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者远比读诗文者众。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的诗集《幡》、文集《美人与匾》仅让邹静之在文学圈里略有声名。而他一夜之间成了文化名人，则是因为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热播。从此，一部连着一部，从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到《五月槐花香》，从电影《千里走单骑》、《一代宗师》到《归来》，邹静之从未停下他的笔。而舞台艺术的本体魅力，影视作品永远无法企及，他说“在黑压压的观众席里，听演员唱着、演着，哭着、笑着；观众听着、看着，哭着、笑着。这感觉、这滋味，再长篇的电视剧也得不着！” 于是，他又开始涉猎话剧，从《我爱桃花》到《花事如期》……面对着扑面而来的“当今涉猎文体最多的编剧”、“中国编剧第一人”的赞誉，他却说“我只是个用钢笔写作的人。”“我走上文字生涯，纯粹是天上掉馅饼”1982年正挨家挨户抄水电表的邹静之突然被提拔为办公室主任，在这个半脑力劳动的岗位上，激发出了他潜藏的天赋和对文字的敏感度，继而在《北京晚报》发了一篇一分钟小说，在《诗刊》发表了平生第一首诗。1984年中央电大中文系毕业到后来《诗刊》社把他调入做诗歌编辑，10年写诗的经历对其文字的锤炼和日后写作的帮助功不可没，“而最终干起编剧这个行当，要感谢田壮壮和唐大年，是他们看了我的文字后鼓励我，说我能够写剧本”。谈及自己天生对写作的敏感，与邹静之小时候的经历密不可分。“爷爷是清朝最后一批举人，父亲也是读书人。我二年级读《三个火枪手》和《说唐》，四年级看《红楼梦》，四五年级就开始听歌剧了。我小时候是受这些传奇影响的，没有接触宏大的哲学和写实的东西，这让我的思维开阔，想象力丰富。”年轻的邹静之当过舞台上挑着长枪上场的大武生、唱歌剧的演员。但，武生梦没能做成，歌剧演员也和他擦肩而过。“我都通过三试了，最后剧团团长突然换人了。我空欢喜一场！没能成为一个在舞台上唱男高音的歌唱演员可能是我生命中真正伤心的一件事，不自负地说，我不管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到最后都会成为一个写作人。学声乐十多年，以失败告终；书法写了十几年，也就那么回事；桥牌打了很多年，整本整本地背书，打得很好，但也没能成事。可是我一写东西就和别人不太一样，第一篇小说就能发表。我想，天分一定起了作用。这么多年，我每天都写，也有二三十年了吧。”如今，写作已经成了邹静之的生理需求。八年北大荒，讲故事成瘾16岁邹静之就下乡到北大荒，继而是河南农村，干的都是地里的活，很踏实。“在北大荒可能是我一生中看书最多，读书质量最好，最独立思考的时候，为借一本书走十几公里雪路的事常有，饥饿的时候每一个字都能消化掉。”去北大荒时邹静之带了一箱书，包括《高老头》、《战争与和平》、《中国通史简编》等，晚上凑着油灯看书，对他来说真是一个戏剧性的陶醉。插队时，邹静之读了所有能找到的书，当时内部发行的《多雪的冬天》、《麦田的守望者》之类的也看了个遍。那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回忆在城门洞读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的那种感觉很动人，这是他第一次看一个人的传记。“现在想那时就是一个青年，充满了理想，爱唱歌，很大声音唱。因为爱唱歌，去文工团了。然后，我就开始过了很多年又演出排练，又劳动扛麻袋的生活。给一个粮食加工厂上料，最多时一个人一天要扛10多吨粮食。” 邹静之说自己在北大荒练就了一个本事。他说那时候，每个连队都有一两个会讲故事的人，一到晚上，大家围上来，给他们讲个故事，有牛奶就能喝上牛奶，有烟也会先给你。邹静之讲过《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就连《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国会纵火案》都讲过，经常从坐着讲到困得躺到被窝里，迷迷糊糊地再讲一会儿。讲累了开始演绎，开始添油加醋，很过瘾。“其实之前，我是很不会说话的，属于口讷的人。” 有趣的是，在邹静之写的一篇《我的北大荒岁月》回忆文章中《伪造的情书》有生动的描述，藉此他获得了校友外号“烧鸡”以及校友的奖赏——一瓶劣质草籽酒。“追溯起来，那该算我挣的第一笔稿酬。” 北大荒时一年的日子，有半年与白雪相对。雪之单纯单调，之无奈，让人觉出无聊。打发日子最好的办法是打赌，其次是恶作剧，而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一次捉弄他的校友壶盖。
“壶盖是我一校友的外号，缘自何典已记不起来了。壶盖比我们年长一两岁，以脏、懒、馋而遭人厌。壶盖身上养了不少虫：以虱子为多(地面部队)，臭虫次之(坦克部队)，跳蚤又次(空降兵)。壶盖因虫累赘，而面色苍白。终日坐在那儿，将手探入服内，清点，整编他的三军。时有自语式的演说嗫嚅而出。壶盖大多数精力都用来对付那些虫子，生活消沉，落寞。”“于是我们就想伪造一封情书给他”，邹静之笑谈此事，“情书如下：‘×××：你这小伙儿真不错！俗话说，浇花要浇根，浇(交)人要交心……你如想与我相识，相知，相爱的话，咱们X日中午在供销社门口相会……’署名用了当时很流行的‘知名不具’。”“情书放在了壶盖脏而乱的铺上。大家边打扑克边留意他的种种举动。他被我们所见的大致过程如下：进屋，爬上上铺，发现情书，惊讶，坐读一遍，躺读一遍，呆想呆看再一遍，收起情书，此时有光彩从脸上溢出。”邹静之着实对荒唐时代的寂寞岁月娱乐了一把。 《我爱桃花》源于一顿涮羊肉2001年冬日的一天，时任北京人艺领导的刘锦云、任鸣、马欣请邹静之、刘恒、毕淑敏、王刚等几位作家吃饭、看戏。邹静之回忆：“那天，吃的是北京人艺有名的涮羊肉，晚上看《茶馆》。请吃饭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给北京人艺写一些戏。”邹静之说，那天看戏的时候，他心旌摇摇。因为，北京人艺一直是他心中的殿堂，而殿堂中的那些演员都是圣人。突然之间，北京人艺让他写剧本，他说自己兴奋得恍惚。邹静之成了这几位作家中第一个响应的人。“那时，任鸣副院长心脏不好，住院了，我跟他通电话。他问我想写什么样的戏。我一气儿说了3个选题，其中就有《我爱桃花》的创意。”当时，邹静之给任鸣讲了《醒世恒言》中的一个小故事：唐朝时，风流少年冯燕与牙将张婴之妻通奸，某夜张婴突然醉归，冯燕欲逃时发现张婴醉卧压住了自己的巾帻，便示意张妻将巾帻拿来，但张妻错以为冯燕要张婴腰间的刀杀自己的丈夫，遂抽刀递与冯燕…… 除了《我爱桃花》，还有一个选题让邹静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从一个纪录片得到的灵感，讲一个农村孩子考上了大学，要入学了，所有亲戚聚在一起算账，算得很热闹——车票多少钱，置办行李多少钱，见了老师送礼要多少钱……最后，有人问孩子他爸现在有多少钱。他说，‘我一分都没有。’那时，我很想写这样一个小剧场话剧。” 然而，任鸣将这个选择题又还给了邹静之，而邹静之最终决定将《我爱桃花》作为他的第一个话剧作品。
在创作之初，邹静之想起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有一段旧话：
“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绘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这段话的光芒照耀了几千年，也让邹静之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爱桃花》的结构便是源自这段话的启示。“因为这段话，我觉得自由了。” “《我爱桃花》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偷情又误会而产生的杀人事件。冯燕拿着刀，杀张妻，不行；杀张婴，不行；自杀，也不行。怎么办？把刀插回去，当一切没有发生，但杀人的念头已经产生了。佛教有一种说法叫‘护念’，就是要护住自己纯正的念。我相信每个人都曾产生过恶念，但往往就在闪念之间止住。如今念头已经显现出来，就没法‘插’回去了。”当被问及《我爱桃花》的取名缘由时，邹静之认为，在中国古代，桃花就是男女情感的代名词。像桃花运、桃花劫、桃花煞、命犯桃花等等，说的就是男女情感。当时提出用“我爱桃花”时，大家都觉得很好，说话剧就应该叫“我爱桃花”这样的名字，一看就知道一个大概。这是中国独有的感觉。 最终，邹静之以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爱情的桃花为意象，将古代和现代两条线索交织并行，探究了因偷情陷入的感情困惑。 邹静之为《我爱桃花》的创作过程做了生动的比喻。“写诗，就像看见尘土中的一颗珠子，你去捡，发现一颗接一颗地出土，最终拎出了一串。但这次不一样，《我爱桃花》像一棵自由生长的树，不断分叉，然后顺着枝杈延伸。”邹静之说，正是因为这种生长式的创作，让《我爱桃花》有了如此长的生命力。“过去北京有种养蝈蝈的葫芦，长的时候要用泥封住，长成了就是你需要的形状。《我爱桃花》不是模子里长出来的，是完全天然的。我相信观众也会感受到天然与刻意的区别。” 2003年，由任鸣导演的北京人艺版《我爱桃花》首演，并成为北京人艺实验剧场的开幕戏。2009年，龙马社版《我爱桃花》为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揭幕，这一次演出与北京人艺版不太一样。“我创作《我爱桃花》的时候，也受了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影响，有了写戏中戏的感觉。后来任鸣说，能不能再加一维，变成戏中戏中戏？这个想法对我有挑战，但我想，没问题，就回家琢磨，又加了一维。但是，北京人艺版最终只呈现了‘两维’。后来，龙马社排出了三维版本，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我觉得，二维版更加自然、通俗，三维版可能有些牵强。”经过多次演出实践，如今“第三维”的结局已经鲜见于舞台。但邹静之说，“第三维”的台词却是他所有话剧作品中最满意的。时代洪流里的清泉，娱乐时代的文本家 “左右的事情不问，过去的事情也不想”，这是邹静之现在的自由状态。他热爱舞台艺术和电影，一直埋头写作。偶尔检索，突然发现自己还写了不少东西，诗歌、散文、小说、话剧、歌剧、儿童剧、电影等都是他涉猎的文体，“多时只会相得益彰”。邹静之现在每天写作三四个钟头，通常是早上。到现在也不打字，手写。有时候笔跟不上思维，闸门打开，一下子能冲出好几篇东西。现在已经写得慢了，一是舞台剧不好写，二是年纪长。写《康熙微服私访记》时，三天写两集。“有时候写东西就像抓逃犯，没有速度你抓不到，那个飞扬的东西出不来。现在我更享受那种琢磨、拿捏的感觉，对于一个六十来岁的人来说，控制比畅快重要。”在邹静之看来，很多人有奇思妙想，但不善于表达，而且离那个准确的表达特别遥远。更多的人选择人云亦云，他们的意识被世俗的用烂了的语言和意识控制着。那些寻常的、不加思索的、流俗的、是非的价值观对文学和艺术来说是糟粕，是艺术的敌人。“我写作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不是表演，更多时候是在思考如何准确传达自己的意识和感受。”人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而如何把它准确地传达出来，或许是邹静之一生都在追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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