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疾，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较为常见的词汇，传统文献称“疫”“疠”“疫疠”“疫气”“瘟”“瘟疫”“温病”“伤寒”等，其中，尤以“疫”最为常见。对其危害亦有记录，流传最广的莫过于魏晋时期曹植的《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也说明了很早以来，民间就有疾疫起源于鬼怪作祟的说法。
李时珍纪念馆内的问诊塑像
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即有“疫”的文字记载，其中有确切年代和地点的有4次。从秦至唐，1100余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约100次疫情，平均每11年就有一次。其中在西晋时期，连续4年有大疫的文字记载。唐时曾在22年间发生疫情10次，平均每两年就会发生一次。疫情接连不断、迁转流蔓，先民的应对之策也颇为科学。早在汉朝就有如我们今天的“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晋代的中央政府也曾规定，朝臣家中若有三人以上感染瘟疫，百日之内不得进入宫廷。“大疫出良药”“大疫出佳方”。
古时先民也积累了丰富的药物应对疫病的经验方法，对这些抗疫的药物、药方进行考察，推测其所附着的时代文化信息，可以明晰古时抗疫的方法特点，一窥该时期社会文化特色，对重视和传承中医药文化大有裨益。
汉晋时所采取的防疫举措并非根本之道。“屡值疫疠，当得药物之力”是晋代著名道教医者葛洪所言，指明了药物在中国古代防疫的重要地位。当然，古时药与食是没有像现在分的如此清楚，中国先民也很早就知道通过日常饮食来防止感染瘟疫。东汉时期，马援即“常饵薏苡实”来防疫。六朝以后岭南、闽粤一带居民有嚼槟榔防治瘟疫的风俗习惯。唐朝时医家所研发的防疫药方中也能看到食疗的身影，如《千金方》的“芜菁菹汁”“疗温气蒜豉汤方”等。但薏苡、槟榔等食物辟疫的效果应该是很有限的，故在古代的本草典籍和方书中并未找到它们主疫的记载。
在本草典籍中确实记载了一些辟疫的药物，如木香、徐长卿、升麻、返魂香、兜木香、千里及、古厕木等，而且这些辟疫药物多被包含在除鬼辟精、通神为仙的药物中。比如《神农本草经》中木香便不仅能“辟毒疫”，还“治邪气”“辟温鬼”；治疫疾的“徐长卿”也治“鬼物百精”；辟瘟疫的“升麻”也可以“杀百精、老物、殃鬼”。比如，在《古今录验方》的“杀鬼丸”、《千金方》的“雄黄丸”“大麝香丸”、《延年方》的“五香丸”中的鬼臼“主杀蛊毒，鬼疰，精物，辟恶气不祥，逐邪，解百毒”；在《古今录验方》“杀鬼丸”、《千金方》“雄黄丸”中的鬼督邮“治鬼物百精，蛊毒，疫疾，邪恶气”。在《古今录验方》“五疰丸”、《千金方》“大麝香丸”“茵陈丸方”中的巴豆可“除鬼毒、蛊疰邪物”。在《千金方》“雄黄丸”中的女青“治蛊毒，逐邪恶气，杀鬼，温疟，辟不祥”等等。
从本草典籍和经典方书中记录的驱疫药物来看，中国民间瘟疫观中有着较为浓重的鬼神天命思想和“疾病上天谴降”观念，为此古时民间社会的辟疫之道主要是用驱鬼的药物辟疫，使这些药物具有驱疫和除鬼的双重功效。
古代的医家研发或转录了很多防疫、治瘟的药方，有些药方也是辟疫杀鬼并举，至今还保留在《外台秘要方》《千金方》《千金翼方》等方书。这些药方一般包括外用和内服两种。
外用方面，中古时期外用防疫药物一般采取悬挂、佩带与烧熏等方式，其中佩带的居多（如《千金方》中的“小金牙散”“大麝香丸”“雄黄丸”；《千金翼方》中的“老君明白散方”；《广济方》中的“岁旦屠苏酒方”等）。这三种方式或单独使用，如“杀鬼丸”被用来烧薰驱疫、“老君神明白散”则被装在绛囊用来佩带以防疫病侵蚀；或是两两兼得，如“虎头杀鬼丸”被用来佩带和烧熏；更有如“太一流金散”是佩带、悬挂和烧薰三者兼行。此外，晋唐时期还有涂抹、粉身等辟邪防疫的方法，如北齐人谢士泰所著的《删繁方》中就有用粉身散来辟瘟病的记载，该方是将藁本、远志、白术捣筛细碎后与米粉调和，以粉涂身。唐朝时《千金方》中亦有粉身散方，药物配伍与《删繁方》所记类似。
内服药物亦是古代防疫的重要方面，它包括单方和复方。单方常用的药物为松叶、赤小豆、芜菁等。其中赤小豆在防疫药方中出现的频率较多，如以赤小豆为主药的“赤小豆丸方”，用来“主温病转相染着”。内服避疫复方主要有“屠苏酒”“老君神明白散”以及被晋唐多家医书转录的“干敷散”等。其中，屠苏酒是汉魏时期治疗伤寒疾疫的对症良方，它由大黄、白术、桔梗、菝葜、蜀椒、乌头、桂心、防风等组成，其中大黄排各种滞浊之气、菝葜祛风利湿解毒、蜀椒解毒杀虫，故该酒具有“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的功效。
当然，一些辟疫药方亦具有巫术色彩，如《范汪方》“预备一物柏枝散方”用到社中柏东南枝和《千金方》“治疫病方”用到东引桃枝。社树早在秦汉时期就因具有宗教的权威而受到时人的崇拜，而桃木是古代较为常见的巫术灵物多被用来辟邪。当然，还有一些药方服用或佩戴时对性别（男吞二七、女吞一七、男左女右）、时间（正月朔旦、十二月晦日）等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这些服用或佩带程序带有明显的巫术色彩。 综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巫的统御，“巫王合一”“巫政合一”，民众的日常起居被纳入巫的管辖范围。很长一段时间里，巫医是不分的或者是混同的。约在战国时，巫、医才逐渐分离，但因受到巫文化的长期熏染，即使医术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依然可以看到巫术的影响和巫药的残余。
同时，受巫文化的长期熏染，先民的思维定式往往将无法用现有知识体系解答的现象（比如动植物的变异、极端的天气等）归为超自然力量（鬼神）所为。疫情的触发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当时的科学技术无法准确测定，所以先民往往将疫情的兴起归为鬼怪作祟，用一些带有巫术色彩的药物与药方来辟疫驱瘟便也顺其自然了。
佩带、悬挂、薰烧、粉身、口服是中古时期先民秉药防疠治疫的主要方法，也受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古时巫文化还比较盛行，巫医虽逐渐分离，各成一派，但文化的惯性还是让巫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统御了时人的日常生活。
古时先民认为疫由鬼起，除鬼驱邪的药物、药方能辟疫。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本草典籍中的辟疫药物多是一专多能，方书中记录的药方也是防疫与驱邪共举。在巫鬼文化的熏染下，包括医者在内的先民受认识水平所限，多将瘟疫的起因归为鬼怪作祟，所以用一些杀鬼驱邪的药物、药方来防疫驱邪。
中药橱柜
中国古代先民的抗疫良药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于今天仍发挥重要作用。古代辟疫药方中频繁的使用桔梗、乌头、细辛、白术、大黄、附子、蜀椒、干姜、甘草等药物，这些药物多具有清热、化湿、解毒的功效，说明古时医家多用这些排气解毒的药物来抑制病毒在体内生长，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从而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目的。即使那些驱邪杀鬼的避疫之药，我们也不能将其一味地斥为迷信糟粕，而应该看到它们在消弭社会恐慌、提振时人信心、稳定社会秩序、增强时人免疫力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功效。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在驱疾疗病方面彰显了中华智慧。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中，中医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我国91.5%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使用了中医药。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90%以上。
对古代具有辟疫防疠的药物、药方进行挖掘整理，一方面要做到守正。要总结我国古代中医药在抗疫方面的先进经验，让“老药”派上新用场；另一方面要做到创新。在挖掘古方的同时，可结合临床经验筛选出新方；同时，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中药现代化、国际化，让古老的“中国处方”走向世界，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为全球战疫贡献中国方案。（郭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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