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疆域、跌宕的历史、闪光的文化、骄人的成就,都在不断地阐说这个国家的强大与尊荣。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俄罗斯的世界心脏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如果俄罗斯不是帝国,俄罗斯将一文不值。俄国主流社会已放弃了原来的苏联主义,有了新主义,这就是“新欧亚主义”。这个主义主导着俄国,也规定了俄国的今天与明天。这个主义的特征:大陆“心脏”与“中央国家”、强烈的“大陆帝国”情怀、蒙古入侵与“鞑靼”基因的植入、“东正教、集权、村社”、 永远的反“西方”,永远的反“现代”、民粹主义的故乡、神圣“精魂”的回归。
大陆“心脏”与“中央国家”
俄国的欧亚主义有古典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的区别。“古典”欧亚主义并不“古”,20世纪初盛行于俄罗斯移民知识分子群体,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卡尔萨文和维尔纳茨基等是这个“主义”的代表。其中,萨维茨基的思想很具有典型性,他沿用麦金德的理论,强调俄国是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央国家”,可以说全部理论都建筑在这个思想基础之上。1933年,他发表名为《欧亚主义地理和地缘政治基础》的文章,将俄国与中国作比较:“俄罗斯被称为中央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多的理由”。杜金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地缘政治学基础》。2008 年,彼得罗夫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介绍欧亚主义来龙去脉,陈述新欧亚主义观点。彼得罗夫认为,地理环境在形成俄罗斯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无法受到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森林、草原地区,属于欧亚大陆干燥的“陆心”。这就与“欧洲”在地缘上区别开来。
强烈的“帝国”情怀
中国学者撰文指出,欧亚主义确有强烈的“帝国”情节。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帝国”。历史上有罗马帝国,俄罗斯就是这样的帝国。广袤的疆域、跌宕的历史、闪光的文化、骄人的成就,都在不断地阐说这个国家的强大与尊荣。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俄罗斯的世界心脏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如果俄罗斯不是帝国,俄罗斯将一文不值。
“鞑靼”基因的植入,扩张、 与独裁
蒙古人的十三世纪后的入侵与统治,为俄罗斯注入充分的“草原帝国”的政治血液。诚如麦金德所是说:“新的游牧民族从蒙古来到了,北部森林带的俄国作为蒙古钦察汗国或‘草原汗国’(the steppe)的属国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迅速前进的时候,俄罗斯的发展却因此而耽搁和延误。”萨维茨基不讳言这段历史,提出独到的史观:“没有鞑靼统治时期,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不应该将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看作是“鞑靼的桎梏”,相反这是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锻造了俄罗斯的精神。萨维茨基在《草原与定居生活方式》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关键的命题。他说:古代蒙古精神的特点是疆土开拓精神,这在“俄罗斯占领和开发的土地面积中也是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大陆感受”。多少岁月过去,“鞑靼”基因植入俄罗斯的血液,这个精神的核心就是国家主义。欧亚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只有强大的权威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热切期望把一切历史常量动员和恢复起来,实现欧亚主义的宏大目标。彼得罗夫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它的领导者是独裁者”。
三大支柱:“东正教、集权、村社”
欧亚主义主张维护俄国历史上的三大支柱——“东正教、集权、村社”。欧亚主义的宗教基础是东正教。公元988年俄罗斯人接受了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崇尚集权模式,政教合一的宗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俄罗斯则以成为东正教直系继承者而自傲。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不仅是东正教的主体,还是基督教的支柱,其使命伟大而超级,旨在以神的名义把世界统合在大俄罗斯的周围,以臻“四海皆兄弟”的圣域。彼得罗夫强调,切须恢复俄国的宗教机制,以“保障俄国道德价值国家建设、对内对外政策等等的优先方向”。[6]
永远的反“西方”,永远的反“现代”
欧亚主义理论建立在“俄罗斯—东方,欧洲-西方”这个思想规则之上。没有这个规则,他们的理论就失去鲜活的价值。西方与东方,一个是“法制”的,一个是“道德”的,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社会”(农民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处在两元对立的状态之中,秉持这种“对立”,不得丝毫松懈,是斯拉夫主义与欧亚主义的共同原则。即使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也强烈地体现出这样的精神。他一面反对前苏联的模式,一面竭力否定容其避世的那个地方。他走的是第三条思想道路。他抱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以坚定的否定态度抵制单纯的模仿与崇拜。不管是在他的祖国,还是流亡异乡,他都一身而兼三职:民粹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欧亚主义者。他心中洋溢着浓郁的平民崇拜主义、村社复归主义与帝国复兴主义的浪漫情怀,而这一切正与“大西洋主义”相悖。
民粹主义的故乡
俄国农村历来盛行村社的形式,土地平分、分配平均、集体生产是村社的基本原则,村社生产的极端低效性换得社会的高度稳定性,村社政治的高度组织化,让其成为俄国统治的社会基盘。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此原始公社制度在沙皇的保护下,奇迹般地保留到20世纪,凝固成俄罗斯精神的重要思想元素——村社主义,成为民粹主义的精神支柱,也成为欧亚主义确定进路方针的国情依据。“私有化是对国有财产野蛮的分割,满足了一小撮人的胃口和需要”,彼得罗夫认为,私有化正在对俄国的文明构成真正的威胁。他仇视当代俄罗斯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他疾呼:“比如看一下吧!国家财产违法私有化的主人们,俄罗斯金融业,掌控石油、天然气、能源和大众传媒的寡头们,还那些代表着俄罗斯‘文化’的人就足够了,而再也不需要任何证明”。
神圣“精魂”的回归
俄国历来开放派与传统派(欧亚主义就是这样的传统派)并存。在俄国历史上,每当危难困顿,就会“向世界学习”,“开放”在这个时候成为主流话语,“改革”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文明也在这个时候大步跃进。俄国的改革故事不胜枚举,诸如彼得大帝的“学习”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国政”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私有化改革等等。然而,每当改革收到成效,危机逐步远去,神圣的传统派就会即刻活跃起来。他们倡言“纯粹的”俄罗斯精神,要求回归到过去的时代,而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平民”不满,则成为他们矢志“回归”的最无辩驳的理由。回归的舆论日益弥漫,改革的泡沫最终破碎。这样,俄国的历史就成为波浪的翻腾,如果说改革后的俄国是波浪的峰顶,那么峰顶过后,就是“精魂”的重新回归,谷底的瞬间来临,最后又是从头再来。在俄国,改革是“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常态复归才属“正常”。与俄国相比,德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年俾斯麦推行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如俄国那么大,一切方针大计都被肯定下来,成为崛起的大国。日本也没有这样的情况,明治维新之后一直把“现代”进行到底,直追列强。俄国走到这一步,因其与神圣的“精魂”即“鞑靼”基因、欧亚主义割舍不断。
1953年2月28日晚,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受邀到斯大林的别墅看电影。这场聚会与之前若干次一样,拥有丰富而充足的优质酒水供应,主人好客,而客人也如常提心吊胆——晚年的斯大林热衷挑起同僚之间的争斗,自己再作为仲裁者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他还喜欢用高度酒灌醉客人,以便听到真话 这场聚会在3月1日凌晨4时结束。这一天上午,斯大林没能正常起床,但卫队成员不敢在没有获得他本人授权的前提下私自进入卧室探视。斯大林即将为其享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付出惨痛代价。下午六点半,房间灯光亮起,但斯大林还是没有走出房间。直到晚上十点,有紧急文件需送交斯大林本人,卫队成员才经讨论,派出代表胆战心惊地走进房间。 斯大林蜷缩着坐在地板上,不能开口说话,小便失禁,他中风了,掉在地板上的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下午六点半,即开灯的时候。没有人敢前去扶起他并交医生,卫队成员向上级请示,上级又向更高的上级请示,连前一天才来赴约看电影的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也不敢做出草率决定。斯大林的喜怒无常是出了名的,从其掌控苏联权柄之日起,就有无数的受害者因此莫名其妙遭遇残酷迫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苏联领导人没有造成任何耽误,斯大林得到有效救治的时间,也不得不拖到3月2日早上七点(实际救治时间)。因为在此之前,斯大林制造了其毕生制造的最后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即所谓的“医生案”,大批医术精湛的医生为此被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3月5日上午九点五十,斯大林离世。赫鲁晓夫在3年后发起了对斯大林的政治清算,这其实是斯大林离世前其所有核心同僚的愿望。之所以时隔3年后才开始清算,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共内部的继承夺权纷乱,但更根本的因素在于斯大林在世期间制造了前所未有、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以至于继任者在斯大林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根本不敢以任何不敬的方式诋毁已被神化的斯大林。并且,斯大林掌权期间,没有任何核心同僚拥有足够接班的政治权威,所有可能挑战乃至于稍稍挑战其权威的人都被掀倒。几十年之后,俄罗斯人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独裁,但仍有很多人怀念斯大林和他统治的那个时代。2000年及之后的历次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点,俄共及俄右翼政党自由民主党(日里诺夫斯基领导)都强调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打败德国法西斯入侵等方面的巨大功勋。俄罗斯人不想回到斯大林时代,却在每每面临俄罗斯主权遇到挑战、边疆分离分裂势力作乱、恐怖主义袭击、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刻,怀念那个独裁者。而这也是让西方世界乃至亚洲许多国家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
英国著名俄苏史研究专家、牛津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谢伟思曾著有《托洛茨基传》、《同志们:共产主义世界史》、《列宁传》等广受好评的作品,他写成的《斯大林传》近日引进内地出版。这本书是在掌握大量史学界未曾广泛掌握的、莫斯科档案馆文件资料,并经查证当事人亲历证词、私人收藏所写成的,全面深入地回顾了斯大林一生。《斯大林传》一书的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有关斯大林的许多评价仍有神化的不实之词,但这个人确实也受到了妖魔化——“斯大林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人”,善于取悦他人(如果他觉得必要,比如罗斯福总统);有阴谋家的谋略,也有官僚所具备的手腕;与诋毁者所称不符的是,他确实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编辑水平;他的政策既有理性的要素,也有许多荒诞不经的要素。
从边缘步入革命中心
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1878年12月6日出生于格鲁吉亚。格鲁吉亚19世纪被强行并入俄国,格鲁吉亚民族则必须接受强势的俄罗斯文化同化。这样的民族背景,对斯大林日后提出的民族理论具有重要影响,也埋下了苏联解体后发生在俄罗斯等国的分离分裂冲突的伏笔。
斯大林的父亲是个酗酒的鞋匠,母亲则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父亲带来的家庭暴力,格鲁吉亚人对抗沙俄统治表现出的灵活性(换个角度看就是狡猾性、易变性)、充满愤恨、热衷报复,在后来则放大化地形成为斯大林的政治性格。罗伯特·谢伟思也指出,斯大林的“报复心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喜欢击垮对手……(也背弃了)格鲁吉亚的文化(当中)对家庭、朋友、当事人的忠诚。”斯大林掌权后,处死了自己的姻亲、老上级,甚至那些赞助其早期参加革命的人。1894年,斯大林到第比利斯上中学,就读于一家优秀的东正教中学。诋毁者们通常鄙视斯大林的文学、文化素养,但实际上,斯大林在他的母校获得了颇为全面的语言文化教育,成绩名列前茅。学校也成为他接触革命思想和团体的渠道。 斯大林是以文学青年、报纸编辑、知识分子的角色加入革命的。他多次被抓入监狱,还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并没有扮演令人印象格外深刻的角色,甚至相反,他通常处于政治派系斗争的弱势地位,并因为糟糕的脾气和混乱的私生活而遭到同伴鄙夷,谁也没有估量到他的政治前途。斯大林的第一次婚姻,以妻子在生下孩子后不久肺结核发病去世告终。这起事件也成为有关斯大林传记中的一个重要争议,一些人认为由此让斯大林变得更为冷酷乃至嗜杀。罗伯特·谢伟思对这种流行说法持怀疑态度,他更倾向于认为成长环境,以及他成年后参与的政治革命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文化对斯大林的政治人格起到的更重要影响。丧偶的斯大林因为全身心对革命的投入,也获得了列宁的认可。
一个格鲁吉亚人何以成为苏联领袖?
1917年3月,斯大林回到俄国首都、革命中心彼得格勒。他刚刚结束了长达4年的流放生活,他被布尔什维克党的时任领导群体所冷落,另一个刚刚加入党的领导人则赢得更盛名望,也将成为斯大林的最重要政治对手:托洛茨基。斯大林相比对手,仅仅拥有民族问题研究方面的更权威经验,而在军事斗争甚至报纸编辑(发动群众)等方面都远逊于托洛茨基。更让他本人感到失望的是,长期流亡海外的列宁对革命形势提出了若干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来自边疆地区农村的斯大林则对此主张嗤之以鼻,认为是行不通的。这种分歧在《斯大林传》一书中可以找出多处,说明在没有执掌最高权柄之前的斯大林,是有能力和意识提出更贴近现实的政策主张的(激进程度远低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来的改弦易辙很能印证没有监督、拒绝监督的权力对人本身所起到的腐蚀效应。十月革命后,斯大林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长),尽管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职务,但确实逊色于外交、军事、经济等要职。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在俄国革命后,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潮也将连带掀起,斯大林对此持保留意见,事实证明后者的判断更为准确,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类似革命很快平息,葬送了整整一代社会活动精英。外国干涉军和本国叛乱四起,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等地面临弹尽粮绝之困,斯大林受命到察里津征购粮食,他超出授权将自己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派出的专门特使,接管了当地的军政大权,指挥红军对白军作战,铁血平叛,不惜大肆杀戮。这段经历使得察里津后来被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还成为了重要战役的发生地;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斯大林高度强韧的个人品质,此特点是托洛茨基等多愁善感的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从而让斯大林获得了列宁的进一步重视,尽管两人的政策分歧始终没有消除。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任性,导致了他在列宁面前的形象越来越糟糕,斯大林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列宁1922年口述了一份极不利于斯大林,同时也谴责了托洛茨基的遗嘱,但没有下决心罢黜这两个人。托洛茨基像30年后的贝利亚那样,因为得罪了太多同僚,以至于斯大林轻而易举的排除了列宁的若干直接批评,而达成了党内政治联盟。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成为了继任者,这是逝者生前最不想看到的局面。从托洛茨基,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再到后来的布哈林,这些人都被接连打倒,斯大林使用了来一派、打一派的策略。《斯大林传》对1920年代苏联、苏共政治生活的回顾表明,斯大林的竞争者无论在权术、谋略,还是政策水平上,确实要低于前者。
一个国家的激情实验
新经济政策被提出,是为了应对苏联刚刚建立时期的经济困难,斯大林要比列宁更坚定的倡导这项政策。但到了1920年代末期,斯大林突然抛弃了这个选项,加速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习惯于懒散拖沓的基层官僚,很快就感知到斯大林通过权力最高点所传递的巨大压力。
为什么斯大林会突然作出根本性的政策转变?一些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这是他凝聚苏共领导层,辨识领导成员忠诚度的一种方式。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原因在于,权力集中的领导人考验下属忠诚度有很多种方法,即便选择转变政策,也可以在考验期结束后回调政策,但斯大林却没有那样做。罗伯特·谢伟思在书中指出,斯大林当时作为苏联最高领导者,对国力疲弱以及西方世界整体敌视感到焦虑,而斯大林采取的政策在推行后,伴随着西方世界上演1929年大萧条,显示出了苏联政治模式在提升国力方面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斯大林执政时期以充斥着极其残酷的内部清洗、社会清洗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使得苏联更早的完成了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装备,“恰好”成为抵御德国法西斯入侵并最终反攻取胜的关键力量。这并不足以为斯大林主导的清洗翻案,或者减轻其罪责。罗伯特·谢伟思在书中专辟一章“恐怖经济学”,对苏共192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一连串消灭富农阶级、清算反苏维埃的其他阶层和群体人士的政策予以了严厉批评。斯大林曾提出要求,农业集体化应自愿实行,将以暴力等方式胁迫乃至强制要求农民服从的责任归于地方官僚,书中评价指出,这是不诚实的做法,明确举出了斯大林严惩集体化推行不力的地方官僚等政策诱因的证据。早期曾是一名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的斯大林,对文化改造和建设抱有格外的兴趣。他真诚的推进读写、算术、卫生保健乃至民族艺术在苏联范围内得以普及,加之他主张的赋予俄罗斯民族之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各民族一定程度的分离权,成为了后来苏联全境民族分离分裂运动高发的重要原因。而对于文化艺术各领域的杰出分子,斯大林一方面注重包装其中的优秀个例,甚至鼓励知识分子拿出在世界范围内算得上杰出的成果,另一方面因为其从事过报纸编辑的缘故,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审查。在科学方面,斯大林执政时期既出现过李森科那样的笑柄,但不可忽略的是,苏联基础科学和尖端科学确实弥补了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在个别领域甚至得以大大超出。《斯大林传》一书用了很大篇幅来记录斯大林主导下的苏联肃反运动。这场运动造成数百万人殒命,也致使苏联建国后的头二十年各领域精英人物被清洗殆尽,从而导致了德国入侵时的巨大被动。肃反运动的起因是斯大林从多起孤立事件中,洞察到他所认为的联系,比如被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不断公开发表非议苏联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旨在嘲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基洛夫遇刺,炮兵团统帅那哈耶夫发动兵变,西班牙内战,德国法西斯发起的意识形态挑战,以及来自民间的、更为广泛的对农业集体化等政策的集体反抗和消极反抗。罗伯特·谢伟思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狂热传统和斯大林本人的性格结合在一起,引燃了这场空前的清洗悲剧。
从西方的救星,到西方的祸害
苏联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此前多次以公开或秘密方式表达与英法建立同盟关系愿望未获回应的结果。日本发起全面侵华并以所向披靡之势席卷中国华北、华中,更让斯大林忧心忡忡。英法对德实行绥靖政策的目的,很明显是“水东引”,让希特勒去祸害苏联,斯大林通过条约反过来让德国铁骑首先踏入了西欧,客观上起到了延缓苏德战争爆发的作用,也让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欧洲大陆战略均势的英国外交传统受到重挫。但无论怎样,斯大林在这项条约签署之后,对希特勒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一方面忧虑德国入侵,另一方面却是用主动抢占战略要地的方式一次次的触犯激怒纳粹战争狂人,苏联国内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苏德战争的爆发,让美英苏三强最终结盟。斯大林领导的苏军统帅部对苏联打赢这场战事,不仅在军事指挥方面,而且也在相关的外交政策、政治组织、社会文化政策、经济动员等领域作出了极大调整。这本书对此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二战期间,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媒体强调斯大林的坦率与坚定,将之包装为可以与西方打交道、可以为西方人民信赖的“大救星”。但这一切在二战结束、冷战开启后都变了模样。斯大林不仅在苏联国内重启紧缩和高压式的统治模式,在苏军占领控制的中东欧仆从国也采取了极其苛刻和武断的打压,此外对凭借一己之力获得成功的中国同志给予了压制。苏联农业集体化、工业化、肃反、卫国战争胜利等事业成功的“经验”让斯大林建立了随心所欲推行自己想要推行的政策的自信,以及底气。斯大林默许了社会主义阵营内有关他的个人崇拜浪潮,甚至开始公开发表针对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批评文章。对此,《斯大林传》的评价是,“斯大林是个很有思想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尽力理解自己发现的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学习中,他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些基本的变革。斯大林不断积累,然后加以消化吸收。他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但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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