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于当地时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史景迁这个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景迁”寓意“敬仰司马迁”。在史景迁的《中国纵横》中有一篇文章就是《我的老师房兆楹》，可见房兆楹对其影响之深远。
前些年，史景迁系列作品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陆续出版，包括《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太平天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共12册。
2014年，史景迁在川大的活动现场
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为史景迁举办了中国高校巡回演讲，第一站在北京中央美院，第二站来到了成都的四川大学。
史景迁以“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为主题展开，在川大文华活动中心，现场人满为患，连主席台都挤满了学生。当时的对谈嘉宾还有金安平和郑培凯。金安平是美国历史学家，也是史景迁的妻子；郑培凯是史景迁系列作品中文版的主编，也是史景迁的学生。
2014年，史景迁在川大的活动现场
郑培凯与史景迁先生有师生之谊，是史先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开始，郑培凯就在史先生指导下，浸润历史学的研读与思考，并且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反复阅读老师的历史著作，以期学习历史研究与书写的诀窍。
郑培凯在给史景迁作品系列写的总序中写明了每部作品的特色。其中一句是：史景迁的史学著作，经常是雅俗共赏，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一方面让专家学者思考史学探索的意义与方向，另一方面又让一般读者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生命意义的追寻。他的《追寻现代中国》等，最能显示他史识的通达与文笔之流畅，能够不偏不倚，就事论事，却又充满了历史的同情与了解，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即使难以认同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也看到生活与奋斗其中的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的黯淡历史环境中，奋勇追寻茫茫前途的一丝光明。
史景迁每写一本新书，
就会开辟一个新的书房
在郑培凯眼中，史景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曾经简单讲过自己跟史景迁求学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他到美国求学，发现这个老师教学的方法跟过去在家乡的那套方法完全不一样，从小学、中学、大学，好像老师什么都知道。然而史景迁最早却跟他讲，“我知道的东西很少，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你的中文底子比我好，这个我不能帮你”。郑培凯还是第一次听到老师说他知道得很少，因为史景迁的理念是，每个人都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或者学术的道路。
“可能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博士生，他对我相当好，我在耶鲁六年，他给我申请了六年的奖学金，尤其是1976、1978年，他给我找了奖学金让我来中国旅行，在当时这是很少有的，当时来中国到处走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史景迁（摄影：Muto）
郑培凯认为，史景迁一生非常尊重房兆楹这位老学者，“史景迁”这个名字就是房兆楹给他取的。房兆楹当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帮着编《清代名人列传》，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帮助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编《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这种老学者的学问底子非常深厚，从这个意义上讲，史景迁的中国国学功底其实是房兆楹教的。
另外，因为房兆楹在史学界很有影响，所以当史景迁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房兆楹让他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档案。史景迁是最早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档案的西方学者，他利用这些档案来写康熙，所以对康熙情有独钟。史景迁后来写的很多东西涉猎非常广，可是他最基础的东西都是从档案出发，是很扎实的。
“一般来讲，史景迁最会写的史学的方法就是在叙事上特别高明，写任何东西，他脑子里都好像进入这个角色，从这方面来讲，有点像写文学作品。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的西方历史、文学底子很深厚。他最喜欢读诗，所以文采很好。”郑培凯回忆，史景迁写书的时候很有趣，他经常写着一个计划，突然想写另外一个，他就会开辟一个书房——他家后院还有一个小房子，又是他的书房——他最多三个计划同时进行，要写这本书时就到这个书房，写那本书时就到那个书房。当然他还是很专注地一本本弄完，比如他在写《康熙》之后写《王氏之死》，材料是不同的东西，他会把材料弄到另外一个书房里，等到前一本写完之后，就又全力把后一本写完。
教学相长其实很有意义，
他心中的读者对象是学生
郑培凯说，一般来讲，耶鲁大学再大牌的教授也一定要给大学本科开通识课，而且由学生随便选课。郑培凯记得，自己当时上课时，史景迁大概有60多个学生，后来过了十年他回去看到，光是选课的学生就有700多个。史景迁也说最烦恼的是找不到助教，要20个助教改卷子。
史景迁每个星期有一堂课，一般是一个大的演讲。他准备这个演讲很充分，《王氏之死》是他从讲清朝初年社会的情况开始的，他拿着一个法律的案件，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资料，与黄六鸿的《福惠全书》配合起来讲。
从一个案例开始，讲到当时社会的情况，之后发展成一本书，史景迁从他的演讲和教学当中，看学生的反应，看他们对这个是否有兴趣，而且他越讲越清楚，最后就做成了一本书。他很多书都是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学相长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史景迁写的书一般人也喜欢看？郑培凯认为，这其中一大原因是史景迁的心目中是有一个读者对象，就是他的学生。另外，还有一点比较特殊，史景迁是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生活了60年，没有入美国籍，郑培凯没有问老师为什么，他分析是老师寄居在喜欢的英语环境，在喜欢的大学教书，身边是他喜欢的学生，而他又是跟历史进行对话，这点也很重要，也让读者喜欢阅读他的作品。
史景迁系列作品
郑培凯说，史景迁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热情，不是对现在的时事有什么兴趣，而是对历史人物的状况、经历、处境有浓厚的兴趣。史景迁写东西好像进到历史里面了，他写《追寻现代中国》，好像也没有尽量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讨论整个中国的发展，一直讨论到现代。
史景迁出了这么一系列书，大家看了都觉得他的文笔很好。有一点郑培凯想特别提一下，就是翻译的文笔相当流畅，但是跟史景迁原来的英文相较，还是不太一样。他的英文不华丽，但是如行云流水，很容易读，这一点也是大多数欧美读者喜欢读的主要原因。他讲的东西每个都有出处，偶尔对古文有很小的误读，但是很少，有的时候也就不深究了。
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编辑 李洁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标签： 近代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