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那些动人的水稻故事 文/刘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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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那些动人的水稻故事 文/刘伟恒

  水稻在中国种植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早期大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汉代时黄河以北地区还没有水稻的种植,后来才逐渐发展到了黄河流域。在几千年的水稻种植历史中,发生了多少动人的水稻故事呢?

  张堪为渔阳引来水稻  东汉建武十五年,汉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祖父张堪,被汉光武帝任命为渔阳太守,从此当地出现了稻花香。

  据《后汉书·张堪传》记载:当时的渔阳郡,就在今北京昌平、怀柔、密云一带的狐奴山下,辖区面积很大,土地广阔。张堪是历史上著名的好官,此前,他任蜀郡太守时,就勤勉为官,体察民情,把蜀郡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学会了当地的水稻种植技术。张堪来渔阳上任后,首先申明法纪,追捕打击奸猾之徒,对待官吏赏罚分明,使得官员百姓都乐意为他所用;其次,渔阳地处边境地带,匈奴时来侵扰。张堪曾率数千骑兵,大败入侵渔阳的一万匈奴骑兵,从此渔阳境内安定无事。

  此后,张堪便腾出手来抓农业生产。他看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很落后,粮食产量少,人们生活水平低。根源在哪?于是,张堪经常深入到乡村去考察。他发现,狐奴山下水资源十分丰富,泉水汇集成河,流经山下的大片土地。然而,靠着丰富的水资源,当地百姓却不会利用,只知道种植旱播作物。根源找到了,如何解决?实地考察后,张堪认为,当地水源、水量和土质适合种植水稻。于是,张堪首先对水资源进行了治理,使之能够达到种植水稻的条件;接着把南方的稻种和水稻种植技术引入渔阳郡,“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使得郡中百姓生活日益富庶,解决了吃粮问题。也就是从那时起,水稻,这种在我国南方温暖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开始引种到相对寒冷的北京一带,从此,许多北方百姓也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

  张堪不仅指导水稻种植技术,还把家乡南阳的植桑养蚕技术引进渔阳。张堪在渔阳八年,赢得了百姓的赞誉,人们用歌谣讴歌他:“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渔阳惠政”因此而来。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有诗赞扬他:“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宋真宗推广占城稻  约1000年前的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赵恒从福建引进了占城稻。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产于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在北宋初期时引入福建地区。它具有耐旱、适应性强和生长期短的特性,可以达到一年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也高,是小麦的一倍,推广价值极高。

  宋真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重视农业生产不仅停留在诏令上,更是亲自抓水稻的引种、栽培和技术推广。

  当时的粮食生产基本上为“南稻北麦”,一年一季。每年新谷未熟,旧谷将罄时,总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江淮两浙三路虽然引种了水稻,但是没有早稻品种,产量也低,特别是旱时就更不能得到收获,人们的吃饭问题急需解决。据《宋史》载,宋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一斛即为一石),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蒔之,盖早稻也。”

  宋真宗把引进的占城稻种子分发下去后,他亲自在皇宫内苑督种占城稻,收获时他会召集大臣们一起参加收获的庆典,并总结种植经验。后来这种种稻观刈的庆典成了宋皇家的传统,一直坚持了几十年。

  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搞好水稻种植,宋真宗还将占城稻的栽培技术“揭榜示民”,进行推广。除了给农民送技术,还发放贷款扶持百姓推广占城稻。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 福建、广东等地都有了广泛的种植,保证了水稻生产的稳定发展,“苏湖熟、天下足”,促进了宋代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大幅增长。

  袁黄盐碱滩上种水稻  万历十六年,浙江嘉善人袁黄(他的《了凡四训》享誉后世)出任宝坻知县。在宝坻,他开创了水稻种植的先河,成为天津历史上改水种稻的先驱。

  据《畿辅通志》记载:从富庶的江南来到濒临渤海的宝坻,袁黄看到这里地势低洼盐碱、水灾频繁、百姓贫困潦倒。袁黄思索改变百姓贫穷的治本之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他认为,这里大片盐碱湿泞土地,完全可以改造成为江南那种能生长水稻的良田。

  袁黄选定了离城几十里远的小甸村做试验,亲自教百姓挖沟通河,调埂作田,并制作各种灌溉和排水设施。水田开成后,他根据家乡种稻的经验,手把手地教百姓育苗、插秧和中后期管理。工作之余,还常常来村指导。到了金秋时节,稻田中结满了黄澄澄的稻穗,小甸村的人们欣喜若狂。袁黄教会他们种稻,给这个村子贫穷的百姓开启了一条新生路。为了感激袁黄,小甸村人们专门为袁黄雕刻了石碑永志纪念。

  小甸村的试验成功,给了袁黄更大的信心,他决定继续扩大水稻种植的范围,给更多百姓做出榜样。这一次,他把试验的地点选在县城附近的低洼地,而且带领县府衙门的官吏亲自耕作。试验再次获得成功,并且产生了更大的轰动效应——全县人都知道了“县太爷”带领官员们将水洼地改造成了稻田。一时间,人们纷纷效仿,宝坻境内掀起了改水种稻的高潮。

  在盐碱地上种植水稻成功后,袁黄编写了天津地区第一部农业专著《宝坻劝农书》,被后世称为最全面的州县级农学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宝坻劝农书》刊出后,“民尊信其说,踊跃相劝”,宝坻的农业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种稻高峰。

  袁黄在宝坻倡导和践行种稻,被称为南稻北种。由此,袁黄也成为天津种稻“第一人”。

  魏源洪水中救水稻  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他以《海国图志》一书蜚声中外,他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他曾经做出过一个救水稻的壮举。

  约170年前的道光二十九年,湖南邵阳人魏源上任江苏兴化知县。兴化地理位置特殊,“于里河地,极洼窪,形如釜底,近高宝、洪泽二湖”,就是说兴化犹如锅底一般,周围的地形都高于它。每当湖水涨时,就威胁堤防,堤溃则将影响运河漕运。而在此设立的南关、中新等五闸坝,就是为了控制泄洪。当地农民在下河种早稻,一般情况下,到秋初湖水上涨的时候,新谷已收获归仓。即使提闸放水,也不会影响农民当年的收获。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据《清史稿·魏源传》记载:道光二十九年,兴化洪水来得却很早。自农历四月起,大雨连旬,到六月,湖水猛涨,河官催开高邮南五闸,刻不容缓。而此时兴化百姓的几十万亩水稻还没成熟,一旦泄洪将颗粒无收。听说上游要开闸泄洪,数万百姓群情激奋,他们集结堤坝抗议。此时,魏源上任兴化知县才刚三天。听闻此事,他立即来到现场,察看水势,然后匆忙赶到闸口。这时,闸官就要开闸泄洪了。

  魏源心急如焚,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即将收获的水稻打了水漂,于是,找闸官据理力争,陈述百姓之苦,希望尽力救灾,暂缓启闸。然而,闸官害怕上面问责,执意不肯。魏源就来到总督衙门,击鼓求见。见到总督陆建瀛后,魏源再次为百姓申诉,反复强调不能启闸的理由。陆建瀛亲往勘查灾情,终于批准了魏源的请求。

  开闸暂停了,但魏源答应巩固堤坝的任务却格外沉重,因为只有护住了堤坝,才能不开闸,不开闸才能保住下游尚未成熟的水稻。

  当时,西风大作,暴雨倾盆,湖浪发威,堤防险情加剧。魏源在风雨中,奔走呼号,指挥七县农民挑土护堤。随着风雨加剧,堤坝出现险情,情况万分危急,闸官再次提出要开闸泄洪,魏源顶风冒雨,扑倒在堤上痛哭,愿以身贷民命,要开闸就让洪水把他冲走。数万乡民为之感动,大家全力投入抢险,经过昼夜奋战,终于渡过险关,保住了堤坝。此时,魏源浑身泥水,双眼被风雨激打得赤肿如桃,见者无不感泣。当人们含泪将这位五十六岁的老人用门板从堤上抬下时,陆建瀛见了,也禁不住含泪感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人们一直用手将魏源抬进了县署。很快,百姓们送来一块大匾,上书“淮扬保障”四个大字,人们将其悬挂在县署正中。这一年水稻大丰收,老百姓称之为“魏公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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