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光荣与耻辱：司马懿家族兴衰史
楔子
钓叟刚上大学那会儿，从图书馆借阅的第一套书是《光荣与梦想》，作者是历史学家和记者威廉•曼彻斯特。这部书描述了1932年到1972年的美国历史，遣词造句幽默风趣不失辛辣讽刺，行文平易且略显粗俗。从底层小人物到庙堂决策者，从市井下里巴人到高端阳春白雪都有所刻画，在这段时期美国成长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该书生动解构了这段社会史。作者既有历史学家的洞见，也有新闻记者的敏锐；对杰出人物不吝赞美，对政客丑类则极尽嘲讽。书中有一段是描述杜鲁门的，某天他成功处理旷工罢工之后，“大摇大摆回到白宫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两个睾丸碰得叮当乱响”。钓叟当时读到此处忍俊不禁，呵呵而笑，众室友愕然。此情节在罗振宇的《逻辑思维》里不止一次提及，钓叟大学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听到这个段子，仍不禁莞尔。威廉•曼彻斯特用“光荣与梦想”作为书名，高度概括了此四十年的美国——国家高歌猛进，普通美国人感到无比自豪，社会充满机遇，个人奋斗实现美国梦的活剧每天都在上演。普通民众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精英上层人物兢兢业业努力推动国家社会向前发展，各色人等都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打上自己的烙印。
历史构成是宏大叙事和精致入微的结合体，是不断解构和构建的过程。关键性的历史人物或顺势而为或倒行逆施，或力挽狂澜或勉力经营，成就个人和家族的同时，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魏晋时期的司马懿家族便是如此，此家族经过父子祖孙三代四人的处心积虑和不懈努力，一统华夏成就其家族的荣光和丰功伟绩，老百姓享受了短暂的承平繁荣时期。但好景不长，传至第四代，政事纷扰朝纲紊乱，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爆发八王之乱，社会秩序土崩瓦解，陷入极端动荡不安的境地。随后外族乘衅入侵，中原大地沦入“五胡乱华”的灾祸，华夏民族堕入万丈深渊，几至万劫不复。中原沦丧之后，司马氏王朝偏安江南一隅，苟延残喘近百年。在这段时期，司马氏倍受士族的压制、权臣的羞辱和军阀的欺凌，当初他们施之于曹魏皇室孤儿寡母的种种不公，遭到加倍奉还。最终仍逃不过改朝换代的命运，家族覆灭的模式与司马氏当年取代曹魏之时几无二致，结局之凄惨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司马氏家族的命运相比，被其弃之脑后的中原华夏子民更是水深火热、灾难深重！
华夏民族的家国理念厚重深沉，国泰才能民安，家和才能万事兴，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国和家本是一体，家族荣辱折射民族荣辱，国家兴衰决定家族兴衰。诗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书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司马氏家族的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回味总结之处太多，它反复告诫世人：勿忘居安思危，避免重蹈覆辙。
（一）
前段时间某热播电视剧将司马懿的形象塑造得非常高大：身怀雄韬伟略又不愿与权臣同流合污，博学聪慧且知人善任；品行高洁，尊儒重教，常怀悲天悯人之心；家居生活敦睦温馨，夫妻二人琴瑟和谐，父子兄弟慈爱孝悌。两位明星主演的司马懿张春华夫妇，俨然夫妻恩爱之楷模。然而史书记载却大相径庭，对他们夫妻二人家庭生活的描述尤其不堪。司马懿惧内应该属实，尊重却远远谈不上。某天司马懿生病，张朝华探望他，此公口出恶言：“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妇人也不是省油的灯，顿时便要寻死觅活，闹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惊恐不安。为了安抚两个宝贝儿子，司马懿迫不得已出面致歉，一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事后此公仍不消停，继续恶言道：“老物不足惜尔，虑困我好儿尔”。此番言语一出，司马懿与电视剧中的人设便大不一样了——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尚且如此，其品行能好到哪儿去。其实，司马懿此人性情阴鸷毒辣，刻薄寡恩，面相鹰视狼顾，侪辈同僚不止一人洞悉其野心和抱负，包括他的首任老板——曹操曹孟德。因此，电视剧中演绎的不愿与权臣同流合污的名士姿态，以及史书中记载的“不欲屈节曹氏”，不过是司马懿韬光养晦的策略和惺惺作态的权宜之计罢了。
司马懿出生世家，远祖司马卬是楚汉争霸时的名将，封为殷王，建都河内即现在河南温县一带，后裔便定居于此。家族历代都有成员入仕前后两汉帝国，达官显贵层出不穷，至三国时已400余年。司马懿兄弟八人，皆以“达”为字，司马懿是排行第二，故称“仲达”。得益于优越家境，兄弟八人受到良好教育，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世人称之为“司马八达”，其中尤以司马懿最为优秀。家族兴旺又恰逢乱世，必然受世人瞩目，被权臣关注。汉献帝建安初年，曹操招募司马懿进入幕府，司马懿起初不愿意出仕，使出装病这一招。曹孟德可不是后来那个绣花枕头大草包曹爽能比拟的，司马仲达的小花招立马被识破，不得已加入幕府。
前期的曹操幕府人才济济，与郭嘉等天才级人物相比，司马懿并不算特别突出。到了后期人才凋零，司马懿的作用才逐渐显露出来。当然，前期之所以略显默默无闻，也有司马懿韬光养晦、低调行事的考虑。两人皆是枭雄禀性，互相之间有过各种或明或暗的较量，彼此都在审视对方。曹操爱才惜才，但是决不允许人才威胁自己及后裔的地位和权势，这是底线。类似司马懿这样既有雄才大略又野心勃勃之辈，更是曹操重点防范的对象。曹操虽有宽宏揽才和不计前嫌的名声，但生性多疑，最忌讳别人识破其隐秘心事。后来在征蜀途中，杨修揣测出 “鸡肋”军令的真实含义，提前准备撤军行装，曹操恼羞成怒砍了他杨德祖的脑袋，这便是明证。司马懿何等聪明之人，对曹操的行事方式早已洞若观火。他自知当初进入幕府时推三阻四，曹操必定心存芥蒂，此时如果锋芒毕露，一旦行事百密一疏便会给自己招来横祸。
曹操心目中的理想幕僚是郭嘉，郭奉孝此人才智卓绝，但是为人不拘小节且耽于酒色，里里外外没有表露出一丝个人野心。在曹操创业前期，郭嘉居功至伟，每每在关键节点提出奇计妙策，屡屡产生奇效。郭嘉英年早逝之后很长时间，曹操仍对其念念不忘，深感痛惜。赤壁之战曹操吃了大亏，想起如郭嘉仍在世，必能避免此等惨败，痛心疾首之下呼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与郭嘉的性情形成鲜明对比，司马懿心机太过深沉，曹操爱其才但又不放心委以重任。因此终曹操之世，司马懿一直担任幕府参谋，并没有掌握军权。作为幕府重要人员，司马懿提过不少有价值的建议。比如曹操征伐汉中灭掉地方军阀张鲁之后，司马懿建议一鼓作气攻入蜀中，趁刘备刚占据成都立足未稳民心未附之际，可一举灭之，但曹操并没有采纳这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建议。可以设想，如果该建议由郭嘉提出，曹操的态度可能完全不同，可惜郭嘉早已去世。当然曹操也有自己的考虑，征伐张鲁平定汉中之后，兵疲马乏、粮草难以为继是客观现实，但是提出建议者不是曹操的心腹谋士，这是建议不被采纳的重要原因。事后证明司马懿慧眼独具——身处成都的刘备集团人心惶惶、人无斗志，甚至打算一旦曹军进攻川中便退回荆州。曹操通过各方面的情报知悉刘备集团的状况之后十分懊悔，此后便对司马懿另眼相看，开始高度重视司马懿的才干。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困樊城，水淹七军生擒于禁等大将，声势之大给曹操以剧烈冲击。国都许昌离襄阳太近，曹操担心关羽乘胜攻打，于是动了迁都的念头。此时司马懿力主坚守许昌，向曹操分析坚守的必要性以及迁都的弊端，同时非常精准地预言江东孙权集团肯定会从背后偷袭关羽，如此不费一兵一卒便可解樊城之围，许昌也就稳如泰山了。事后再次证明了司马懿的正确性，经此之后曹操对司马懿的看法大为改观。
但是曹操的疑虑仍挥之不去，“三马同槽”的噩梦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曹操的一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朝堂和地方的政治对手无一不被其翦灭，残酷环境练就的超绝心智，使其对于人性的洞悉可谓入木三分。作为一位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曹操太了解司马懿的为人，一再告诫继承者曹丕：要高度警惕司马懿——此人绝非池中之物！但司马懿的聪明之处恰好在于很好地处理了和曹丕的关系，是后者核心圈子的“四友”之一。曹操屡动杀心，曹丕从中斡旋司马懿才转危为安。但是面对曹氏父子截然相反的态度，司马懿百感交集，反复多次以后，心态由最初的戒惧逐渐转化成愤恨。作为一代枭雄，司马懿头脑里冒出不服输的念头：汉失其鹿，你曹孟德可以逐鹿中原，我司马仲达难道就不能？天命在谁，最终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
但是现阶段必须隐忍蛰伏，必要时甚至要抛开士大夫的尊严去逢迎主子。曹操晋封魏王，江东孙权为缓和与曹操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上表劝其称帝。曹操头脑非常清醒，曰：“此儿欲踞吾炉碳上邪？”司马懿则几近谄媚，上言道：“汉朝国运已近终结，殿下占据天下十分之九，仍然服事汉朝。孙权向您称臣上合天意，下合人心。当初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等得天下时并没有谦让，那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天的旨意，知晓自己的使命。”此番奏对非常契合曹操的心意，欣然道：“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既是在表明心迹，同时也是一份政治遗嘱，幕僚们已是心知肚明。但是天下仍未一统，江东孙权、西蜀刘备两大枭雄在一旁虎视眈眈，国内更是民心未附（曹操喃喃道：“当初我曹孟德借报父仇之名屠戮徐州，那真是鸡犬不留，民心能附才怪呢，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之前曹操才刚开始大权独揽，连魏公都没晋封，董承、伏完这些皇亲国戚就四处联络心怀不满的朝臣，阴招不断。特别是那些掌握舆论的士大夫更是心向汉朝，包括已经去世的荀彧，当初公开反对自己晋封魏公，更别说称帝了；还有那位杨彪，自从儿子杨修被他曹孟德砍了脑袋之后，明面上虽没说什么，内心一定颇多怨言，肯定也不会赞成。种种迹象表明时机没成熟，此时贸然行事，很可能成为第二个袁术袁公路。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孔子称颂 “至德也已矣”。文王至德至圣得其名，武王灭殷取天下得其实，父子二人上演了一场好戏，他曹孟德何尝不想遵循此套路再演一出双簧。内心早已筹谋良久，首先从儿子们中精心挑选继承人，其次为好戏重演搭好舞台铺平道路，二者缺一不可。在曹操看来，此时司马懿如此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拥护立场实在难能可贵，杀机顿时消减几分。
司马懿出仕之始便是进入曹操幕府任职文学掾，并没有在汉朝任职。曹操封王之后，司马懿成为太子曹丕的私人班底，迁任太子中庶子，颇为曹丕所信重。司马懿是曹氏家臣，劝进曹操称帝并不算背叛汉王朝，这是与荀彧、杨彪等人的不同之处，二人皆在汉朝任职。古人讲究名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篇首，借“三家分晋”的史实大段论述名分的重要性也是这个道理。春秋之时，家臣首先要忠于家主（卿、士大夫），然后通过家主忠于君主（周王室分封的诸侯）而忠于君主。话很绕口，其内在含义一言蔽之：家臣对于家主的忠诚是直接义务，对君主的忠诚是间接义务，这就是名分。故此曹丕代汉称帝，后世士大夫对汉献帝一朝的文武大臣和士大夫颇多非议，但不论及司马懿。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里说道：“夫曹氏篡汉，忠臣义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纵力不能讨，忍复仕于其朝为公卿乎？”，抨击华歆、陈群和杨彪等股肱之臣“所立不过如是”，并悲叹道：“士风不竞，悲夫！”，对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士林风气不振的现实不胜感慨！可见司马懿在曹魏代汉这件事上处理的比较圆滑光溜，并没有给后人留下议论的把柄。相反对于后来司马氏晋朝取代曹魏，士大夫们还隐隐有一丝作恶终有报的快意，比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酸不溜秋地评道：“黄初欲学唐虞事，司马将来作样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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