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郡县制，厉行文化整合，实行依法治国，大力发展农业，加强交通网络建设，修筑万里长城……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思想遗产，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古代中国两千多年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杰出帝王，却被汉朝为了证明本朝执政的合法性和后世儒士为了劝诫君王施仁义而几乎全盘否定和深度妖魔化。他们把秦始皇写成是嗜杀、冷酷、孤僻、无道之君，就连始皇的出身和形貌也被极尽丑化。《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与舞女赵姬苟合有身孕，后割爱献给异人，“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遂立为夫人。”诋毁秦始皇是野种，不是皇脉。《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相貌和声音也具有几种恶毒禽兽的突出特征。伟大的史学家用简单的文学手法，就勾勒出了秦始皇的暴君形象，这与后世“凡封建帝王都是贼”的意图伦理相一致。
统一天下是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却被人詈骂为穷兵黩武。战国时代，群雄竞起，弱肉强食，没有休止，若化剑为犁，唯有以战止战，统一天下。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仅用十年时间就扫平六合，一统天下，结束了诸侯国之间长期以来杀伐不已的局面，铸千秋基业，开崭新纪元。六国虽灭，百越犹离，华夏一统，自然之理；匈奴蚕食，边境不宁，奋戈北击，驱敌筑城，黔首安然；西域大漠，不生稼穑，征战无益，任之化外。战之必战，论穷兵黩武，与始皇何干？
战争讲究工具理性，但始皇亦注重战争文明。秦始皇没有白起、项羽坑杀降卒之人神共愤的残暴，没有项羽、刘邦屠城焚地之天怼人怨的疯狂。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项羽在攻城略地时，常常烧杀无忌，如“阬襄城”“屠咸阳”“烧夷齐城郭室屋”，曾把齐都临淄至北海广大地区的生灵、房屋烧杀殆尽。又屡屡坑杀降卒，如“阬秦卒二十余万新安城南”，“皆阬田荣降卒”。司马迁也认为“项氏之所阬杀人，以千万数。”秦始皇善待六国王族和贵族，尽可能赢得人心归附，减少战争带来的杀戮。
秦王少恩而虎狼心，得志易轻食人，更是信口雌黄。秦始皇求贤若渴，厚遇人才，礼贤下士。如秦始皇对尉缭的军事才华十分赏识，对尉缭恭敬备至，不仅让他享用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而且秦王在尉缭面前常常表现得十分谦卑。能力和才华有多大，就给你多大舞台。秦始皇任命尉缭为掌管全国军队的国尉，对秦国夺取统一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
秦始皇十分爱惜人才，即使敌方人才，他也极尽宽容，使之为我所用。韩国奸细水工郑国到秦国实施“疲秦计”，在修建郑国渠中奸情败露。一般君王处理此事，定会杀了郑国这个奸细，以儆效尤，然而秦王政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权衡利弊后，认为郑国言之有理（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于是仍然任用郑国主持工程建设。郑国渠的建成，使关中地区盐卤之地变成了一片沃野，自此关中再无凶年，促进了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壮大了秦国的经济实力，“秦富十倍于天下”，为秦灭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始皇有独特的人才观，允许犯错，宽容失败，善于使过。青年将领李信率二十万大军伐楚，起初打得随风顺水，后来由于昌平君在郢陈叛乱，切断了李信军的后路，这是秦王政和文武百官始料不及的，使得秦国遭受了少有的惨败。秦王如何处置李信，史书没有记载，但显然没有按《重刑令》规定对李信施行严酷的刑罚，因为史书记载李信后来又被起用。事实证明，秦王政重新启用李信为将是正确的。灭燕之时，王贲和李信一起率部平定燕地、齐地，李信最终因功封陇西侯。
秦始皇对待一切服务于秦国的能人，包括一些有过错或地位低的能人，都能够包容和尊重。不仅对待李信将军、军事家尉缭子，对待韩国奸细、水工郑国等如此，而且对待出身微贱的姚贾和用尖刻语言斥责秦王政的焦茅，甚至在那个蔑视商人的时代，他对待大商人也很包容和尊重。乌氏倮以畜牧发家，搞贩运牲畜贸易，“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清”；巴蜀寡妇清，世代以丹穴为业，家亦巨富，“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始皇封巴蜀寡妇清为“贞妇”，并念她年岁已高，在乡下孤寡无后，诏她住进皇宫，给以公卿王候的礼遇。从此，巴寡妇清的事迹“名显天下”。
蒙骜、蒙武、蒙恬和王翦、王贲、王离祖孙一直报效秦国，发于卒伍的将军和重臣一直与始皇不离不弃、肝胆相照，这岂是秦王“少恩而虎狼心”所能解释的？
秦始皇不杀忠于朝廷的功臣和文武大臣，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反观刘邦成了大肆杀戮功臣和异姓王的始作俑者。
秦始皇被污蔑为穷奢极欲、穷困万民，也不是历史的真相。国家初定，与民休息，九年有余，然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必整合文化，厉行法治，消除割据，兴修水利，建设交通，完善设施，奋发图强，虽劳民一时，但功在长远。
云梦秦简的出土，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秦朝有重大意义。过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大多数人相信秦朝实行严刑峻法，一般百姓摇手触禁，受尽压迫和剥削，奴隶和刑徒更惨，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吃不饱穿不暖，过着非人的生活。史实究竟如何？云梦秦简道出了真相。
秦朝的官奴和刑徒真的吃不饱吗？
《仓律》规定：“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舂，月一石半石。”
在秦朝臣妾的身份是奴隶，男性叫做臣，女性叫做妾。在秦简中，凡所见“臣妾”都是私家的，是私人所有的奴隶。与之相对应的是“隶臣妾”，属于官府的奴隶。隶臣妾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由战俘而来的，有用钱买来的，如《告臣》爰书中就有私家卖奴隶给官府的例证；有奴隶的子女，如《法律问答》中某隶臣之妻因为不承认隶臣子而受到“完为隶妾”的处罚便是例证；当然也有由犯罪及其家属被籍没而来的。
秦简证实，当时一切粮食的折算，都是以“粟”为标准。《仓律》曰：“稻禾一石，为粟二十斗。”“叔（菽，大豆），荅（小豆）、麻十五为一石。”均指折合“粟”的重量和容量。此外，还规定了各种成色的大、小米折合为“粟”的比例。劳作有轻有重，隶臣妾有成年人有未成年人，情况不同，口粮标准也随之不同。公允的讲，古代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这种口粮分配，有其合理性。尤其是“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考虑的周全细致。
秦并天下之前，商鞅变法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其衡制是整齐划一的，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又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以法令形式肯定秦国原有度量衡制度，并向全国推广。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测量，可知秦国的衡制如下：
单位：铢、两、斤、钧、石；
进位制：24铢=1两，16两=1斤，30斤=1钧，4钧=1石。
据1964年西安市三桥镇出土的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高奴禾石铜权”测量得知：一石相当于现在的30.75千克。
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就是说为公家干活的男奴每月可获得口粮123市斤，女奴每月可获得口粮92.25市斤。同现在的人对比，没有可比性了，因为现在的人生活水平比较高，主食吃的不多，但同生活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人还是可以比较的。计划经济年代，城镇成年人根据其职业、岗位性质等不同，每月供应粮标准也不同，有26市斤、27市斤、28市斤的，也有39市斤的，等等。姑且以每月28市斤为基准，与之对比，秦朝的隶臣妾口粮标准相当高了。当然隶臣妾的口粮每月要有盈余，以防“其不从事，勿禀”，有家室的人还要依靠它养家糊口。但不管怎么说，隶臣妾不存在吃不饱的问题，小城旦、隶臣、小妾、舂、婴儿之无母者、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也是如此。
秦朝的官奴和刑徒真的穿不暖吗？
从《金布律》看，一年之中，国家给隶臣妾和刑徒发放两次衣服，从四月到六月发给夏衣，从九月到十一月发给冬衣。过期不领，不再发给。囚有寒者为褐衣，大褐一，用枲（粗麻）十八斤，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值四十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值三十六钱。
秦汉时期，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是所谓的五谷或九谷。《礼记·月令》《汉书·食货志》称五谷为麻、黍、稷、麦、豆。《周礼·天官·大宰》称九谷为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麦、小麦。在一些人看来，五谷或九谷本是主要粮食作物，麻不属于粮食，何以列入五谷其中？其实不然。麻即大麻，是雌雄异株的，雄株称枲，雌株称苴。雌株结麻籽，可用它煮粥。所以，古人把麻列入五谷或九谷，是有道理的。
苴即大麻雌株，其籽可食，而枲即雄株，纤维质量好，可用于织布，故文中称以枲制粗布衣。先秦时我国采用的纺织原料应为葛和麻。葛的单纤维比较短，所以只能用水煮的方法半脱胶后，再剥皮绩线上机。葛可织成很薄的织物，精曰絺，粗曰绤。《韩非子·五蠹》说尧“冬日麂裘，夏日葛衣”，又把“夏日葛衣”与“粝粢之食，藜藿之羹”相提并论，可见先秦以远在夏天贵贱贫富者皆着葛衣。秦朝为囚徒御寒当然不能发夏天穿的葛衣，但也不会发贵族穿的裘皮衣，发棉衣更不可能，因为秦代尚无棉花作物。那么，秦朝只能冬天为囚者发放御寒的大麻制成的褐衣。其实，秦代黔首在冬天普遍穿大麻制成的褐衣，与囚徒并没有什么区别。
秦朝的1市斤约合现在的252.8克；30钱可以买1石粮，1石为61.5市斤，故1钱约可买2.05市斤粮。那么，大褐一，用枲（粗麻）十八斤，相当于现在的9市斤多，值六十钱，相当于可以买现在的123市斤粮。至于“中褐一，用枲十四，值四十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值三十六钱”，皆可依此换算。试问，这样的冬衣单薄、价格菲薄吗？不薄！须知，当时的纺织技术比较原始，效率很低，手经指卦，最先进的可能也仅为踞织机，即使到了大约西汉末年发明了单锭纺车，一昼夜也只能纺三两到五两的纱，在这样的物质生产条件下，秦朝能为囚者发放如此褐衣，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其刻薄甚至残忍。
一个理性成熟的民族，对待本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总是心怀敬意，引以自豪，激励前行。他们当然有历史局限和价值偏好，未必皆如圣贤，但我们也不能把现代观念运用到辽远的古代，苛求古人，更不能放大缺陷，抹黑历史人物，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丢掉根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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