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勾起古蜀正史
人类诞生前的古蜀史
冯广宏
天、地、人都在不停地运动着，变化着——天空中白云苍狗，白昼和黑夜交替；人和兽全在经历生、壮、老、死的轮回；这是人们熟知的事情。大地其实也在变，不过它缓慢，不太明显。
《神仙传》里的王方平，遇见了神仙麻姑。她指着面前茫茫的沧海说：“我都见到它三次变成了桑田。 现在却又变回来了。”按神仙家的说法，天上的一天，世上就是三千年。长生不老的麻姑，她的时间轮带转得飞快，能亲眼看见大海干了三次；我们凡人就不行，好象大海永远都是那样。
不过地质学家们能够把历史镜头给倒回去。他们从岩层扭曲变形的种种形迹，就能逆知哪些地方曾抬升过；哪些地方曾下降过；哪块平陆原先是海，那些邃谷原先是山。
我们脚下的大地，都是些漂浮在岩浆之上的特大板块。比如四川，就夹在亚欧板块、印度板块、太平洋板块之间。这三大板块互相顶撞、挤压、俯冲，使这块地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造山运动”。
3亿年前的“古生代”，这里原是古地中海的一个大海湾。现在的四川盆地，那时覆盖着一片碧波。到了1.8亿年前的“侏罗纪” ，发生了一次“印支造山运动”，川西横断山脉隆起，川东却不断下沉，可是海水已经不再侵入，这里又成了20万平方公里的“巴蜀湖”，今天的成都，那时还深埋在烟波浩淼的湖底。
到了1.4亿年前的“白垩纪” ，又发生了一次“燕山运动” ，川东逐渐隆起，巴蜀湖日渐缩小，最后缩到现今成都平原这块地方——只好叫它“蜀湖” 。
在0.4亿年前的“第三纪” ，著名的“喜玛拉雅运动” 造就出世界的最高峰。四川水涨船高，再度抬升，蜀湖于是只剩下一个湖心，中心大致在现今蒲讧、洪雅、雅安那一带。原先硕大无朋的湖底，填满了紫红色的岩屑，最厚的地方能堆积起1000米之谱，在千万年高压下，形成了今天四川盆地红色的砂岩和泥岩。
喜玛拉雅运动的余波一直延长到300万年前。 在“第四纪” 还不断发生着“新构造运动” 。据说四川在这一期间至少抬升了5次，蜀湖终于消失，那里填满了砾石和泥沙，构成今天的成都平原。
——这就是人类还未诞生以前的古蜀史。
如今，大规模的地质勘探，证实了成都坝子“沧海变桑田” 的故事——彭州东部、郫县西部到崇州一带，地底下确实有个隐伏着的湖盆，长约90公里，宽10到25公里。湖盆周围，是埋藏在地底下的丘陵。侏罗纪、白垩纪时露出地面的砖红色岩层，经过在彭州和崇州那里的钻孔探测，发现它们己埋藏到地面以下300米左右的深度。基岩上边堆积起巨厚的砂砾层。
根据钻机打孔的地方和数据，不难画出当年“蜀湖” 的形状。
彭州竹瓦铺——514.09米；
大邑安仁镇——290米；
郫县安德镇——257米；
彭州致和乡——229米；
古湖盆周边的数字便越来越小，例如：
都江堰聚源乡——68米；
彭州隆丰镇——61米；
成都簇桥乡——45米；
德阳郊区——40米；
彭州关口——35米；
广汉机场——29米；
都江堰羊子口——16米…
现在的成都平原，平面上像个斜放的菱形。从安县到名山，大致是200公里的长轴；从都江堰到成都龙泉驿，大致是90公里的短轴。这块平原的大小，有8464平方公里。它夹在从北到西的龙门山系和从东到南的龙泉山脉当中——实际上是一个盆地。这盆地中央虽然相当平坦，但却微微有些倾斜——西北高、东南低。
那龙门山系是由几条山脉组织起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是茶坪山，又叫九顶山，古代称为玉垒山，屏风似的围在平原西北一方；其次就是平原西缘的邛崃山脉。山岭连绵，挡住了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在山峦的背风坡，雨水丰沛，也不酷寒。那是古代先民的乐士。
成都平原还是生物界的乐园。《山海经》的《海内经》这样描写过：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
“凤鸟自歌，鸾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
那里真太美好！圣经中的伊甸园也不过如此。
这一大片土地，古代中原人称之为“蜀” ， 一向是个默默无闻的地方。最近才知道，远古的蜀，曾经演绎出一场场光怪陆离的史剧，还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蜀”字的研究
四川盆地西部——包括成都平原，当然也包括三星堆，古代都称作“蜀”。
为什么要称蜀？答案有好多个。最正统的一个，是从字义分析出来的。
汉字是很先进的文字，虽然有形、音、义三大要素，但它们并不分割，而是互相串通着——从字形和字音就能猜出字义。那些牵藤带叶的关系，最早的字典——东汉许慎〈说文〉上头做了许多记录。那本书里对“蜀”的解释，讲得特别清楚：
“蜀，葵中蚕也。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
原来蜀是野葵上一种很象蚕的虫子。现在它的写法是加上虫旁——蠋。这种虫属于天蛾科，样子看起来蛮可怕。它一旦受到攻击，便会蜷曲起身子，露出特别的斑纹，很像一对毒蛇的眼睛。无论是动物或人，都害怕这种要命的毒蛇，常常吓得退避三舍。因此，蠋这种虫大家也不敢惹。它的外形，虽像给人亲切感的蚕宝宝，但本身却让人讨厌，所以经常被哲学家当作宣讲哲理的例子。⑴
既然蠋让人骇怕，当然它就相当孤独。引申开来，“蜀”字就有了孤独的含义。古书《尔雅》便说过：山“独者，蜀。”远古时代真还真有个蜀山氏，曾与黄帝子孙通过婚，这个氏族的老根据地便在蜀山。那山很可能就是全四川的最高峰——贡嘎山，突出在川西众山丛中，孤另另地高高在上，有些孤独。
西汉成都才子扬雄，最善辞赋，他写作的《羽猎赋》、《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曾打动过汉成帝的心。古代的赋里，要用到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字，所以扬雄认的怪字最多，经常有人坐着马车跑来向他问字。由此他也养成了向人请教字学的习惯。在他担任黄门侍郎期间，凡有外地来的官员，总被扬雄拉着问字——各地方言中的俗字。通过２７年时光的调查积累，他终于编成《方言》一书，成为中国头一部方言字典。他发现，南方人口中的“蜀”这个音，意思就是“独一个”。
照这样说，“蜀”这个地方，就该是个神秘莫测、独一无二的王国了。
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写的是公元前１４世纪的古汉字，其中就有不少个“蜀”字。甲骨文写得很形象，那个字确实像《说文》所述，上头是象征眼睛的那个“目”，下边是弯曲柔软的虫身——那是眼部特别突出的虫儿，但并不是蚕。不过以往有些史学家和文字学家，总爱把蜀讲说成善于养蚕的部落，理由就是那字蛮像蚕儿——这似乎有些张冠李戴了。关于为何要突出眼睛这一点，他们认为蚕的头上也有眼目，这未免有些可笑：凡是虫都有眼睛，蚕为什么要突出它？那说服力也嫌太小。这个秘密，直到１９８６年三星堆考古大发现才找到了真正答案。那里的蜀人，对眼睛情有独钟，用青铜铸了许多模型；而且人面和兽面，都有着夸张的眼部——正象蠋为了防身，要突出它的假眼一样。
蜀人自己也许并不自称为“蜀”，他们应当有特定的称呼，就像住在岷山里的羌人，自己并不自称为“羌”一样。羌是中原人士对他们的称呼，因为他们是“西戎牧羊人”（<说文>所述），所以“羌”字便由“羊”和“人”所组成。最近在四川羌区所作的调查发现：羌人的自称，黑水、茂县北部是“尔玛” ；松潘、茂县南部、汶川是“日玛” ；理县北部是“赫玛” ；理县南部就称为“玛” ；都不叫羌。由此推想，蜀人自己应该有像羌人“玛”那样的称呼。“蜀”字，不过是中原人士强加上去的帽子罢了。
作为地名，各族也有各族的叫法。比如羌族史诗《羌戈大战》里，都江堰叫陆格，绵池叫哈苏，汶川叫科查，成都叫益多。谁知道那时的蜀人把三星堆叫作什么？
⑴《韩非子·说林》：“鱣似蛇，蚕似蜀。人见蛇则惊骇，见蜀则毛起。”《淮南子·说林训》：“今鱣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
古蜀史的前三代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唱出来的史诗。一代一代，口口相传。
史诗大量留存在职业祭司的脑子里，一到了祭祀、施法时，就把它吟唱出来，为的是娱神、驱邪、求吉。那些史诗押韵顺口，易读易背，完全可以十代百代地传唱下去，而且重大情节也不会走样。
史诗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各式各样的英雄。他们的名字不会被人忘却，他们的儿女往后传下了几代，一般也能在唱词中背下来——这就构成了最原始的口头历史。
住在被称为“蜀” 的那地方的远古先民，当然也有不少吟唱着的史诗，可惜没有人及时地把它记录下来。直到西汉末年，才有个成都才子扬雄，写在他那本《蜀王本纪》上。⑴这本书起这个名字，完全是学他老前辈司马迁写《史记》的体例——凡是领袖的事迹，那篇记录便称为“本纪” ——后人简称，就叫“蜀纪”。
扬雄带了个好头。后来在东汉、三国直到晋代，住在成都和附近的文人，往往踵其步武，尽量网罗异闻，接力编写。据《华阳国志·序志》说：出版过蜀纪的不下八家。⑵三国时，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有位学者秦宓，去见广汉太守夏侯纂，一开口就说：“民请为明府陈其‘本纪’ ” ，讲了许多当地典故。他的故事就是从那些蜀纪里看来的，《三国志》里就记下了不少精采的段落。到了公元4世纪，江原人常璩因为当过成汉政权的文官，入晋后受到歧视，于是发奋著书，把前人蜀纪综合起来，加上自己采访的口碑，编成中国头一部西南地方总志——《华阳国志》，成为史志宝库中的杰作。
幸亏常璩出版了这部书，因为前面众多的蜀纪，在南宋政府渡江时纷纷散失掉了。扬雄那本蜀纪也在湮失之列，好在书中不少重要的段落，从晋代起就有文人引用，从而保留在各种文献上。特别是北宋皇家启动编纂的《太平御览》，抄录的段子最多。不过，当时摘录的风气有点自由化，并不逐字照抄原文；所以原书同一段话，在不同的地方抄得不大一样，文字上总有点小的差异。
最早录下扬雄《蜀王本纪》古蜀史迹的，是晋代刘逵给左思《蜀都赋》做的注。那段佚文是古蜀史中最概括的一节，相当重要：
“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
文字，未有礼乐。”
虽然是粗线条，但却清楚地告诉人们，古蜀王朝大致有这么五代。远古蜀人既然没有文字，而且方言也和中原不同，那么，一大堆蜀王名号，除了记音，就是译义了。究竟是哪一种？至今还定不下来。
蚕丛这个称呼各处抄得十分稳定；但第二代分歧就大了。《太平御览》卷888和《初学记》卷8一样，与刘逵写的一致；而它的卷166先是写作“析权” ，后头又写成“伯雍” ，而《艺文类聚》 卷6写的也是伯雍。宋章樵《古文苑》中对扬雄《蜀都赋》作的注里，却又抄成“狛护”。扬雄写的到底是哪两个字？幸而《华阳国志》还在，书中写的是“柏灌”，与扬雄写的形似而音不同。那意思是不是相同，也很难说。不过，可以肯定其余都抄错了。
按照多数原则，基本上可以确定古蜀最老的三代是蚕丛、柏灌、鱼凫。由于《 太平御览》卷888上抄的《蜀王本纪》，有“此三代各数百岁” 的话，我们必须认定，这三个名号代表着三个王朝，因为任何一个蜀王都不可能活上几百岁。可是，这些名号又似乎是王朝开创者的大名。这老三代之间，可能是前后衔接着的，按“本纪”的习惯，它们应该象夏、商、周三代一样。
古蜀的老三代离我们十分遥远，距古人也不很近。唐代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就曾叹道：
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塞通人烟……
⑴当今有些学者（如徐中舒教授）怀疑《蜀王本纪》不是扬雄的著作，因为他是辞赋大家，而那书中文字相当浅近，文风不似。但是许多类书摘引此书时，一致皆称扬雄，好象没有理由否定为其所著。大儒有浅近之作，并非仅此一例，如明杨慎曾集云南民族方言编《白古通》；清李调元集广东俗歌成《粤讴》皆是。
⑵西汉有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城子玄，东汉有郑廑、尹贡、谯周、任熙。爱谈蜀事的还有汉末祝龟等人。
首代王朝——蚕丛氏
扬雄写过一篇《蜀都赋》，被章樵编进《古文苑》。里头文理古奥，怪字又多，要读懂真不太容易。对于古蜀史迹，只讲了寥寥几句话：
“王基既夷，蜀侯尚丛。并石石犀（栖），岓岑倚从。”
“昔天地降生杜虖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
章樵注解说：头两句讲，蜀都的王基奠定下来之后，后代蜀侯们便记起了老祖宗蚕丛。下面是讲蚕丛靠着山上的石头，垒起房子住；就是搬家仍然要靠拢石头山。后两句，是讲杜宇和开明的故事。
为了证明它的解释不错，章樵还引用了《先蜀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又引证《汉书·西南夷传》：直到汉代，岷山地区的群众，还是在半山腰开采片石，垒砌那种碉堡似的房子，叫做“邛笼” ，最高的可以到十几丈。那便是蚕丛氏留下的一笔技术财富。
对于蚕丛，常璩在《华阳国志》上作了重要补充：蚕丛氏是“纵目人”，最早称王。由于这族人死后用石头棺椁，民间便把岷山地区的石棺墓，称作“纵目人冢。”
至今，岷山还有些带“蚕”的地名，被古人认作蚕丛氏的遗迹。如宋祝穆《方舆胜览》提到：导江县（今都江堰市）西五十里有蚕崖关；关外有蚕崖市；那里还有块蚕崖石。但这“蚕崖” 地名至少唐代就有了，因为杜甫有“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 的诗句。此外，茂县叠溪那里有个蚕陵山；汉代那里还设过蚕陵县。如此等等，过去都当作蚕丛氏出自岷山的证据。
近年，石棺墓在茂县、汶川、理县多处发现，不过时代都不比春秋早。古蜀头代先王不应该晚到这个时候。所以，关于蚕丛氏出自岷山的传说，还有仔细检验的必要。
蚕丛氏住石房，葬石棺，还“纵目” ，这种传说至今还存在于岷山羌胞之中。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口头史诗一直铭刻在“觋”（音许）——汉人叫做端公——的心里。
高明的羌族祭司们能背诵40部、70多段经书。岷山羌族有21部上坛经；7部中坛经；12部下坛经。里边有许许多多离奇怪诞的故事，是真实古史的映象。近年民族学者、史学家们在茂县、汶川、理县羌区作了大量调查、收集工作，找到了十分重要的史诗“羌戈大战” 。里头说的是，远古时代的羌人，原先住在西北甘青一带的大草原上，放牛牧羊。突然遭到北方的魔兵入侵。羌人九兄弟带领九支人马，向东西分散逃亡。老大阿巴白构这一支逃到补尕山，与魔兵遭遇，激战了三天三夜，伤亡惨重。到了无路可退的时候，幸亏天女木姐珠显灵，丢下三颗白石头，变成三座大雪山，才挡住了魔头的追赶，得以到达松潘境内的热补草原。
那时茂县日补坝，住着一族戈基人——又叫嘎尔补、嘎诗堵、嘎人、葛人、戈人——以农为业，生产粮食，日子过得相当舒坦。相形之下，羌人就太穷困。羌人首领智改巴想向戈人首脑格波学犁田，可是戈人不干。后来又向戈人借粮，戈人倒是借了；但后来老催着还，羌人又还不起。最后发生冲突，双方激烈地械斗起来。戈人实力强大，羌人不是对手，但靠了天神几波尔勒的启示，用白石头作武器，终于把戈人九兄弟打死了八个，把剩下的戈人赶到常年落雪的地方；而羌人就住进了常年落雨的地方。为了庆贺胜利，得用豕、牛、羊三牲来祭祀天神；可是羌人只有牛和羊，却没有猪。于是只好到戈人的养猪中心——益都去买。下面讲的便是吆猪的故事。
史诗并不讳言，戈人是岷山土著，而羌人是外来入侵者。
故事里的戈人，倒很像《华阳国志》中纵目的蚕丛。他有许多鲜明的特征——
戈人憨厚老实，脑子笨。
身体壮实，佝着背，所以显矮，又有“人熊” 的外号。
有尾巴，快死时尾巴先干枯。
死后用无底石棺来葬。茂汶那些石棺墓，羌人叫“戈基嘎补” 。
直眼睛——纵目，眼大，发绿光。
因为老佝着背，就不能抬头直视。
用的石头从雪山运来。住石洞，羌人叫“嘎尔补洞”， 所以戈人叫做窑人、野人。
会用牛拉犁耕田。
善于治水。
富有田地，粮食充足，又善喂猪，生活富裕，所以理县佳山寨有“发财如葛（戈）” 的谚语。
如果蚕丛一族是这个样子，那他们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不能像传说中那样原始。
直眼纵目，是个很显著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甘肃陇南地区也流传着直眼人的故事，当地叫做“立立子” ——那种人看东西要把眼睛棱起。这样一来，眉毛就遮不住雨水，所以他们绝了种。这似乎暗示戈人来自西北。联系到近年阿坝州岷山发现的石棺墓，随葬器物有彩陶、双耳罐，与甘青寺洼文化关系密切，就不是偶然的了。不过，发现的石棺葬时代都不早于春秋。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谱记》：“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可见纵目人是迁往南中去了。现在西南民族传说里还有他们的踪迹。凉山彝族史诗“梅葛” 中，讲天地开辟时直眼人叫“学博若” 。云南丽江纳西族也讲到远古有直眼人。宋朱辅《溪蛮丛笑》 还记有仡佬族的“两目直出” 。
这一整套直眼故事，似乎都来自羌人的传说，被记进了《华阳国志》，当作蚕丛氏的史迹。那些故事时代较晚，并不是古老蜀人的口头历史。用考古成果来检验，也没到西周，与年湮代远的蚕丛似乎挂不上号。
蜀人心目中的古蚕丛，是一条正在吐丝的蚕，这一点，《蜀纪》并没有记下；倒是蜀中出土文物上却有不少反映。1988年四川蒲江飞龙村发现战国晚期船棺，出土一枚铜印，造型奇特，像条肥胖的鱼。印文用十字格分成四部分，右上方刻着一条鱼和一条吐丝的蚕，明显是指鱼凫和蚕丛这两个称号。蚕的徽记出现在文物上，还有1954年出土的新津铜钟；1976年出土的成都交通巷铜戈；1985年出土的大邑五龙乡铜斤；1998年出土的蒲江鹤山镇铜印等。这可不是偶然的，只能解释成蚕丛子孙缅怀先辈写下的字迹。这些子孙死后并不睡进石棺，而是爱好巨木琢成的船棺。按如此这般的思路推想下去，古蚕丛一族并非来自西北、迁向西南的纵目人，倒是一个养蚕取丝的部族。纺织手工业的存在，从三星堆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的石质和陶质纺轮，也能证实。这也许便是蚕丛史迹的真实映象。
二代和三代
古蜀第二代柏灌氏的信息，《蜀王本纪》里面连一点痕迹也没有。只是郫县郊区有个八卦墓，人们曾经想到，那也许就是“柏灌墓”。
第三代鱼凫氏的信息倒还有些。扬雄说：鱼凫王到湔山去打猎，忽然就成了仙。不少蜀人也跟着“化去” ，没成仙的人很思念他，便在“湔” 那个地方修建庙宇，用来纪念。湔山是湔水的发源地，古代又称玉垒山，就是现在成都平原西北的九顶山。神话里的打猎，历史的素地便是战争；而成仙化去，则是战败被人驱逐的遁词。上古时代，放逐是一种很重的刑罚，逐出根据地的人群，背井离乡，失去原有社会关系的依赖，生活会极端艰苦。《尚书·尧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就是典型例子。
成都平原至今还留下不少带有“鱼凫” 的地名。唐卢求《成都记》说：“鱼凫治在今导江县” ——即今都江堰市导江铺。温江城北有个古鱼凫城，南宋孙松寿在那里还写过一首诗，注明在县北十五里；1996年真在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址。《太平寰宇记》卷74说彭山县东北二里有鱼凫津，一名彭女津，在众水汇入岷江之处：《汉书吴汉传》李贤注引《续汉书》“犍为郡南安县有渔涪津，在县北，临大江。”《路史·国名纪》导江注引《南北八郡志》：“犍为有鱼凫津，广数百步。”明正德《四川志》记叙州府南溪县北三十里有鱼符津；清嘉庆《四川通志》永宁县又有鱼凫关，在叙永厅东三里，又作鱼浮关。这些地方都在川南。
沿长江东下，这种地名线索也不缺少。唐《元和郡县图志》符县（今合江）有巴符关；《水经注》讲过汉唐蒙领兵万人出过此关。川大教授张勋燎发现南方方言里“巴” 就是鱼，所以巴符关也就是鱼符关。现在的奉节，汉代称为鱼复；这个地名来历古远，《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周成王大会诸侯，靠近长沙的鱼复古国送的贡品，有“鼓钟钟牛”。湖北沔阳县东十五里有鱼复古城；载于《太平寰宇记》卷１４４；卷１４６提到的松兹县，还有个巴复村——该读为鱼复村。
遗留下这么多带“鱼凫” 的地名，难道是偶然碰巧？看来不可能。我们不妨想象当年鱼凫氏一族的逃亡路线，便是沿岷江南下、顺长江东去——总算成仙化去了。
这些，就是蜀人口头历史中的二代和三代。
后面的两代
鱼凫后面的古蜀王朝，《蜀王本纪》上还有两代：蒲泽和开明。蒲泽在《华阳国志》上写作“蒲卑” ，那是杜宇氏的名号。
杜宇这一氏族，有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一是出身，蒲泽这个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⑴与前面的鱼凫氏没有传承关系；二是位号，他不但“自立” 为蜀王，还自称为“望帝”，要知道，那时的周天子只不过称“王” ；三是建都，把蜀国的国都，定在汶山（岷山）下的郫邑。这代王朝，扬雄说传了一百来年——“望帝积百余岁” ，而且史迹丰富，与前边的老三代迥然不同。
杜宇王朝的建立，有个女子的作用不能忽视——她就是住在云南昭通的“朱提氏女利” ，又称梁利、朱利。推想她带领一支力量北上“江源” ——今岷江边上的崇州，与蒲泽相遇。他们以婚姻为纽带，把两股力量合成一股，终于建立了与老三代时松散自由的统治形式有异的大国，在蜀中称王称霸。
《华阳国志》描述了这个古国的版图——
以褒斜为前门——东北到秦岭褒斜二水；
熊耳灵关为后户——西南到乐山熊耳峡和雅安灵关峡；
玉垒峨眉为城郭——西北有九顶山和峨眉山作屏障；
江潜绵洛为池泽——岷、沱、嘉陵江四大河川是行船通道；
以汶山为畜牧——把岷山地区当作牧场；
南中为园苑——南方大片土地不过是旅游区。
看呵，杜宇氏的气魄有多大！
无论从政治体制上、经济实力上、社会活动上，与前边老三代都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之间，简直是两个世界。老三代事迹混沌，行动原始，蜀国是一盘散沙，好象到处都是无人区；杜宇王朝就不同了。史称杜宇教民务农，农业社会的特点便是定居、安土，家有恒业，重视城池，还有了商品交换的需求，因而社会经济逐渐走向繁荣。
杜宇王朝轰轰烈烈，赢得了民众的爱戴，辉煌了一百多年。它的陨落，是因为天灾人祸——以农立国的蜀，遭遇到千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说：
“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
尧之洪水，在《尚书·尧典》里是这样描写的——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诰滔天。”
成都平原是个封闭的盆地，西和北的山区里，存在着三个暴雨中心。夏秋暴雨，从山里直向平原倾泻。因为地面向东南倾斜，雨水总向东南方流，可是那里有条长长的龙泉山脉，好象一道门槛，挡住了水的去路。山脉中倒有几处缺口，最东头那个缺口最低，成了泄水的尾闾——现在叫金堂峡。杜宇氏的王都郫邑，并不是今天的郫县，它靠近现在的广汉，地势较低，所以地名里也带着个“卑” 字，那里遭受的水灾最重。金堂峡是个狭窄的泄水口门，两岸峭壁，全是些破裂的岩石，如果再发生地震——哪怕烈度不很高，也会导致岩石崩塌，把口门一点点地堵塞起来。加上洪水冲下来的杂品——什么树木呀，禾草呀，竹棚呀，器具呀，牲畜骨架呀，一齐停留在口门那里，把堵塞加重，似乎不把洪水的脚步挡住，誓不干休。要是真把洪水拦截下来，问题就严重了。天上的雨水还在倾泻，地上的积水不见消退，反而一天天涨高，洪涛吞没了房屋和田园，树林和道路，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好象到了世界末日。惊恐的蜀民，攀树而居，悬釜而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沉重的水灾，成为杜宇氏政权垮台的加速器。
有一天，打东南方来了一位救星——他就是荆人鳖灵。他的来历十分离奇，原是一具在江面上飘浮的死尸。很奇特，那尸体并不顺水下行，相反却逆水而上，一直飘到郫邑，居然死而复活。无所作为的末代望帝惊奇地接待了他，问他会不会治水。鳖灵死着都会逆水游泳，可见对水的驾驭是他的强项，便一口答应“能治” 。望帝大喜，立即拜他为相，委以治水重任。
鳖灵的办法是“决玉山” ——民间传说：他是用双脚蹬开了金堂峡，让口门扩大，好顺畅地排除涝水。至今，峡口左岸的炮台山和右岸的云顶山，半山腰里都还留有比常人大一倍的脚印，一岸是左脚，一岸是右脚。蜀国平原上的洪水，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人民又恢复了平静又祥和的生活——“蜀得陆处” 。
皇宫里这时却发生了桃色新闻。东汉许慎《说文》在解释“巂” 的字义时说：
“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巂鸟。故蜀人闻子巂鸣，皆起。云：
望帝！”
原来鳖灵是带着家眷来的。望帝与他夫人私通，民俗学者认为是一种婚姻习俗的不同，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以此为契机，便发生了王位的禅让。鳖灵接替望帝成为蜀王，而望帝便退隐西山，后来变成一头鸟，学名子规，雅称杜宇，就是现在的杜鹃。
鳖灵登上王位，改号为开明氏，自称丛帝。这个帝号明显有追忆蚕丛的意向。他开创的开明王朝，一共传了十二代。他儿子继承王位，号为卢帝；这人胆大，敢于进攻秦国。卢帝儿子称保子帝，征服了青衣国，震慑了西南各大部族。直到第九世开明尚，才不再称帝，只称蜀王；而且仿效中原礼仪建立宗庙，制礼作乐。传到开明十二世时，遇到了野心勃勃的秦惠王这个对手。因为蜀王与巴国结仇，被秦国钻了空子，惠王才有机会派遣大军消灭了蜀国。从此，这块版图便成为秦邦的蜀郡——这一年，史有明文，是公元前316年。
开明氏的历史，除了开山祖师鳖灵有些神神怪怪以外，比较清楚明白。宋罗泌《路史》说这个王朝传了350年，那么鳖灵建国就正是公元前666年了。假设它前面的杜宇王朝是160多年的话，那么蒲泽建国、自立为王，就该在公元前830年前后，那时正值西周灭亡后的共和时期，周室大乱，天下动荡，中央政权失去了控制力，杜宇王朝正是抓住这一良机，才生存和巩固下来。
古蜀史最后的两代，有明确的兴亡时间表。从汉到晋近十位《蜀纪》作家都能源源本本地讲清；但他们一讲到老三代，总有些吞吞吐吐——这说明了什么呢？
大概老三代离开杜宇和开明，实在是太遥远了。
（1）《御览》卷888《蜀王本纪》：“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卷166同书：“后有王曰杜宇，出天堕山。又有朱提氏女曰利，自江源而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移居郫邑。”《史记索隐》引同书：“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
东汉来敏《本蜀论》：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晋葛洪《抱朴子·释滞》：“杜宇天堕” 。
时间标尺
历史有一根尺子，那就是时间。
切莫把这根标尺丢掉。不然的活，历史舞台上便难免演出“关公战秦琼”、“张飞杀岳飞” 的闹剧⑴。
中国学者一贯看重时间标尺。哲人孟子说过：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
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⑵
他那根标尺是这样的：
尧舜———汤———文王———孔子—孟子
500 500 500
（ 夏——商————周———————……）
700
看来尺上的刻度比较粗放。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在多学科专家的合作之下，2000年出了一个《阶段成果报告》 ，画出的时间标尺就精细得多：
夏代 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
商前期 约始于公元前1600年
商后期 约始于公元前1300年
西周 约始于公元前1046年 至前711年
古蜀传说历史，虽则依靠口头传播，但也有它的时间标尺。宋章樵给西汉扬雄《蜀都赋》作注时，引过《蜀纪》的一段话：
“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
“后皆仙去。
“自望帝以来，传授始密。”
那就是古蜀粗糙的时间标尺。根据上段玄秘的历史信息，可以把古蜀史那时间标尺分做三截——
第一段， 君长治国久长时期——最接近原始社会的蚕丛、柏灌、鱼凫老三代，每代历时有几百年。
第二段， 君长仙去时期——古蜀成为准无人区，蜀民稀少，口头历史是一片空白，历时不清。
第三段， 君长传授始密时期——从杜宇王朝开始，到开明王朝结束。那是古蜀史册中最辉煌的篇章，历时约五百年。
古往今来，西南各族有各族的史诗，世世代代在口头上传唱着。任乃强教授《四川上古史新探》说：凉山黑彝没有文字，但祭司们却能背诵祖先世系直到70世。《西南彝志·世系》上真的记下了春秋时期笃慕的17世祖先名单：
道孟尼·孟尼赤·赤阿索·索阿德·德洗所·洗所多·多必额·必额堵·堵洗写·洗写脱·脱
阿达·达阿武·阿武补·补珠娄·珠娄武·武洛撮·撮珠笃·笃慕
虽说彝人采用父子联名制，儿子名字上半截就是父亲名字下半截，记起来确实容易些；可是汉族的周文王姬昌，他上代祖先17世的名单，也曾凭背诵在《世本》里记了下来：
不窋·鞠陶·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亚圉·云都·公
叔组绀·太公诸盩·古公亶父·季历·姬昌
可喜的是，在扬雄编《蜀王本纪》时，蜀人还记得祖宗们的历年。比如彝族始祖希慕遮传到笃慕，一共有45世，按平均每世28年计算，时间标尺就经过了1260年。古蜀史标尺的总年数，幸而被扬雄记了下来。《太平御览》卷166上转抄了这段话：
“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
也就是说，那根时间标尺长达4000年。
麻烦的是，刘逵《蜀都赋注》抄下来的数字，竟然大出许多：
“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多出了三万年！这“三万” 的数，实在值得怀疑，可能是抄错了。
——《太平御览》抄的文字是正文，在古书里是大字。《蜀都赋注》抄的文字是注解，在古书里是小字。小字无论是抄、校、刻，总归会马虎一点；例如宋罗苹《路史注》引的《蜀纪》，就抄成“二万四千岁” ，又少了一万年。所以宁可相信正文大字。对注文的小字只好存疑。
——背诵世系，四千年不过是一百多辈人，那还处于人们记忆能力的范围以内；可是三万年就得背出上千辈的世系，已经出乎常人的记忆范围，所以难以信据了。
——《蜀王本纪》明确指出：老三代的每代“各数百岁” ；而整个古蜀史也不过寥寥几代，无论如何都加不出上万年的总和。
常璩《华阳国志》的《序志》中，也透露出时间标尺的信息，那是当时在民间流传着的：
“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
其实，这倒是个合理的尺度。任乃强教授《蚕丛考》说：
“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估万余岁，亦非甚夸。”
当然，单凭印象判断哪个数据可靠，也许有些主观，还是请地下文物出来讲话吧。近年，四川史前考古取得了不小的丰收。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文化遗址，是嘉陵江东岸的中子铺。最早的测年数据有距今6730～6460、6390～5990年两组。另一处邓家坪遗址和西岸的张家坡遗址，测年数据是距今5405～3995年。从广元往西，在涪江支流安昌河边的绵阳边堆山遗址处，得出的数据是距今4775～3760年。再往西，就是湔江下段鸭子河边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数据是距今4740～4070年。继续西行，跨过岷江，就有新津宝墩遗址，那里的数据是距今4500年。这一系列遗址出土的器物特征，有着鲜明的共性——石器小型化，多半是些实用的斧、凿、锛等工具；陶器一般火候较低，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并且有共同的造型风格。如果以公元前6世纪的开明王朝为基点来衡量，那些遗址的年代都比它早得多。中子铺大概要早4000年。这和扬雄所记口头传说中的古蜀历年十分吻合。
按照史前考古遗址的早晚年代顺序，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东早于西。似乎远古蜀民是从嘉陵江上游的龙门山发迹，逐渐沿着山脉走向，从东北向西南迁移，慢慢到了成都平原上来。这个事实，也有口头传说作为依据。《华阳国志》一开头就讲：“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人皇是远古的三皇之一。《三国志》记蜀汉学者秦宓说的“三皇乘祗车出谷口” ，那地方就是秦岭的斜谷，正在嘉陵江上游——大概那里才是蜀人的根。
讨论到这儿，我们总算树立起古蜀的时间标尺来了——总共大约4000年。
老三代治国久长，估计蚕丛和鱼凫大概各占800年；柏灌一代没有什么传说，估计历时较短，只占一半左右，就算400年。杜宇和开明两个王朝大约历时500年。照这样的估计全部加起来，一共才2500年，在整个4000年历时中还差1500年——这段空白区，应该放在鱼凫氏与杜宇氏之间。
由于开明王朝亡于公元前316年，史有明文。上推到蚕丛该是公元前44世纪。于是，正式的古蜀时间标尺便建立起来：
蚕丛代 前43世纪至前36世纪——新石器时代
柏灌代 前36世纪至前32世纪——新石器时代
鱼凫代 前32世纪至前24世纪——新石器时代
空白区 前24世纪至前 9世纪——尧舜禹直到西周末期
杜宇王朝 前9世纪至前7世纪——西周末至春秋
开明王朝 前7世纪至前4世纪——春秋至战国
有了这根标尺，我们就能把口头蜀史与中原古史挂起钩来，从而摒弃那些嚮壁虚构的无稽之谈。
⑴关羽、张飞是三国时人，先后死于公元220、221年。秦琼是隋唐人，死于638年；岳飞是宋代人，死于1140年；他们与关张是碰不到头的。
⑵见《孟子· 尽心》。
地下的标尺
1925年，学富五车的清华教授王国维在给研究生们讲学，他说过两段对于史学研究十分重要的话：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 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 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⑴
中国古史中的疑窦，用科学态度来剖析，清代乾嘉学派做出了榜样。但他们手中只有纸上的材料，只好用文献学方法——研究文献记载的训诂、音韵、字体，确定准确的词义；又采用目录学、版本学来辨别古书的真伪；旁及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企图爬梳出真实的历史信息——他们的手段，基本上是从书本到书本。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书缺有间” ；而且尚存的古书，内容又常常发生种种窜乱；这些症结，是文献学方法的致命弱点。只有获得地下新材料的实证，许多古史之谜，才能够拨云见日。
王国维讲的地下新材料，是指出土青铜器上的款识、铭文——即所谓“金文” ；还有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即所谓“甲骨文” 。那些都是可以直接印证古文献的文字材料。不过，时至今日，地下文物的出土犹如雨后春笋，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的内涵，可以大大向前延伸了。
考古发掘，得到的是一大堆器物——祭祀用的礼器，打仗用的兵器，生产用的工具，生活上用的坛坛罐罐……大多数上边没有文字，不会开口说话。不过，考古类型学告诉我们，它们虽然一直沉默着，但有着丰富的表情，在不语中也会传递出各种信息，甚至能提供一根时间标尺。
那些器物，是用不同材料制造的。最最古老的东西，用的都是些石头材料。从众多石器的外表，可以轻易地看出当时的制作手段，从而分清时代的早和晚。起初，先民把一块天然石头，稍微敲打平整，弄出一些边口来，制成工具，那办法叫做“打制”， 结果打成了最原始的石器。使用那种东西的年代一定极古，考古界称之为“旧石器时代”。在中国，这个时代大概距现在有一万多年。
后来的石器制造有了进步。先民们抓住石头精雕细刻，开始“琢制” 和“磨制” ，造出的石器更光滑，更小巧，更锋利。那个时代，考古界称之为“新石器时代” 。在中国，这个时代从一万年前延续到大约四千年前。
新石器时代中间，大概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时候，古人发明了制陶——这可是个划时代的贡献。陶器的生命力特强，直到今天还在应用着。不过石器，像做豆腐的石磨子，舂谷物的石碓窝，现在也没有完全淘汰。
陶器们的表情真是丰富极了。专家们从器形、制法、质地、火候、纹饰等等方面，进行横排竖比，判断年代的早晚。因为先民的生活离不开陶器，地下埋藏着的破碎陶片一般比较多，于是成为推测年代的得力依据。
在新石器时代尾巴上，古人学会了采矿冶炼。起初从铜矿石中炼出了红铜；后来又从铜锌共生的矿石里炼出了黄铜；可是造出的器物不够耐久。他们发现，加进铅、锡这些成分，铜器的硬度便显著提高，而且还耐腐蚀——结果产出了青铜。青铜的出现，先民就步入了铜石并用时代，接着又正式步入青铜时代。之后，人们发明了炼铁，最终进入了铁器时代。中国的铁器时代大致始于春秋晚期，它前面的青铜时代可能始于夏代，这时已经有了历史纪年。
地下文物送给我们一根时间标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在专家眼里，沉默的出土文物，早已显示出它们的群体特征，还吞吞吐吐地说出当年的生活场景——石制或是陶制的网坠，说明那时渔业已经兴旺；大大小小的酒具，说明那时粮食有余，还舍得拿出谷物来酿造；至于那些圆形有鼻的纺轮，无异于告诉人们，那时的姑娘、大妈们，已在用丝、麻、棉来纺线织布。考古类型学家根据器物的特征和组合，细心地找出演化的轨迹，编成一套又一套谱系，使时间标尺刻得更精更细。
你不信么？且来看看举的例子。
最生动的例证，是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研究出的“鬲的谱系” 图——那是他学读天书解开的密码。⑵鬲，是一种三足大腹的容器，下面架起火烧，也能煮鱼炖肉，它与“鼎” 的区别，仅在于三只脚是空心的，与中间的大腹连通，这样食物便熟得更快。这张图中的标尺倒立着，顶上时代新，底下时代古——循着考古家们的习惯。
考古家除了“类型学”标尺以外，还拿着一根更加直观的“地层学”标尺。
古代的器物，由于种种原因埋进了土里。时间最早的东西，总是埋在最底下。想当初，这件东西落在地面上，经过多少个春秋冬夏，上边盖上了一层泥土。接着，又有一些东西落在它上面。岁月无情，那上面又盖上了一层泥土。似这般一层又一层，层层都不免夹着些断瓦残陶。别小看那些碎片，经过考古人士的拚接、修复，会一件件露出真容，使上古的坛坛罐罐、刀刀枪枪，一齐浮出水面。
如果像切蛋糕那样把大地切出一块，那么，它的侧面就显露出一系列地层，好似千层糕——这就是一根倒立着的时间标尺。各层夹着的碎片，它们各有各的年龄；通过类型学的判断，于是便能给每个地层标注出它原来的年代。人们在别处发现了同样的地层，来一个左右对比，自能对号入座——这就是考古地层学的精义。
考古家在田野里打上许多几米见方的格子，这叫“探方” 或“探坑” 。然后细心地把一层层泥土挖开、运走，爬梳出里面埋伏的碎片，一星半点也不放过。有时为了寻找线索，挖成一条线，那叫“探槽” 或“探沟” 。无论是坑是沟，总要现场划定出标准的地层剖面，从上到下编成1。2。3。4 …的号。
那坑那沟，就好比保险库里的存物柜。最底下的一个，是曾祖的，藏着鼻烟壶和毛笔，他是清朝人，当然不会放雪茄和钢笔。它上边一个是祖父的，藏着银元和铜板，当然不会有人民币。再上边一个是父亲的，放着老式相机和电话，当然不会有摄像机和手机。顶端那个是儿子的，他的柜子里头，虽然前辈那些东西也能有，但新添的电脑打印纸，却是前辈们决不能放进去的——不同的物件，标志着不同的时代。后辈可以有前辈的东西，但前辈不可能有后辈的东西。
考古类型学加上地层学，是确定地下时间标尺的左膀右臂。如今，又有了判断地层绝对年代的种种科学手段——同位素法、热释光法、穆斯堡尔法、古地磁法、水化法、氟法、氮法……尤其是碳14测年法，现已成为考古界的强力武器。考古人士在地下不同层位中采集碳质标本，如竹、木、谷、骨等等，拿去测年。那些标本都是生物的遗体，它们都曾有过生命。因为自然界里的碳，有三种同位素，其中碳14不断地在放射“贝塔” 粒子，它蜕变的半衰期是573年。生物体内也有碳14，一直与大自然保持着交换，直到死亡时这种交换才告终止。所以，只要测定出那标本里所含的这种同位素量值，与自然界中同一元素相对比，便能算出它停止交换距今的年代，虽不中亦不远矣。现今为了消除这一方法存在的误差，还用树木年轮来校正。
碳14测年法和树轮校正法，使考古学插上了一对科学的翅膀。地下时间标尺的刻度，便愈加精准，成为“二重证据法” 最强劲的靠山。
⑴清华文丛之五《古史新证——王国维的最后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⑵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13页。
中原的口头古蜀史
生长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古人，崇敬的始祖是黄帝。《礼记· 祭法》讲到至高无上的祭礼“禘” 时说：有虞氏和夏后氏两代，禘的对象都是黄帝。⑴
人们相信，黄帝不仅是中原人的始祖，还是周边各族共同的始祖。《山海经·大荒东经》说：黄帝子孙禺虢是东海神；禺京是北海神；《大荒西经》说：始均是北狄之祖；《大荒北经》又说：苗龙是犬戎之祖；《海经》提起的驩头，则是苗民先祖。他们全都是黄帝子孙。至于古蜀人，从来就自称黄帝的嫡系。⑵
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宣称：黄帝正妃西陵氏，名叫嫘祖。她生下两个儿子，后来都下放为一方之君。老大玄嚣，下放到江水那里——古人说的“江水” ，通常是指岷江。老二昌意，下放到若水流域，按《水经注》所述，就是现在的雅砻江畔。
值得注意的是，昌意在若水，还娶了个蜀山氏的姑娘昌仆为妻，所生的儿子名叫高阳。那时文字还未流行，由口头历史记下的人名、地名，常常音同而字不同，如《山海经》就把嫘祖写成“雷祖” ；《大戴礼记》还把江水写成了“泜水” 。⑶
《山海经·海内经》有段记载：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
“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
“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可见昌意来到若水这件事，南方的《山海经》和北方的文献都这样讲，表明那是历史的真实。但昌意和蜀山氏生的儿子，究竟叫做高阳，还是韩流，却存在着疑问。不过，作《山海经注》的晋人郭璞，却引了一段古本《竹书纪年》，透露出历史信息，说他儿子实际上名叫“乾荒” ，这两个字的读音与“高阳” 相近，可见是一个人的名字，只是传写时用了不同的字记音；但 “韩流” 字形又与之 相近，那大概是《山海经》上的笔误。
北方的古书，经常把高阳与颛顼父子二人混为一谈。《大戴礼记·五帝德》记下孔子对学生宰我讲的历史课：“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他老人家就弄丢了一辈人。这一错不打紧，引得《史记》和后来的古书一一沿袭下来。其实这堂课该这么讲：“颛顼，黄帝曾孙，昌意之孙，高阳之子。”
远古的世系，本来都是些口头记诵的资料，差上一两辈人，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颛顼是大禹的远祖，但在《史记·夏本纪》里，却成了禹的祖父，鲧的父亲。司马迁的依据是《世本》《纪年》等书，但《汉书·律历志》抄的一部古典《伯禹帝系》他却没见到，这书透露的，才是真正的信息：
“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
这段话是否可信，可以用舜的世系来对比、印证。舜也是个颛顼子孙，《五帝本纪》上记有他的家谱：
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
《律历志》转引的《世经》明确地说：“颛顼生穷蝉，五世而生瞽叟。”的确，舜与禹是同时代的人，辈分也应该一样。
“夏商周断代工程” 初步确定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开国之君夏启，是禹的儿子，上溯到颛顼有七辈人。若按每辈平均28年计算，其间历时就有200年之久，那么颛顼，就该生活在公元前23世纪左右了。如果再上溯到黄帝，还得上推一个多世纪。
看来中原的古蜀史中，颛顼一家是主要的角色，得仔细地访问一下。
⑴《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⑵《世本》“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蜀王每世相承，为黄帝后”（宋罗苹《路史注》引）。汉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
⑶《说文》泜水在常山郡，指滏阳河支流槐河。又汝水支流滍水（即今沙河），亦称泜水。古代《山海经·北次三经》泜水出敦与之山，故为发源于太行山系的泜河（原漳河支流）。此数水皆在今河北，古属冀州，显与古典中“降居” 之义不合。蒙文通以为泜乃氐道之水；或即泯字之误，亦即岷江。
庞杂的颛顼族
昌意的妻子蜀山氏，当然属于住在“蜀山” 的那个氏族，而且这山也，也应当距离若水不远，他们两家才有联姻条件。既然若水是川西的一条大河，那么蜀山就可以在川西高原上去找了。现今四川省内的最高峰，要数康定和泸定交界处的贡嘎山，主峰海拔7556米，是雅砻江和大渡河的分水岭，至今仍被民族同胞奉为神山，它最有“蜀山” 的资格。
昌意的儿子高阳——乾荒（韩流），《海内经》说他的夫人是个“淖子” ——淖氏姑娘——她就是颛顼的母亲。《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母，浊山氏之子。”蜀、淖、浊这三个汉字，古音完全相似。实际上，她仍然是个蜀山氏的大姐，同婆婆一样。所以昌意这一族人，两辈都跟那蜀山氏攀亲。颛顼，可能也不例外。
靠蜀山氏的势力，颛顼从蜀中发迹了。后来，居然入主中原。
颛顼在中原史册中是个了不起的帝王。《五帝德》载有孔子的话，说他“乘龙而至四海” ——龙，史家认为是一种图腾，他的后裔夏后氏便经常与龙打交道。他从西蜀东进，成为天下的共主，拥有庞大的地盘。孔子所画的颛顼势力范围是：北到幽陵——北京的北部；南到交趾——接近了越南；西过流沙——甘肃的西边；东抵蟠木——靠拢了东海。这未免有些夸张，可是用南方文献《山海经》来印证，便觉得即使有点吹牛，但吹得也并不太过分。
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有身分的人给儿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取名，总把“伯、仲、叔、季” 四个字加进去，以示次序。这个习俗，大概也是颛顼或他的父辈们创造的。古代的八元八恺，名字多按这个叫法。
《山海经》的《大荒经》里，记录了颛顼子孙建立的邦国——南经中有伯服和季禺（老大和老四）；北经中有中（仲）艑和叔歜（老二和老三）；这四国都是“颛顼之子”，全都“食黍”——大概以包谷为主食，显然已以农立国。西经还有淑（叔）士和三面两国（老三），也是“颛顼之子” ，主食却没说，也许还吃包谷。北经里另有他的儿子讙头，是厘姓苗民的祖先，倒是“食肉” ，大概这一支向北走得更远，在高寒的草原上放牧，因此以肉为主食。按照这部地理经典，颛顼一族占领的地盘也够大了，除了东部，南、西、北都有他们的邦国。
《大荒西经》中有个摇山，《西次三经》写作槐山，是颛顼儿子老童（神耆童）的根据地。老童歌喉挺好，“其音常如钟磬” 。他是祝融的父亲，“太子长琴” 的祖父。长琴则是一位作曲家，创作了“乐风” 。这一音乐族支，在中原是出了名的，子孙相当繁盛。《大戴礼记·帝系》有详细记录，说老童的妈是滕奔氏女子，他的夫人则是竭水氏女子，生下的儿子是重、黎和吴回。重、黎是星象家，大名鼎鼎。吴回的儿子叫陆终，娶了鬼方氏的妹子，一口气生下六个儿子，后来成为卫、韩、彭、郑、邾、楚六国的祖先。
这样看来，颛顼的后代们简直遍布天下。他本人的名声也不亚于黄帝，因此《国语·鲁语》里展禽说，有虞氏和夏后氏都“禘黄帝而祖颛顼” ——要相信 ，古人是不会认错祖宗的。
或许有人怀疑，颛顼究竟是不是西部的人？因为他在中原的名声太大了，而且古书记的“颛顼之墟” 是在河南。对此，下面有个小小的证明。《吕氏春秋尊师》说：“颛顼师伯夷父” ；而《海内经》上真有这位老师的踪迹：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后氐羌。”
原来此人是氐羌的先祖。氐羌无疑是西部的民族，那么，伯夷父就该是西部的一位宗师了。拜他为师的颛顼，总归要住在近处，决不会隔着千山万水。
请相信吧，颛顼确实是西部的人。
颛顼族麻烦了古蜀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了一段西部离奇的故事，将颛顼与古蜀口头传说挂上了钩。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两段文字，记的是不同来源的同一桩事。故事的核心是条半枯的鱼——或者说她半截是蛇，名叫“鱼妇” 。这名号，使人想起了古蜀老三代中的鱼凫王——音同字不同，并不妨碍它是一个人的名字。
能初步证明这鱼妇的住址在蜀的，是《大荒西经》下文讲的一种鸟——红脚、黄身，长着六颗脑袋，名字叫“鸀” 。这怪鸟的大名由“蜀” 和“鸟” 组成，便能猜到它本该出在蜀地。同时，它明明是只黄鸟，书里偏把它归在“青鸟” 的 一类；原来这“青” 字也是蜀语，并不指颜色，而是指雄性。鱼妇和带有川味的禽类连接着，当然也沾着蜀气。
西汉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地形训》对《山海经》作了不少摘录。其中讲到海外三十六国，接着就来综合《海》《荒》二经的材料。《大荒西经》那段话的前后文，书中摘录成这样：
“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
所谓“其人” ，指的不是颛顼，而是“半鱼” 的鱼妇。“在其间” ，是讲她住在“后稷垅”和“建木”之间。这两处标志性地点，得仔细研究研究。
古书里的“垅” ，就是坟墓。《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那墓位于“都广之野”，是个出产“膏菽膏稻” 的坝子，还是“百谷自生” “百兽相群” 的乐土。蒙文通以为那便是今天的成都平原。
《地形训》的上文说过，“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而若木，与颛顼的老家若水也不无关系。
《海内西经》又指出：“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这话的上文，写在《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这太有趣了！
如果我们把这些地名从西向东排一个队，就能把鱼妇的地址完全查明：
后稷垅（成都平原）·鱼妇·氐人国·建木
原来鱼妇的地址紧靠成都平原，那里是中原人眼中的氐人国所在——莫非她属于氐族？
在同一时期，这块地方，却是蜀王鱼凫氏的国土。
根据上述各条引证，都归结到同一个结论上去——那鱼妇，就是蜀国鱼凫氏女王。她的象征形象是半鱼半蛇——这一点，《海外南经》讲到西南的结匈国南山时，也有几句提示：“自此山来（疑当作‘东’），虫为蛇，蛇号为鱼。”过去人们读《山海经》，弄不懂这些话的意思；现在联系到鱼妇，便恍然大悟，原来是方言上的地域差别。那一方的人，把虫叫做“蛇” ，而蛇却叫做“鱼” 。鱼又叫什么，书里没说，也许就叫“凫” 吧。
鱼凫氏是蛇和鱼的综合体。这从巴蜀文字里，也可以找到她的象征形象。近年出土的战国开明王朝青铜兵器和印章上，有个常见的组合字叫“心手文” ——左边是曲尺式的手；右边是个尖桃形拖着弯曲的小尾巴，好象科斗。手的意义很明白，不外乎是保卫和致敬之意；而科斗，学术界中便众说纷纭：心脏？花蒂？巴蛇？白海螺？大禹？直到现在弄清了鱼妇的原形，才知道，原来那就是鱼凫氏的徽记。开明氏君臣刻画起这个文字，是在缅怀他们的先祖，一位忍辱负重的女王。
这样看来，鱼凫（鱼妇）与颛顼，本来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有不少纠葛。她成了半枯的鱼，大概是受到颛顼一族的迫害，举族奔逃。直到颛顼死后，她才得以复苏——稍微喘了一口气。于是在《蜀纪》里留下“仙去” 的传说。下面有段旁证材料，衬托出颛顼一族麻烦了古蜀的事实，出自东汉王充《论衡》。那书中《解除》《订鬼》两篇都讲到，当时民间有个流传的说法：据说颛顼有三个短命的儿子，后来全部成为传染疫病的恶魔。一个住在江水，叫做“虐鬼” ，让人打摆子；一个住在若水，叫做“罔两” ，谁碰上谁就倒霉；还有一个躲在人家屋角里，专门惊吓小孩。王充说那故事是从《礼》书上抄来的，可见确是上古的材料。这三个祸害都住在古蜀，给蜀民带来烦恼——岂不意味着颛顼子弟对鱼凫氏的压迫？
此外，《左传·文公十八年》也记载着史克的话：颛顼氏那时真有一个“不才子” ——不争气的后代，名叫“檮杌” 。那家伙“不可教训，不知语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是个十足的瘟神——他可能就是鱼凫氏的死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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