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黼，在他的回忆录中追述童年时，发生在老家邵阳的一件大事。1900年北方“拳匪”发难，邵阳乡下“有一个姓贺的单身汉成立了一支救国敢死队，想要沿江而下，去杀洋人。敢死队到了大官道上的青树坪，距我家仅仅八里路，他们遇到了官兵，双方打起来。敢死队非死即逃，姓贺的被枭首，官兵把他的首级装在木匣里，沿小官道从青树坪运往邵阳，正好经过我们家门前，家父供给他们茶水，请他们准许我们看看贺某的首级，官兵答应了。我还记得，我拉着我家父的手走到大匣子旁边，去看那个死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长辈和我都把那个姓贺的当作大英雄。正好他是我未婚妻贺小姐的一个叔辈。”（《蒋廷黼自传》，岳麓书社 p13）
这个姓贺的叫贺金声，一个乡试未中的秀才，有着和洪秀全、黄巢差不多的人生经历。不过由于蒋廷黼先生16岁时就去了美国，回国后一直从教或从政于外，对乡土史未深入了解，这段回忆出现了一些史实错误。贺金声举兵灭洋不是在1900年北方“义和拳”风起云涌之时，而是在1902年，此时《辛丑条约》已经签订，两宫从西安回銮北京，大清躲过了被列强瓜分的厄运。早在“义和拳”北方折腾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看出了朝廷利用“拳民”来抗击洋人之举的颟顸与冒险，这几位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的封疆大吏联合起来拒不奉诏向列强宣战，而是私下里和列强协商互不侵犯，此为“东南互保”，保住了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半壁江山免受兵燹之祸。1902年局势已经平静，贺金声此举必定失败，也徒增了浓烈的悲剧色彩。
据地方史记载，贺金声生于1853年，原名尚义，字忠怀，号直方，别号意诚，邵阳县峦山岭(今邵东县檀山铺乡)人，光绪七年(1881)考取秀才。此后几次参加乡试，名落孙山，便在家里一心做乡绅，由于他豪侠仗义，又知书明理，很自然成为当地的民间领袖。
光绪二十六年(1900)，北方“义和拳”起事，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神州遭此巨变，自古性格强悍的湖南人自然不甘寂寞。由于湖南地处华中腹地，传教士不少，且势力较大，再加上当时的传教士中确实有利用治外法权横行之徒，尚气斗勇的湘民中，格外容易产生仇视洋人的情绪。此间，湖南爆发了衡州教案，两湖的最高长官张之洞当然不愿意看到星火燎原，让“东南互保”成果毁于一旦，命令湖南巡抚俞廉三弹压。衡阳和邵阳毗邻，尤其是邵东地区，距离衡阳更近。许多邵阳乡民愤愤不平，纷纷前往衡阳声援。
作为一个民间领袖，贺金声的动员作用很大，他到处张贴告示，公开支持衡州教案中反洋人的国民。俞廉三害怕贺金声“动摇人心”，欲“暂予羁縻，免生他故”， 8月中旬委任贺为巡防营翼字右营管带，令其招募兵士驻扎省城金盆岭，由提督张庆云指挥，此举将贺金声调离邵阳。
被招安的贺金声就任两月余，四次上书俞廉三，提出“抗和议”、“救京师”、“赶行在”、“救桑梓”、“画地自守，拥兵自固”。请求截留湖南每年所分担的甲午战争赔款和上缴朝廷的地丁厘金各项，以作军饷。俞巡抚以“天时未至”四字敷衍。
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原邵阳境内因旱灾发生百年未遇的饥荒，贺利用自己的影响，回乡积极参加赈灾。9月，贺金声离邵归营，此时《辛丑条约》已经签订，清廷平息了衡州教案，但湘人和洋人之间的敌视情绪更甚。贺又上书俞廉三，提出不应再增立教堂，一切教案，凭理公断。——要地方官否定朝廷通过条约给予传教士的治外法权，显然过于天真。俞巡抚当然置之不理，各地教堂，有增无减。不久，英国武官来湘阅兵。各营官兵恭恭敬敬迎接。贺金声则宣称：“若来我营，必刃刺之!”英国武官便不来贺掌管的兵营。
俞廉三此时觉得贺金声这个“刺头”不服管教，迟早会将酿成事变。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委任贺为营务提调，免去翼字右营管带，削掉了贺金声的兵权。五月初七日(6月13日)，贺借口省亲，告假还乡。八月初十(9月10)日，贺金声以原团勇旧部为基础，于余田桥召开乡民大会，贺列举洋教士、地痞、游勇危害社会的罪行，痛斥洋人瓜分中国的阴谋，将由衡阳教堂派往邵阳的教民朱二火焚于灵宫殿。——这行为和义和拳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并竖起了“大汉灭洋佑民军”的大旗。八月十三日 (9月13日)，贺金声再次上书俞廉三，论述当时形势，指出：“湖南人情汹汹”、“豪杰握拳透爪”，“如不及时以图，恐湘省豪杰或自为之，将置大人于何地?”，而且认为朝廷重用李鸿章、张之洞，平息和列强的风波是误国，说“谓朝廷误信李、张则可，谓朝廷误信拳民则不可。”“盖天下百姓之于洋人，莫不恨入骨髓，思图报复。向之所以未发者，畏李、张得挟天子以防制之。”并向俞廉三提出招兵3万的计划，要求拨军饷，发武器。次日，发布《奉劝各国教士文》，又刊布《拿教犯书》。派人在邵阳境内及衡州、郴州、桂林等地张贴。俞廉三闻讯十分震惊，在贺金声进府城宝庆招兵时，作了诱捕部署。八月十六日 (9月17日)，贺等入宝庆城招兵，十九日(9月20日)，贺从好友密信中得知，俞廉三已密令县府四处布网意欲逮捕他，马上召集骨干密议，令即刻遣散招募兵员，撤离宝庆城，免遭牵连。第二天贺被捕入狱。八月二十五日 (9月26日)，贺自知必死，是夜，连挥四书，一书呈俞廉三，一书禀母，一书致告亲友，一书告族人。并自撰挽联：“视死早如归，说甚么力锯鼎烹，使人寒胆；一身安足惜，只天下颠连困苦，令我伤心。”次日解往长沙，沿途相送民众泣不成声。俞廉三担心群情激变，命令押送者就地处决。八月二十七日(9月28日)，贺被杀害于青树坪。
从贺金声的经历来看，这是位胸怀大志，不甘平庸的农村精英，他生不逢时，而科场多乖，又受过相当的教育，见识高于一般的乡民。这样的人若不为朝廷所用，一旦成为民间领袖，必定会官府的忧患。而湖南特别是邵阳，好武成风，尤其受湘军功业的影响，一般的秀才并不死读书，喜欢谈兵论政，贺金声就是这样一位读书人。
可是在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被外国经济和文化势力冲得七零八落的20世纪初期，大多数如贺金声这样不得志的读书人，人生的道路越来越窄。如果贺金声早生20年，恰逢洪杨起事，楚勇湘军趁势而起，一大帮湖南的落第秀才跟着曾、左、罗、江等人外出打仗，贺金声没准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像同乡刘坤一、魏光焘那样位至总督也未可知。如果他晚生20余年，在自己的少年时代科举废除，绝了这条仕进的道路，他有可能像黄兴、蔡锷、陈天华这些晚辈老乡那样，东渡日本接受现代教育，也有可能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建立一番功业。而他恰好夹在这两代人中间，两头不靠。他成长的时期，正是平定洪杨以后，清廷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同光中兴”的回光返照，贺金声这种最后一拨接受传统教育的乡村俊杰，注定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按湖南乡下传统的价值观来看，贺金声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获得乡民的尊重是应当的。他不但读过书，而且心忧国家民族的前途，又有着道德的感召力。可惜他受制于所处的地域和时代，看不清世界局势，他还坚持华夷誓不两立的立场，以为凭着对洋人的仇恨，凭着一腔热血，凭着大刀长矛就能救国救民。这样的观点显然已经很陈腐了。他的前辈乡贤，有魏源那样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也有曾国藩这样大办洋务的高官，是因为魏、曾有机会走出乡土，去见识更广阔更新鲜的世界，而贺金声没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个乡土知识分子，他已经将自己所能掌握的知识运用到极致了。比如他打出“大汉灭洋佑民”的旗号，比“义和拳”“扶清灭洋”的旗号要先进一些，“大汉”和“佑民”隐隐有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因子，但他试图利用民间不理性的仇洋情绪，来做大事，失败是可以预料的。时代的局限使贺金声的见识只能到这个层次，他的创业思路，没办法超越洪秀全，洪是借助洋人的宗教，他是借助仇洋的情绪，本质上是一样的。几十年前洪、杨都不能成功，何况贺金声？
湖南巡抚俞廉三对贺金声的处置方式，很符合一个能干的传统官僚行事方式。对于民间领袖，首先是笼络，尽量不激发矛盾。俞老爷做得并不错，提拔这个落第秀才成为一个中级军官，这几乎是官府所能给贺金声最大的肯定了。但贺希望干更大的事业，而且其作为已经和官方的根本决策背道而驰，可能带来无尽的后患，巡抚对他断下杀手完全可以理解，从朝廷的角度来看，俞先抚后剿的决策不可谓不英明。
贺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乡土英雄，他这样的人不可能救中国，也不可能救乡民，飞蛾投火的结局只能成就他在乡民中的英雄传说。他的晚辈蒋廷黼完全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蒋家因为在外面做生意，和来湖南传教的“长老会”关系融洽，蒋早年进入教会学校，少年时在教会的帮助下，才能出洋留学。贺金声是一个极度仇恨洋人的民族主义者，而蒋廷黼则是一个极力融入西方文明体系中的民主主义者。蒋回到中国，在清华作历史系主任时，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不是偶然的。他在〈中国近代史〉中探问道：“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一个在战国时期政治理论就很成熟的民族，但在19世纪，却被西方人看成野蛮人，为何？”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观点： 一开始你是想要仿效西方的军事器械，你就必须发展军事工业；你要发展军事工业你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要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你就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只有轻工业才能提供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流转；这种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过程又需要新式教育。这是一个循环过程。西方文明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国人就一步一步向现代化迈进了。蒋廷黼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力于中国如何在现代规则下和外国打交道，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贺金声和前辈魏源、后辈蒋廷黼比较，看起来是保守与开放的两极，但也许能说明邵阳人甚至是湖南人的性格特质，保守起来就保守到极点，一旦真的明白过来要变革，就开放到极点，很容易搞180度的大转身。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对湘人有类似的评价。
贺在青树坪被杀，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结束。1923年，在哥伦比亚获得博士学位的蒋廷黼回乡省亲，在一个小吃店看到一张募集善款修庙的告示，这个庙为一个新神修的。让蒋氏十分惊讶的是，这尊新神竟然是21年前被枭首的贺金声，当地传说群医束手的病人，久婚不育的妇人，只要许愿为他修庙，无不有求必应。贺金声祠至今尚在，成为邵阳的名胜古迹之一，额书“于准我公，功德在人，其生也直，其殁也神。”只有历史学家或爱好者才会去研究一个英雄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局限，对乡民而言，认为英雄死而为神，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在今天邵阳人为魏源、蔡锷、谭人凤和蒋廷黼、尹仲容这些俊杰骄傲时，不应忘记不合时宜的悲剧英雄贺金声，尽管他的行为今天看来不无愚钝之处。但变革和守旧、理性与激情、开放与排外、崇文与尚武、愚昧与文明交织纠缠，才构成百年来一个完整的邵阳，甚至是完整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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