对【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原见之乎？”(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於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於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刘璋闇弱，张鲁在北，……，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魏略曰：刘备屯於樊城。……，亮乃北行见备，……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关键点来了，习凿齿《襄阳记》指明南漳司马徽告诉了刘备孔明”道号“卧龙”，今襄阳“卧龙镇”、南阳“卧龙区”、“卧龙岗”皆以此号定地名，而非《三国演义》所言诸葛亮因地形而得“卧龙”之名，此其一。其二，隆中对策发生在隆中绝非宛城，否则“张鲁在北”吗?能言“西和诸戎”吗?能言“以向宛、洛”吗?此“宛”不正是宛城吗?《隆中对》自身所含地理方位不已经给出了躬耕地在隆中而非“卧龙岗”吗?！其三，《魏略》、《九州春秋》所述反“三顾茅庐”之情，被中立的裴松之罕见地站出来以传世铁证《出师表》驳倒！
5.我们读《出师表》【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就是史学源头所能给予“南阳卧龙岗”说的唯一支持“躬耕于南阳”，不多，五个字。需要指出的是，“草庐”是谦词，类同“寒舍”，作为《隆中对》的题目不伦不类，更不能作判别躬耕地的标准。否则诸葛亮岂不“卑鄙”了?！参阅“自比管仲、乐毅”等语，“不求闻达于诸侯”则显得“言不由衷”了！哈哈。
6.再看汉中武侯祠的建立及蜀汉的祭祀之风【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於沔阳。(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於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於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偪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於是始从之。)】【秋，魏镇西将军锺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阳记曰：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汉中沔阳武侯祠为官方正式祭祀地，诸葛逝后“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蒸尝止於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但最终修成正果的全国九大武侯祠，皆与武侯生平直接相关之地。 在介绍武侯子女时，裴松之引入“诸葛娶丑女”的襄阳民间佳话。沔南名士黄承彦家在今隆中黄家湾，与亮家不远。
7.陈寿进《诸葛亮集》上疏言【臣寿等言：……，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於草庐之中……】。再次指明亮“避难荆州，躬耕于野”的“三顾”旧事。
8.最后，是陈寿对武侯的评价【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显然，裴松之不满此评，花了很大篇幅引入袁子等评论，实属罕见，并以李兴的祭文作结【……(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今我来思，觌尔故墟。……)】此《立碣表闾》碑在“隆中”有疑义吗?该祭文多骈句，很多南阳朋友点读不对，多附会“于沔之阳”与隆中无关，哈哈！其实该文头句八字简略叙事讲起因，古文言简意赅嘛。二句描写仪式，虽略却庄雅。三句记登隆中山至亮宅。后或颂或扬或叹或赞，一气呵成，文辞美极。 “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实指刘弘奉诏讨伐沔北张昌叛乱功绩，或指奉诏沔阳武侯祠祭亮返襄至亮宅事。参照“鼓鼙而永思”的国家仪式之规格，应是后种。无论哪种皆与宛城无关，因汉水与宛之间还有唐白河湍河等三大河流，“阳”不了那么远！
综上，史学原著“躬耕地”皆无一字提“宛”，反而三处明言“邓县隆中”、“隆中”、“隆(中)山”。蜀汉旧臣陈寿指明亮躬耕于“荆州(襄阳)之野”，曹魏鱼篆、东晋司马彪也持此论。而刘弘、李兴、王隐、习凿齿、裴松之确指“隆中”，是毫无疑义的。以上均与“躬耕于南阳”无冲突。反观东汉光武帝南阳人刘秀，实则现襄阳市枣阳吴店人，这没有异议，为何?查《汉书.光武帝纪》即得“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没有争论必要。
总之，从陈寿(233年~297年)至裴松之（372年~451年）、郦道元（472年~527年），即从汉末、三国、历两晋至南朝宋(直至梁，后文证之)和北朝北魏，诸葛躬耕地并无争议，即襄阳城西之隆中！
二、在地理上，隆中到“邓县”比到“襄阳城”要近十多里，前者要过汉江但地势平坦，后者远且不说尚需翻山越岭（一）“邓县”隶属南阳郡
据《汉书.卷二十八上》有：“南陽郡，秦置。莽曰前隊。屬荊州。戶三十五萬九千（一）〔三〕百一十六，口一百九十四萬二千五十一。縣三十六。”武当、均县、酂、阴、筑阳、山都、邓皆在沔南或有土地在沔南。“酇，侯國。”陰“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云遷陰於下陰者也，與酇相近。今襄州有陰城縣，縣有酇城鄉。」”“山都，蔡陽，莽之母功顯君邑。”“(新野，)筑陽，故穀伯國。莽曰宜禾。”“應劭曰：「筑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沔。」師古曰：「春秋云『穀伯綏來朝』是也。今襄州有穀城縣，在筑水之陽。筑音逐。」”“西鄂，穰，莽曰農穰。”“師古曰：「今鄧州穰縣是也。音人羊反。」”“鄧，故國。都尉治。”“應劭曰：「鄧侯國。」”
同书南郡条，荆州南郡辖襄阳、中庐、鄢、郢等十八县。感兴趣的朋友可同查《水经注.沔水》和明清顾祖禹《读史方與纪要》之卷51南阳府、卷79襄阳府，就会有明确认识，此不赘述。这里我可以明确地说，已故谭其骧院士的历史地理图集是对的，吾辈望尘莫及。
所以，描述“南阳郡”的“南山以南、汉水以北”的概语不可绝对化。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对的，尽管傍了帝乡“南阳”的名气，因当时邓县隆中虽在襄阳城西远郊却隶属南阳郡。
（二）汉晋六朝“邓县”不是现河南邓州
《方舆纪要》虽在卷51，河南六，南阳府，“邓州”总论中说是“春秋时邓侯国”,但在后文分条论述邓州的山川城邑沿革时，却毫未提到邓国和汉晋的邓县；而在卷79，湖广五，襄阳府“邓城”条中虽然说是“府东北二十里，本春秋邓国地”，但所引史事则包括有关秦汉时邓县的材料。
乾隆《邓州志》和嘉庆《南阳府志》在“沿革”部分，把春秋时邓国和战国秦汉直到晋宋时的邓县，都列入邓州范围，但在“古迹”部分又只举出穰县等，而全未提到古代的邓县。《邓州志》在“沿革表”的汉代州、县一栏中，列举了邓、穰、涅阳、朝阳、棘阳、淯阳、冠军七县之后，却又加注说：“旧志皆邓境内。今按：各史志，惟穰、涅阳、冠军确系今邓地无疑。余尚侯考” （见卷1,页4下）。这些都足以说明邓州之说并无确据。近人著作中主此说者，也未见有任何认真的考释。
其实，今河南邓县虽是邓国地却未有邓都，从战国以来直到明初，一千多年间一直是穰县所在。北魏至隋初曾在这里设荆州；隋灭后梁取江陵以后，荆州移治江陵，始于穰县设邓州。至明初，废穰县，这里才专称邓州。民国以后，废除府、州，于是邓州始改称邓县，以迄于今。这一沿革情况前人是有明确记载的。穰县既一直在这里，则战国至汉晋与穰县并存的邓县，自不可能也在此。古代记载直到唐宋,也还未见有把穰县（邓州）同古代邓国联系起来的。然则是否可把古邓国和汉晋六朝邓县，定在今邓州南境 ？这也不可能，因为南境是汉晋至刘宋时的朝阳县地，县城就在今鄂豫两省交界处的襄阳石桥，无法在这里再安下一个邓县。
（三）古邓国（汉晋宋齐邓县）就在今襄阳市樊城西北的邓城遗址
认为古邓国（ 宋齐以前邓县） 在汉水北岸今湖北襄阳市的记载，比河南邓州说要多得多，也早得多。
刘宋时人盛弘之所作《荆州记》（ 成书于元嘉十四年）云：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余里，邓侯吾离之国，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百余里，有谷伯绥之国。（原书已佚，此据光绪十九年曹元忠辑本卷3，内容转引自《太平御览》卷192）。这是今存史料中有关古邓国及邓县地望最早的较明确记载。
下至清代，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襄阳县“邓城”条云：“县西北二十里。春秋时邓国地”。又“鄾城”条云：“在邓城南七里”。同治《襄阳县志》第二册，卷 1，古迹，“邓城”条云：“县城西北二十里，今城基尚存，高丈余，壕淤成田。”又“鄾城”条云：“在邓城东南十余里”，与《府志》所记大致相同。特别是《县志》 描述较具体，应是当地人根据实地调查所得。这同现在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位置、特征也基本相符。
（四）樊城东北、唐白河西岸的“邓县”实乃“邓县”所析出的荆州义阳郡“邓城县”
1.“邓城县”在今存史料中，最早见于今本《水经注》
卷引淯水篇云：
【经】（淯水）南过邓县东。
【注】县故邓侯吾离之国也。楚文王灭之。秦以为县。淯水右合浊水，俗谓之弱沟。水上承白水于朝阳县，东南流，经邓县故城南。
【经】（淯水）南入于沔。
从这段记载看，显然是把古代邓国和汉魏邓县，连同古代的鄾城，都定在今襄樊市东北的唐白河西岸了。下至唐宋，以及明清，这个东北说一直相当流行。例如《元和志》卷21,襄州“临汉县”条云：临汉县，本汉邓县地，即古樊城。……县城南临汉水……故邓城，在（临汉） 县城东北二十二里，春秋邓国也。
《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条云：汉邓县地，即古樊城。……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以襄州为襄阳府，徙临汉县于东，古邓地。乃改为邓城县。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31，淯水篇按语云：秦置邓县，属南阳郡。两汉、魏因。晋属义阳郡。宋为京兆郡治。齐因。梁废。今在襄阳东北二十里。 杨守敬《水经注疏》卷引认为这条浊水即今之清河，因为清河上源也在今襄阳西北境及豫陕边界地带，东南流，过清河店，转南流，在樊城东北入汉（咸丰十一年唐白河下游改道前，是入唐白河。
2.《晋书•地理志》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晋志》（卷15）荆州义阳郡有邓县，原注云：“故邓侯国”。同卷荆州襄阳郡又有邓城县和鄾县。当时的义阳郡共有十二个属县,东起随县经随枣走廊，西至南阳盆地南部，包括新野、穰县（今河南邓州）、朝阳和邓县等。襄阳郡则在义阳郡西南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带有两个以“邓”为名的县。鄾县，据《左传》桓公九年杜预注所记，是位于汉水北岸邓国南鄙的鄾邑故址。古今于此，并无异词。此县与邓城县同属襄阳郡，又都在沔北,自必相近。《晋志》又指明义阳郡的邓县是“故邓侯国”，则鄾县自必又在这个邓县的南邻，邓城县与邓县既都与易县邻近，则彼此亦当相近。邓县既如上考，在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则此晋代邓城县就只能在鄾县东北方。鄾县自晋时一度设县后，即未再见有设县的记载；邓城县在宋、齐两《州郡志》和《隋书•地理志》中亦皆未见，可知这期间亦未设县。直到中唐时期，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始又重设邓城县于今樊城以东偏北的古邓城（已详上考）。这个“古邓城”位置与上考晋邓城县的方位正合。北宋沿袭之。南宋初，废为邓城镇，以后未再设县。
3.樊城北面说是调和“西北说”与“东北说”的产物
唐初的《括地志》云：“故邓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二十里，春秋之邓国。” 安养县，唐天宝以后改名临汉县，故地在今襄樊市之樊城，已见上引《元和志》。
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4，襄州“邓城县”条原注云：“（襄州襄阳县）北二十三里。”下文云：“汉邓县地，……古邓地。”并云鄾城也在县南境。
乾隆本《大清一统志》卷270湖北襄阳府，古迹，“邓县故城”条，也说是“在襄阳县北。春秋时邓国” 。
三、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对邓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已为“躬耕”之争、“邓都”之争划上完美句号
“躬耕地”之争在历史研究中，的确是小问题。一个语文基础好的高中孩子，看完裴注《三国志》都可以给出正确的答案，而况广大文史工作者呢?大家心里都有自已的判断，在公开场合反而不愿表态，为何?因为习凿齿中枪了，已故谭其骧老先生也被黑了。
(一)古邓国、邓县故址已确定为襄阳市樊城北约6公里处邓城遗址
邓城遗址土城城墙略呈长方形，东墙长766米，南墙长896米，西墙长713米，北墙长858米。墙厚10至15米。墙残高3米左右，四角稍高，最高处6.3米。四面均有城门。护城河宽40米左右，现为水田。城东南角外有高约8米土台，俗称烽火台，也称阅兵台。城内有十字街道，西北角有明代建的宁国寺。邓城内外地下历史遗存十分丰富，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秦汉及以后朝代都有，是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离邓城北约3公里的丘陵地带，有两周时期墓葬群，"邓公乘鼎"和"吴王夫差"剑分别出于山湾和蔡坡墓地。据考证，这些墓地与邓都密切相关，其中铸铭文的，就有邓、楚、吴、上鄀、蔡、曾等国器物，是研究楚文化及邓、楚和有关国家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邓城城址外围有西周至春秋早期(与邓国同一时期)较大规模的村落、作坊遗址，又有高级贵族、平民墓地，它们组成了完整的都市中心聚落群。1981年，邓城遗址被湖北省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特殊遗存有卞营遗址集中分布的水井群、周家岗遗址春秋早期大壕沟及宋代火葬墓、王家巷遗址制陶作坊区的灰坑及窑址群、贾巷墓地一主一侧室加祭台的墓葬等。较为重要的文物有周家岗遗址新石器时代完整花瓣圈足陶碗、黑或红彩红陶杯，西周中期前段或西周早期后段陶鬲，宋代红绿彩花卉纹瓷枕、影青釉小鼎式瓷香炉；王家巷遗址春秋早期卜骨；卞营遗址春秋晚期陶鸟形双耳平底壶；贾巷墓地青铜小羽人等。发掘成果进一步证实了襄阳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一是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和周代遗存，佐证了邓城至迟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古邓国都城、春秋中期至汉代为邓县县治的史实，继而将襄阳早期城市的中心圈定在了邓城区域；二是周代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和融合性为寻找早期楚文化的来源积累了资料；三是较多大中型墓葬在贾巷、卞营墓地的发掘反映了邓城区域在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的繁荣程度，间接说明了襄阳当时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四是宋代火葬墓及具有北方窑系瓷器的发现，说明了宋代北方地区民众可能大量南迁并定居襄阳，为本区域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二）邓城遗址的考证和考古发掘有力地印证了习凿齿等关于隆中躬耕地的记述
1.《三国志·蜀志》卷5 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2.习凿齿《襄阳记》曰：楚王至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即此水也。浊水又东，逸邓塞北，即邓城东南小山也。……浊水东流，注于淯。淯水又南，迁邓塞东，又通鄾城东。……盖邓之南鄙也，昔巴子请楚与邓为好，封人夺其币，即是邑也。司马彪以为邓之鄾聚矣。
3.萧统所编《文选》卷37诸葛孔明《出师表》，唐李善注引《荆州图副》亦云：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 隆中山在今襄阳城西约二三十里，北过汉水不远就是邓城遗址。这同上引《汉晋春秋》和《荆州图副》所记，邓县（邓城）南与隆中的诸葛亮宅隔沔相望的位置正合（里数过近，可能有脱误）。
4.《元和志》卷21，山南道二，襄州襄阳县“万山”条云：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 这说明在襄阳城西不远 （包括汉水南岸的万山以西）也就是邓县县境。而隆中也正在这里，因而《元和志》所记，与上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说“隆中”属邓县，又正相合。
标签： 诸葛亮墓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