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的傅斯年：一身才气一身痴

复杂人物

有人说，他与胡适一样，是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人物；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家伙。而傅斯年也姑妄言之：“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他也真胆大妄为：竟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傅斯年与蒋介石合影

傅斯年对蒋介石忠贞不贰，最终上了他那条船，漂零到孤岛上，他赍志以殁，站着死在台湾大学校长席上。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江西永丰人，生于山东聊城。家世颇显赫，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荣登清宰辅位，故聊城的傅宅被称为“相府”。其父傅旭安系光绪二十年的举人，曾任山东东平县龙山书院山长，英年早逝。傅斯年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知名度颇高的学者、社会活动家。

时危始识不世才

“九一八”事变，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倡“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众人纷纷各抒己见。当时，日本为寻找侵华的借口，利用御用文人写文章，杜撰“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版图之所有。为驳此谬说，傅斯年主持并邀史学界同仁，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一面驳斥日本侵略者指鹿为马的胡说，以正视听；一面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激发国人爱国的激情。同时，他又委人将《东北史纲》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使“国联”作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的结论。

抗战开始了。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方案是傅斯年提出的。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傅斯年高兴得成了疯子，在大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一手把帽子挑在拐杖上乱舞……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复元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曾遭到傅的大骂。

傅斯年与胡适合影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1945年6月2日，傅斯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联合国民党等民主党派的黄炎培、章伯钧等7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出访问延安。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复电，对其以国家利益为怀的精神表示钦佩，并欢迎。7月1日，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与毛泽东是20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傅在他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列举全国六大“最有价值”刊物中，就有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泽东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条幅上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还附一亲笔信：“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毛泽东上七月五日”。

弃“国故”而创办《新潮》

称傅斯年的才干“百里挑一”绝不为过。他5岁进私塾，11岁读完十三经。乡邻皆知他是出口成章、下笔成行的神童。

青年时代的傅斯年

他年甫12，远离故土，负笈津门。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经史），与顾颉刚、沈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成为刘申叔、黄侃等国学大师们物色的“衣钵传人”。

孰料，傅斯年在胡适的引导下，毅然弃下“国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1918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创办《新潮》杂志，担纲主编，请胡适作顾问。校长蔡元培支持，月拨2000元作经费。1919年元旦创刊，“发刊旨趣书”由傅斯年执笔，宣称今日的北京大学，已经“脱弃旧型入于轨道”，不再是培养“一般社会服务之人”，而是以“培植学业”发展学问为目的……创刊号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重印三次，印数达1．5万册之巨。有评论说，这个追步《新青年》的《新潮》，“表现得甚为突出，编写皆佳”，超过北大教授编的《新青年》。

一身“才气”“痴气”

傅斯年一生颇自负，天马行空，因对蒋忠贞不贰而获谤议，本属理所当然。但对他于社会之贡献似已成共识：他树立史料学派大旗，其《性命古训辨证》可为传世之作；创办中研院语言所，惨淡经营20年，成绩卓著；出任北大代理校长，重建战后北大和执掌台湾大学。

傅斯年在工作

在用人上，他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研究所，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研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他注意在小节上培养部属的节操，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他严于律己，南京夏天燠热，他人胖，烟瘾又大，在阅读北宋刊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精心保护。他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亲自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有人说他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有个半真半假的笑话，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说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他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向三楼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进洞。在台大当校长，他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的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谐趣百出。

立志从教终其一生

早年在北大读书时，他立志以从教终其一生，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48年11月，傅斯年在坚辞未果的境况下，接任台大校长职务。台大本是台北帝国大学前身，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属子女大量涌入，要在台大就读，人员关系复杂，经费短缺，一堆烂摊子。但傅斯年精心筹划，锐意革新，使学校很快走上正轨。他将“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立为校训。

1950年12月20日，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在一次大会上侃侃而谈自己的办学方针和理想，言毕，突然昏倒，不再醒来。傅斯年逝世后，官方人士宣布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

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有5000余人参加。蒋介石亲临致祭。

附：傅斯年、钱穆、胡适的“斗嘴”

钱穆虽无文凭但仍受胡适傅斯年推崇

钱穆与傅斯年几乎同龄，钱略长数月，但二人前半生道路殊异。

傅斯年北大毕业后，赴欧游学7年，虽未获文凭，却因是胡适弟子，又是当年北大学生领袖，名满学界，回国后便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历史两系主任，其时仅30岁。

钱穆因家境贫寒，只有中学文凭，到30多岁时，仍在苏州中学教书，但学问精深，誉满乡梓，时胡适应邀到苏州中学演讲，友人推荐说，务必要见钱穆一面。故胡适在登台演讲前，请钱穆台上就座，没想到钱穆正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个问题搞不清，便现场请教胡适，胡适也答不上来，场面极为尴尬。钱穆后来自我检讨称，此行“事近刁难”。

1930年，钱穆35岁时完成了《刘向歆父子年谱》，轰动学界，被陈寅恪誉为“王静安（即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经顾颉刚介绍，破格入燕京大学任讲师，在顾引荐下，1931年春赴胡适寓所拜访，几个月后得到北大聘书，胡适还将自己所藏的古籍孤本借给钱穆看。

胡适如此推重，傅斯年自然亦步亦趋，请钱穆到他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每次接见外宾，傅斯年都特意安排钱穆坐在身边，并郑重介绍：这就是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的钱穆。

对引路者也不客气的钱穆

胡适推重钱穆，是因为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中所采取的细密求证方法，与胡适的考据主张不谋而合。但胡适忽略了，钱穆个性强悍，暴得大名后，对引路者未必会客气。

对胡适和傅斯年，钱穆的确颇不服气。

钱穆

一方面，此时胡适已学而优则仕，更醉心于政坛，在学问上用功不够，在与钱穆的争论中，只能处于守势，找不到证据时，往往推到方法上，而钱穆对胡适、傅斯年从西方引进的研究方法并不熟悉，抱怨二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太忽略。

另一方面，钱穆恋栈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胡适、傅斯年对其了解不够，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前一方面只是方法问题，可以沟通，但后一方面则比较致命，胡适、傅斯年靠反传统文化起家，这是他们影响力的基础，绝不能退让，而钱穆未有海外留学经历，只能反复强调自己熟悉的老办法，这样才能在学界开宗立派。

彼此矛盾先是以学术观点不同的名义显现出来，胡、傅总是能退就退，不愿激化矛盾，没想到钱穆步步为营，绝不妥协。

争论要靠真本事

北大刚开设“中国通史课”，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但钱穆坚持应该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傅斯年虽有不满，但还是同意了。钱穆讲课深受学生欢迎，胡适与钱穆开同样的课，学生都愿去听钱穆的课，钱穆在北大执教期间，在讲课竞争上从没输给过胡适。

“九·一八”后，傅斯年报国心切，组织学者并亲自参与，撰写完成《东北史纲》，力证东北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回击日方学者的谬论，没想到做得太仓促，在具体史料上出现了一些纰漏，钱穆带头讥笑。令傅斯年极为不快。

自此之后，两人私下常互相诋毁，钱穆说傅斯年是水泊梁山的山大王，傅斯年则骂钱穆根底肤浅，钱穆说傅斯年旧学功底差，傅斯年说钱穆不懂西学。

西学对阵国学

“抗战”爆发后，大学南渡，钱穆也跑到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此时傅斯年名义上是北大校长，但常驻重庆，学科的管理工作由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

在西南联大，西学占压倒优势，钱穆只能与陈寅恪、吴宓、蒙文通等少数坚持传统文化的教授来往，备感孤独。据吴宓说，西南联大一次办“中国文化讲谈会”，先发言的闻一多、雷海宗对传统文化狂贬一番，说“《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令吴宓产生了深深的被排挤感。但钱穆偏偏不服，1941年10月，他在媒体上发文称：“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这就连新文化运动也一并否定了。

钱穆成了高官们的贵宾，出入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堂，还应命撰写《清儒学案》，俨然“帝王师”。钱穆原本就被胡适帐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鄙夷，如今又被左派视为眼中钉，钱穆当时自己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不久，钱穆只好从西南联大辞职。

到了台湾仍然“斗嘴”不休

抗战胜利后，各校北归，此时傅斯年主持北大校政，原属北大的教授都被召回，唯独没有给钱穆发聘书。

钱穆备感失落，晚年述及此事，认为这是一个“特例”。回不了北大，钱穆只好混迹于昆明五华书院、无锡江南大学等学校。

胡适在台湾

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兵败台湾，钱穆突然开始高调指出国民党丢掉大陆的“思想责任”，锋芒直指胡适，并反复强调自己的“先见之明”。这或许是钱穆很长时间未能被选为“中研院”院士的原因，虽然有见证者称，胡适曾多次推举钱穆入选，但次次被他的“朋友们”否决，直到胡适去世6年后，钱穆才终于入选。

有趣的是，钱穆晚年对傅斯年批评不多，或许是傅斯年去世太早，没必要再打死老虎了。但对于胡适，钱穆却没那么客气，直到胡适去世20年后，即自己89岁时，还撰文说：“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

三位大师斗了半辈子，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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