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鱼片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食物之一，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可上溯到周宣王五年，即公元前823年。据出土青铜器《兮甲盘》上铭文的记载，那一年，周师大举出动，于今陕西白水县境内的彭衙迎击入侵的猃狁部落。凯旋归来後，大将尹吉甫私宴张仲及其它友人，主菜就是烧甲鱼加生鲤鱼片。《诗经٠小雅٠六月》篇报告这两道菜时，用了“炰鳖脍鲤”四个字。“脍”字指切细的生肉，也可表示把肉切细的动作。制脍的材料，有鱼、牛、羊等肉类。秦汉之後，牛、羊脍极为罕见，脍几乎仅指鱼脍，并又衍生出一个“鲙”字，专门表示生鱼片。“脍”和“鲙”两字经常混用，但不可与“烩”字混淆；用火加工食物，才叫“烩”。诗《六月》篇是中国北方鱼脍的最早记录，中国南方缺乏类似的远古文献。直到一千多年後，东汉赵晔才在《吴越春秋٠阖闾内传》中写道，吴军攻破楚都郢後，吴王阖闾设鱼脍席慰劳伍子胥，吴地才有了鱼脍。如果我们相信赵晔的说法，那是在公元前505年。《吴越春秋》的内容，许多来自民间传说，不全可信，但在没有其它资料的情况下，不妨姑妄听之。鱼脍在古代是流行食品，这可从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的记载得到证明。这本书收录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奇人奇事，其中一条是：“祝阿不食生鱼”。祝阿（今山东齐河县祝阿镇）的居民不吃生鱼，应劭认为是奇风异俗，所以才书上一笔。祝阿人不食生鱼的习俗，一直坚持到隋朝，在《隋书٠地理志》中亦有记载。
鱼脍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组成部份，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唐宋两朝达到极盛，元明以後渐见衰微，到清末成为昨日黄花，终於从中国的主流饮食中消失。
（一）鱼品
鲤鱼是最常用的鱼脍材料。上面提到，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的鱼脍是生鲤鱼片，而有文字记录的最早进入饮食市场的鱼脍也是生鲤鱼片。辛延年的《羽林郎》诗，描叙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家奴调戏在酒店中打工的胡女，受到胡女严拒的故事。诗中姑娘唱道：“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魚”。辛延年是东汉时人，这首诗说明，至迟在东汉时期，鱼脍已经在餐馆里出现。鱼脍进入饮食市场的时间应该早得多，但没有更早的文字记录保存下来。到了唐朝，皇帝姓李，“鲤”字和“李”字谐音，唐明皇於开元三年（715年）和十九年（731年）前後两次下令禁捕鲤鱼，事见新、旧《唐书٠玄宗本纪》。但这两道禁令并没有认真执行，平民百姓甚至政府官员都照吃鲤魚不误。《全唐诗》里面，就有数以十计的与捕食鲤鱼有关的诗歌。第一道禁令发布後一年，少年王维在《洛阳女儿行》诗中写道：“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全不给李家天子一点面子。唐敬宗宝历二年（825年）秋天，白居易在苏州剌史任上，到辖区内的松江亭观赏打鱼，他不但不阻止渔民捕捉鲤鱼，而且自已还吃了鲤鱼，有他的《松江亭携乐观渔宴宿》诗为证：“朝盘鲙紅鲤，夜烛舞青娥”（白天吃生鲤鱼片，晚间看歌妓跳舞）。
名气最大的鱼脍材料是鲈鱼。西晋未年，吴郡（治所在今苏州市）人张翰在洛阳的司马冏齐王府中任职。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年）秋天，正是司马冏权势高涨，独揽朝政的时候，张翰看到满天飞舞的黄叶，忽然想起现在正是家乡鲈鱼收获的季节，生鲈鱼片搭配莼菜羹下茭米饭的滋味何等鲜美，禁不住高歌一曲：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难禁兮仰天悲。
唱罢，随即辞官回乡吃鲈脍解恨去了。不久，司马冏在皇族内斗中被杀，他的许多下属受到株连，张翰侥幸逃过一劫。秋风鲈脍自此成为一个典故，当有人思念故乡时，或憧憬自由自在的江湖生活时，或感觉仕途风波险恶有意急流勇退时，无论老家产不产鲈鱼，都使用这个典故。
但鲈鱼并不是鱼脍的顶级材料。传说孙权曾与术士介象讨论什么鱼做生鱼片最好，介象推荐鲻鱼。孙权叹息道，鲻鱼出在东海，可望而不可及（当时孙权的大本营设在武昌）。介象让人在大殿中央挖出一个小坑，灌满清水，随即从水坑中钓出鲻鱼来。鲻鱼俗称子鱼、乌鱼，鱼肉与鱼子都以鲜美闻名，曾是南宋御膳房中的珍肴，但在古代捕获量稀少，平民百姓难得品尝。唐人杨晔对鱼品另有一说。他在《膳夫经》中把适合做生鱼片的鱼分成三个等级：列入头等的只有鲫鱼，次等的有鯾鱼、鲂鱼、鲷鱼和鲈鱼，再次等的包括鲚鱼、味鱼、魿鱼、黄鱼和竹鱼。其它鱼在他眼里都不入流。杨晔的观点是否正确，见仁见智，各人口味不同，似乎不能一概而论。杜甫吃过鲂鱼做的生鱼片後，曾赞美“鲂鱼肥美知第一”，北宋诗人刘攽也称道“鲂鱼如玉鲙第一”，而清代名医王士雄主张做生鱼片“青鱼最胜”，“沃以麻油椒料，味甚鲜美，开胃析酲”。
上面提到的鱼类当中，鲻、鲷、魿是海鱼，鲤、鲫、鲂、青、鯾、味、竹是河鱼。黄鱼为咸、淡水两栖鱼类。鲈、鲚也是海鱼，但在生殖季节，要洄游到内河的淡水里产卵，产地主要在淡水区域。由此可见，中国鱼脍与日本剌身（即日本料理中的生鱼片）的取材不同，剌身大多用海鱼，而鱼脍大多用河鱼，或在淡水区域中捕获的洄游海鱼。这里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用鱼名都是古名，而古、今鱼名可能完全不同。鲚鱼古代又称鮆鱼，今名是刀鱼或风尾鱼。黄鱼即今中华鲟。古藉中的鲈鱼，今名为松江鲈鱼，属杜父鱼科，学名为Trachidermus fasciatus。现在中文专业书藉里与中国菜市场出售的鲈鱼，是与松江鲈鱼风牛马不相及的，没有洄游内河习性的海鱼，属鮨科，学名为Lateolabrax japonicus。北美超市与餐馆里还有第三种鲈鱼：加州鲈鱼。加州鲈是河鱼，属太阳鱼科，学名为Micropterus salmoides，中国已经大规模引种养殖，并投放到鱼市场上，俗称大口黑鲈。
《膳夫经》中的味鱼，笔者把它归入河鱼，根据的是杜甫诗《阌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深冬，杜甫路过阌乡（在今河南灵宝市境内），友人姜七设鱼脍宴招待他，所用的鱼就是味鱼。当时黄河已经冰封，鱼是破冰从黄河里捕获的。从季节判断，味鱼不会是洄游的海鱼，而是黄河里的淡水鱼。但因历代杜诗注家对味鱼的说法不一，甚至相互矛盾，使人莫衷一是，味鱼究竟是今天的什么鱼，已经无法确定。
（二）斫脍与刀艺表演
日本料理中的剌身，多数是生鱼肉条块，只有河豚剌身等几种，才切得其薄如纸，可以透视盘面的花纹。中国古代的鱼脍，讲究切得愈薄愈好，有时进一步切成细丝，称做“脍缕”。曹植在《七启》赋中形容切出的生鱼片薄得象蝉翼、縠（音“hu2”，一种有皱纹的丝绸），松散得像雪花，轻得能随风飘扬：“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如叠縠，离若散雪，轻随风飞，刃不转切”。切生鱼片专用一个术语：“斫脍”。“斫”字音“zhuo2”，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到现在还是一个活字，笔者老家的乡亲，至今不说“砍柴”、“割草”，而说“斫柴”、“斫草”。斫脍的时候，砧板上面要铺上白纸，以吸收脍刀压出的鱼汁。表面不湿的生鱼片，能够松散地摆设在盘子里，无论观感和口感都好。刀功高明的大师傅，不仅生鱼片切得极薄极细，而且白纸上几乎不沾汁水，杜甫为此有诗赞叹道：“落碪何曾白纸湿”。斫脍的刀法很早就有专著出现。明未李晔在《紫桃轩杂缀》里报告，他读过一本“文极奇古”，可能是唐人撰编的《斫脍书》，书中列举的刀法有小晃白、大晃白、舞梨花、柳叶缕、对翻蚨蝶、千丈线等名目。《斫脍书》已经失传，李晔的断代是否正确，各招式的具体细节，都已经不得而知。
斫脍曾是古代文人创作的素材。西晋潘岳在《西征赋》中写道：“饔人（厨师）缕切，鸾刀若飞，应刃落俎，靃靃霏霏”，杜甫和苏轼也分别有诗句：“饔子左右挥双刀，脍飞金盘白雪高”、“运肘风生看斫鲙，随刀雪落惊飞缕”。是不是诗人们饿急了，跑进厨房督促人家做生鱼片去了？应该不是，而是大师傅从厨房里走出来，在宾客面前表演刀艺，作为进食前的开胃节目。“运肘风生”、“左右挥双刀”，动作夸张，目的显然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有时，表演者还使用挂有小铃铛的刀具－鸾刀，更使斫脍增添音响效果。《西征赋》中“靃靃霏霏”（“靃”音“huo4”）四字一语双关，既描绘切得极薄的生鱼片纷纷飘落的景像，又摸拟鸾刀敲打在砧板（俎）上的节奏和音响。晚唐作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记载了一个神乎其神的斫脍小故事。有一位名叫南孝廉的业余脍刀手，刀功深不可测，他斫脍时，“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切出的生鱼片“縠薄丝缕，轻可吹起”。有一次他当众表演刀艺，突然间天昏地黑，狂风暴雨扑面而来，一声惊雷响过之後，生鱼片全部化成蝴蝶飞走。
斫脍也是古代画家创作的题材，在中国美术史料中，著录有三幅有关的古画。第一幅是东晋顾恺之的《吴王斫脍图》，据北宋董逌《广川画跋》的记叙，描绘的是上述介象故事的下半截：介象钓出鲻鱼後，孙权令厨师当场表演斫脍，并把加工好的生鱼片分赐给殿中的大臣。第二幅是佚名画家的《王右军斫脍图》，从苏轼的题跋可知，画的是王羲之观赏斫脍的情景。根据画面内容，这两幅画的更贴切的标题应当是“吴王观斫脍图”和“王右军观斫脍图”。第三幅是唐人杜庭睦的《明皇斫鲙图》，著录於北宋大内藏画目录《宣和画谱》；北宋灭亡後，一度流落民间，後来又回到南宋宫庭。有关史料光说《明皇斫鲙图》中的人物画得如何神妙，却没有说明谁在斫脍。唐明皇风流倜傥，表演艺术的造诣极高，梨园行业尊之为祖师爷，或许会亲自秀一秀刀艺也未可知。这三幅画现在都已经不知所终。其中，以顾恺之的《吴王斫脍图》最为珍贵，其价值不下於王羲之的书法真迹。最後提到这幅画的是明未汪珂玉所撰的《珊瑚网画据》，当时为某陈姓人家收藏，此後再没有人提起过。
表现斫脍的古代美术作品，现在仅存两块宋人画像砖，其中之一为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人称《妇女斫脍图》。砖面浮雕的斫脍少妇头梳高髻，身穿交领右衽窄袖长衫，腰系斜格花纹围裙，袖口卷到肘部的左手正在挽起右手的袖子。少妇面前的方桌上，有一块放着一尾鱼的园形砧墩；砧墩右侧，有脍刀一把及柳条串起的鱼三条。方桌左边地面上，有一只装满水的园形瓦盆，可能是用来养鱼的。方桌前面设置一座可移动的大型低矮炉灶，炉灶顶部火舌乱窜，正煮着一锅沸水。这块画像砖出土的年代不明，出土的地点传说在河南偃师县（今属洛阳市）。王国维在《观堂别集٠古画砖跋》里曾推测它制作於南北朝以前。1954年春天，从偃师县的一座宋墓里，又出土了一块同样图案的画像砖，才确定了《妇女斫脍图》是北宋初期的作品。
（三）金齑玉脍
鱼脍当中最著名的菜肴叫“金齑玉脍”。“齑”有时也写做“虀”，音“ji1”，原意是细碎的菜末，这里作调料解，金齑就是金黄色的调料。金齑玉脍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书中。在“八和齑”一节里，贾思勰详细地介绍了金齑的做法。金齑共用七种配料：蒜、薑、盐、白梅、桔皮、熟栗子肉和粳米飯。其中，需要解说的是白梅。白梅也是中国古老的传统食物之一，在醋发明之前，它是主要的酸味调料，做羹汤时必不可少。东晋梅颐编造的《古文尚书》中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梅就是白梅。在醋发明以後，白梅与醋长期共存，後来终於为醋完全取代。白梅的做法，是把没有熟透的青梅果实在盐水里浸泡过夜，次日在阳光下曝晒，如此重复十遍即得。现在苏州等地出口到日本和韩国，每年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盐渍梅胚”，正是白梅的低盐改造产物。日本料理中至今乃用一种咸梅，是青梅经盐和紫苏叶子腌制的产物。白梅与咸梅之间或许存在渊源关系。把白梅与其它六种配料捣成碎末，用好醋调成糊状，就是金齑。在同一节里，贾思勰还描述了芥末酱的做法。从上下文的意思推测，上菜时，金齑、芥末酱及其它调料与生鱼片分别装碟，食者按自已的爱好自由选用。
《齐民要术》文中，没有限定玉脍用什么鱼。当时，金齑玉脍还是一个集合名词，凡是银白色的生鱼片搭配金黄色的调料，都可称为金齑玉脍。金齑玉脍用做单一菜肴的专用名词，出现在北宋初期李昉等人编辑的《太平广记》里。《太平广记》引用《大业拾遗记》的文字说，吴郡献给隋炀帝的贡品中，有一种鲈鱼的干脍，在清水里泡发後，用布包裹沥尽水份，松散地装在盘子里，无论外观和口味都类似新鲜鲈脍。将切过的香柔花叶，拌和在生鱼片里，再装饰上香柔花穗，就是号称“东南佳味”的“金齑玉脍”。洁白的鲈鱼肉片、青翠欲滴的香柔花叶，再加上紫红色的香柔花穗，使得这道菜的颜色鲜艳夺目。香柔花是什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考证它就是中药香薷。香薷俗名蜜蜂草，新鲜植株具有强烈的芳香气味，古代长期当蔬菜食用。香薷属植物在中国有三十余种，花色嫩黄、浅红、淡蓝、深紫各不相同。金齑玉脍所用的香柔花，可能是开紫花的海州香薷或紫花香薷。
《大业拾遗记》托名为唐人颜师古所撰，近代学者大都认为它是宋人的作品。《太平广记》引用的这一段文字说明，至迟在北宋初期，金齑玉脍已经从鱼脍的集合名词，转变成单一菜肴－经香柔花增色增味的生鲈鱼片的专用名词。金齑玉脍有可能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成为单一菜肴的专用名词。盛唐史官刘餗著撰的《隋唐嘉话》记载：“吴郡献松江鲈，炀帝曰：‘所谓金齑玉脍，东南佳味也’”。这条记载把金齑玉脍与鲈鱼联系起来，并说明它是地方性菜肴，但没有提起香柔花。在可能是唐人著撰的《斫脍书》里，也提到过加香柔花的鱼脍，但没有说用什么鱼，也没有点出菜名叫“金齑玉脍”。唐末诗人皮日休在《新秋即事三首》诗中道：“共君无事堪相贺，又到金虀玉脍时”。这是现存唐诗中唯一的一首提到金齑玉脍的诗。皮日休长期在苏州居住，秋天正是当地收获鲈鱼的季节，诗中说的有季节性的金齑玉脍，或许就是香柔花搭配生鲈鱼片这道菜。但这三条资料每一条都语焉不详，不能单独据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只有《大业拾遗记》才给出金齑玉脍的比较完全的描述。
在鱼脍衰微之後，金齑玉脍的含义又一次发生改变，抽象化成为佳肴美味的泛称。清人郑板桥在潍县（今山东潍坊市）知县任上（1746-1752年），写过一组《潍县竹枝词》，其中一首是：“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县原是小苏州”。诗中的玉脍金齑，泛指潍县夜市中形形色色的菜肴，不必再与生鱼片挂钩。
（四）唐宋时尚
上文曾引用《风俗通义》与《隋书٠地理志》中“祝阿不食生鱼”的记载，反证鱼脍是祝阿以外其它地方的流行食品。唐宋两朝有数以百计的传世诗词，从正面反映鱼脍的流行程度。杜甫於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63年）创作的《丽人行》诗，描叙了杨贵妃的姐姐秦国夫人与虢国夫人春游时的骄奢场面，诗中有关饮食部份是：“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銮刀缕切空纷纶”。两位皇姨山珍海味吃腻了，春游时，随行的大师傅起劲地敲打銮刀表演斫脍，她们还是没有胃口。安史之乱之後，一度太监当权。白居易於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前後创作的《轻肥》诗，描写了身居高位的太监的专横跋扈，他们的饮食是：“尊罍溢九醞，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洞庭桔”是太湖洞庭山的桔子，“天池鳞”指海产的鱼类，长途运送到长安，价钱都很昂贵。长安离海岸数千里，不知古代在运输海鱼时，途中是怎样保鲜的。鱼脍也是皇家宴会上的佳肴。五代时蜀主孟昶（934－965年在位）的宠妃花蕊夫人填写的一首《宫词》，描绘了後蜀君臣乘坐游艇在成都锦江上宴乐的情景，写得颇为明快：“廚船进食簇时新，侍宴无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鲙，隔花催唤打鱼人”。
鱼脍不但是王侯权贵宴会上的珍馐，也是士大夫与平民百姓家中的菜馔。晚唐夏彦谦的《夏日访友》诗，纪录了他事先没打招呼，探访乡居的老友的情形。主人待客的食物中，就有生鲤鱼片：“春盘擘紫虾，冰鲤斫银鲙。荷梗白玉香，荇菜青丝脆。腊酒击泥封，罗列总新味”。宋代诗人苏轼与陆游都嗜好生鱼片，他们现存的与鱼脍有关的诗词分别有十三首和三十七首之多。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在杭州任职，要到湖州办事，还未动身，先给湖州太守孙觉寄诗《将之湖州戏赠莘老》打招呼，诗中列举了湖州的美味：“顾渚茶芽白於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紫笋茶（即茶芽）与木瓜是湖州的名产，值得一提，但湖州的生鱼片不见得就比杭州的高明。苏轼的用意是提醒好友：招待苏某的时侯，可别忘了生鱼片。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陆游在严州（今浙江建德市）任知州，有一次在郊外看到漫山遍野白茫茫的荠麦花，憾叹良久後写下《秋郊有怀四首》。诗中回忆早年的农耕生活：“颇忆故乡时，屏迹谢车马。水宿依蟹舍，泥行沒牛骻。作劳归薄暮，浊酒倾老瓦。缕飞绿鲫脍，花簇赪鲤鲊”。劳累了一天以後，喝老酒吃生鱼片，想必给诗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陆游的故乡山阴在今绍兴市境内，南宋时期山阴农村的开发程度已经较高。但即使在偏僻的山区，生鱼片也是寻常菜肴。与陆游齐名的同时代诗人范成大的《田家》诗，描绘了山村农家与世无争的生活：“稚子呼牛女拾薪，山妻自脍小溪鳞。安知曝背庭中老，不是渊明行辈人”。
鱼脍也见於送别和行旅诗中。盛唐诗人王昌龄的《送程六》诗道：“冬夜伤离在五溪，青鱼雪落鲙橙虀。武冈前路看斜月，片片舟中雲向西”。这首诗写於天宝七载至十四载（758－765年）、王昌龄在流放地龙标任县尉期间。龙标与武冈分别在今湘西洪江市黔阳旧城与城步苗族自治县境内，同属苗、瑶、侗、土家等少数民族祖先聚居的“五溪蛮”地区，唐代开发程度很低，县治大都设在山寨里。在这样的“荒蛮”之地，鱼脍亦是人们送别时的食品。宋孝宗乾道五年（1170年），陆游乘船从长江水道入川，途经江西北境的小孤山时，写了《舟过小孤有感》，诗中有：“未尝满箸蒲芽白，先看堆盘鲙缕红”。船到今湖北黄石市西塞山下，恰逢中秋，停靠在长江中的散花洲边过夜。许多年後，陆游写了《醉中怀江湖旧游偶作短歌》，追述了那天晚上赏月的情景：“散花洲上青山横，野鱼可脍菰可烹。脱冠散发风露冷，卧看江月金盆倾”。从这两首诗可知，过小孤山和散花洲时，船上的菜肴是随地取材的。蒲芽是香蒲的嫩芽，菰是茭白笋，宋代长江岸边与江中沙洲上想必长满了香蒲和菰一类的水生植物，可以顺手采集来当蔬菜食用。在这样的绿色生态环境中，捞捕“野鱼”做生鱼片也不会是很困难的事。
与鱼脍有关的行旅诗里面，当以李白的《鲁中都有小吏逢七朗以斗酒双鱼赠余於逆旅因鲙鱼饮酒留诗而去》记叙得最为详细。天宝六载（747年），李白携带幼子路过中都（今山东汶上县），一位与李白素不相识，名叫逢七朗的小吏（相当於今天县政府里的普通科员），提着一罐当地酿造的土酒、两尾刚从汶水里捕获的活鱼，兴冲冲地找到客栈里来拜访诗人。李白深为感动，亲自操刀斫脍，与自已诗歌的爱好者对饮尽欢，并在离别时，赠诗一首：
鲁酒若虎魄（琥珀），汶鱼紫锦鳞。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酒来我为倾，鲙作别离处。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剌银盘欲飞去。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肌花落白雪霏。为君下筯一餐罢，醉著金鞭上马归。
上面摘录的的诗文说明，从北方到南方，从乡村到城镇，从山寨到都会，从茅舍到宫庭，从家居到旅行，从待客到自用，无论春夏秋冬，唐宋两朝先民的食物当中，都有生鱼片。由於缺乏量化的资料，难以估计生鱼片在当时食物中所占的比重，但如用“流行”两字来形容，似乎并不过份。
论及宋朝时，不可忘记女真贵族建立的金王朝曾统治中国北部达一百零九年之久。据南宋史家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人喝粥、下饭的菜肴“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鱼生就是生鱼片，獐生是生獐子肉。这是女真人入主中原以前的习俗。金末名医张从正在医书《儒门事亲》中说：“又如北方贵人，爱食乳酪、牛酥、羊生、鱼脍、鹿脯、猪腊、海味甘肥之物”。“北方贵人”指女真贵族，他们在入主中原後，仍然喜爱生鱼片。女真族完颜王室统治下的中国北部，与汉族赵宋王室统治下的中国南部，在吃生鱼片这一风俗习惯上不存在巨大的差异。
（五）元明余韵
蒙古铁骑灭亡金和南宋後，生鱼片也出现在元宫里。蒙族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٠聚珍异馔》篇，著录了他经手过的，几代元朝皇帝食用过的菜谱，其中一道菜就是鱼脍。这道菜是生鲤鱼片，调料为加芥末爆炒过的薑丝、葱丝、萝卜丝和香菜丝，经胭脂着色，用盐、醋提味。《饮膳正要》的《食物相反》、《食物中毒》、《鱼品》诸篇，也都论及鱼脍，说明元宫里还有其它没有列入《聚珍异馔》篇的鱼脍菜。在民间，吃生鱼片的习俗继续存在。画家倪云林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介绍了用生鱼片拌凉面的吃法，颇具创意。鱼脍也见於杂剧、散曲、小令等诸多形式的元曲里。关汉卿的杂剧《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全剧以谭记儿乔扮渔妇，为杨衙内切脍，趁机盗走皇家信物为中心。这出杂剧为近代京剧《望江亭》和川剧《谭记儿》的原本。在涉及鱼脍的小令里，刘可久的《南吕٠阅金经٠湖上书事》，描绘了作者与斫脍的风尘妇女调笑的情景，写得生动活泼、别有趣味：“玉手银丝脍，翠裙金缕纱，席上相逢可喜煞。插！一枝苿莉花。题诗罢，醉眠沽酒家”。
到了明朝，白话小说的创作空前繁荣。在施耐庵的《水浒》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都有鱼脍的描述。《水浒》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里，形容附马王晋卿生日宴会的奢侈排场时，用上了鱼脍：“水晶壶内，尽都是紫府琼浆；琥珀杯中，满泛着瑶池玉液。玳瑁盘堆仙桃异果，玻璃碾供熊掌驼蹄。鳞鳞脍切银丝，细细茶烹玉蕊”。《三国演义》第十四卷“魏王宫左慈掷杯”中描写了曹操大会众臣的宴会上，左慈从水池中钓出鲈鱼的故事：
少顷，庖官进鱼脍。慈曰：“此脍得松江鲈鱼做之尤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易尔”。教取钓竿来，于堂下忽有一池水，慈持竿，顷刻钓数十尾大鲈鱼放在殿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鱼”。慈曰：“大王何相欺也？天下鲈鱼只两腮，惟有松江鲈鱼有四腮，此可辨也”。众官视之，果是四腮也。
“左慈钓鲈”与上述“介象钓鲻”的故事情节几乎完全相同，两者分别源出干宝的《搜神记》与葛洪的《神仙传》。干宝与葛洪同是东晋初期人，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故事，两种表述”的情形，原因不明。南北朝时，两种版本同时流行，东晋顾恺之《吴王斫脍图》画中的情节与葛洪同一版本；刘宋范晔《後汉书٠左慈传》中的故事，则与干宝的版本类似。後来，“左慈钓鲈”的故事编入《三国演义》之中，使其广为流传，而很少还有人知道“介象钓鲻”的故事。
在冯梦龙的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第九卷《裴晋公义还原配》篇，以及凌蒙初的短篇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收录的《宋公明闹元宵》杂剧里，也都提到了鱼脍。
但在明朝，鱼脍流行的程度已经大为降低。上列小说里有关鱼脍的故事，全部都是前朝旧事重提。施耐庵等人在写作《水浒》、《三国演义》与《喻世明言》时，都有民间流传的话本为依据。人们不知道小说里的鱼脍，是原始话本的遗存，还是作者当时生活的环境中社会风俗的反映。即使这些描述确实反映了明代的饮食习惯，鱼脍在明人小说中出现的频度也远远低於在唐宋词诗中出现的频度。在其它明代长篇小说如《金瓶梅》、《西游记》、《封神演义》及短篇小说集如《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里，都没有见到鱼脍。笔者在明人小说中搜罗到的涉及鱼脍的故事的数量，还不如单独一本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中的多。鱼脍在明代的衰微，还可从金齑玉脍的命运得到印证。上面曾提到金齑玉脍－香柔花拌生鲈鱼片是东南地方的名菜，但到明末，当地人已经不知道香柔花是何物。李晔在《紫桃轩杂缀》里介绍《斫脍书》时，曾对书中所说的“香柔花”是什么提出疑问。李晔是浙江嘉兴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长期在江南水乡任职与生活。像他这样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不知道香柔花，可见金齑玉脍已经从其发源地的菜单中消失。一叶落而知秋，金齑玉脍被人遗忘，正是鱼脍凋零的标志。
在清代文献里，乃然有鱼脍的记载，康熙十八年与十九年（1679，1680年）夏天，高士奇在西苑无逸殿旁值班，随时准备应对皇帝的谘询。他在此期间写作的《西苑侍直》诗里有：“霑恩馔给银丝脍，宣勅人乘青翰舟”，可知清宫御厨中有生鱼片供应。生活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的名医王士雄（1808－1868年）在所著《随息居饮食谱》里也对鱼脍进行了论述，王士雄活动的地域在江浙一带，反映这一地区还有人吃生鱼片。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北方满族和赫哲族的一些村落，以及中国南方某些汉族聚居区，乃遗留吃生鱼片的习俗。生鱼片在中国至今没有断绝，但已经不是主流饮食的组成部分。在大多数海内外华人的意识里，生鱼片是日本料理，属於异国风味，和中国菜肴毫无关系。
（六）结语
古人类都经历过生食的阶段。在发明取火与保存火种的技术之後，吃生肉的习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延续了几十万年。孔子及其门人纂修的，战国时期成书的《礼记٠内则》篇，详细开列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食单，其中，生肉占据了可观的比例。在这份食单上，切成薄片或细丝状的生肉有鱼脍、牛脍、羊脍、兔脍（後两者见於《礼记٠少仪》篇）；切成条块状的生肉（称为“轩”）有鹿轩、麋轩、獐轩、野猪轩。秦汉之後，大部份生肉被淘汰，而鱼脍却保存下来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鱼脍所以能幸存下来，鱼肉本身的性质是最重要的因素。与牛羊等其它肉类比较，鱼肉更适合生吃。当今世界上流行的各大菜系中，以日本料理使用生肉最多，而日本料理中的生肉，绝大部份是生鱼，正是鱼肉更适合生吃的有力证据。
如果从公元前823年尹吉甫的那次私宴算起，鱼脍在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长达二千八百多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鱼脍见於诗词、歌赋、正史、传奇、神话、小说、戏剧、绘画、雕刻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主要利用现存的诗文，本文得出了鱼脍是唐宋两朝流行的菜肴的结论。与此同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鱼脍为什么衰落了？笔者在构思本文时，曾做过四个方面的假设。第一，北宋以後，北方少数民族三次入主中原，导致饮食习惯的改变；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北方渔业资源的枯渴；第三，寄生虫在内河各水系的传布，使得在淡水区域捕获的鱼类再不适宜生食；第四，生鱼片与中国各大菜系的发展方向南辕北辙，逐渐被边缘化，最後终於被淘汰。笔者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否定了第一个假设，却不足於支持第二、第三、第四个假设。既然资料不足，对於鱼脍为何衰落的问题，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饮食文化史不是笔者的专业，只因为在阅读古代诗词时，见到太多的“脍”字和“鲙”字，才下海玩了一票。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有待具有渔业史、医学史、饮食史诸多方面专业知识的高明者。但一种风俗习惯的改变，若不是由于“留发不留头”这类的血腥行政命令，而是静悄悄地、非常缓慢地发生的，要找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也难。
2004年7月2日
(转自《新文化》04/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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