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玄窟 提交日期：2004-5-20 15:33:23
韩国端午祭让中国人又抽搐一次（兼论中日疑古思潮的影响问题）
2004年5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东北一教授就某国就端午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给中央写信，迅即在全国一起一阵波澜，至今没有平息。其实人家是“端午祭”，不是中国的端午节。中国的端午节祭拜的是屈原，而端午祭祭拜的是韩国的山神，而“山神”之一就是新罗时期在江陵打退异族侵略的金庾信将军，为纪念这位将军，韩国民众在江陵山上修建了山神阁，每到农历四月五日，韩国民众就以米酒来供奉“山神”，而中国端午节是用粽子来供奉的；江陵市端午祭的时间从农历四月五日开始一直要持续到农历五月七日，而中国的端午节是农历的五月五日。端午祭上的主要活动是荡秋千、上演戴面具的无言剧等，而中国端午节的主要活动是划龙舟。 不管这位教授出于义愤还是想邀功请赏，但是作为一名教授，基本事实没搞清，太不应该。（日本有人论证屈原不是在湖南而是在日本投的江，则是另一个问题）
最近几年，围绕印刷术的发明权，中、韩两国的学者剑拔弩张，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主办的《中国印刷》为此开辟了专栏，比较有深度。朝鲜本来就属于儒家文化圈，他们的端午祭，应当是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佳话，而不必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义愤。据访问韩国的学者回来讲，韩国一些地方还在演习乡射等古礼，人家经济发展了，传统也没有遭到破坏，再照照我们自己，对得起列祖列宗吗？在明朝万历年间，为抵抗倭寇，中国军队抗日援朝，一打就是七年，消耗了了部分国力，明朝之亡，与此也有些关系。明朝之亡也，朝鲜朝野痛哭，如丧考妣，是有深情厚谊的。假如中国佛教申报世界遗产，印度人说不起什么，因为佛教虽然是发源于西方，可是传到中国本土化，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韩国的端午祭，应作如是观。当年英国人和德国人争夺是牛顿还是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混战几十年，现在证明他们二人是独立发明的。中国文化自许“修文教而来远人”，朝鲜接收了中国文化，中国已收到了“来远人”之效。现在，北朝鲜接受了朝鲜式的马克思主义，韩国接受了西方的制度，中国已无法“来远人”了。在他们的端午祭上留下中国文化的胎记，岂非猗欤盛哉！
这一事件让人联想到中日疑古思潮谁影响了谁的公案。
1992年，李学勤自称“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学界称之为“第十三批判”，以区别于他以前批死人、整活人的十二次大批判（见天涯社区、缘为书来等网站）。按照正常的学术批判，李先生的第十三批判应当针锋相对的把顾颉刚先生“疑古”的证据一一推翻，来一个真正的“走出”和“超越”，可是李先生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一问题，每到关键时刻，只好用“古史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含糊过去。他“走出疑古”完全做的是外围的工作，一方面煽情地宣传：“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否定炎黄文明，打消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则说疑古思想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跟日本跑的吗？而且还是步鼓吹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的后尘。
据李学勤先生讲，“疑古思潮从起源上说，可追溯到上世纪末，也就是晚清的时候。……实际上，这种疑古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出现，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日本和欧洲也都有人对中国的古史表示怀疑。他们的见解，对中国学者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疑古思潮在中外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下面举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为例 ，李先生暗示集疑古辨伪之大成的顾先生也受了日本人的影响。在近现代史上，中日交恶，如果某个中国人受了日本人的影响，那真是极不光彩。“尧舜禹抹杀论”是他人总结白鸟库吉的观点，白鸟库吉本人并没有写过“尧舜禹抹杀论”，正像有人总结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是“古史虚无主义”而顾先生本人并没有写过“古史虚无主义”论一样，这一点刘起釪先生反驳李先生的文章已经指出。如果李先生真读过且能读懂白鸟库吉的书，会犯这种错误吗？经过刘起釪先生的驳斥，《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已悄悄改正为：“如日本的白鸟库吉，他不是写过‘尧舜禹抹杀论’吗？”由于“尧舜禹抹杀论”是他人对白鸟库吉的总结，李先生说白鸟库吉“写过”尧舜禹抹杀论，终觉别扭。李学勤在1992年暗示顾先生受了白鸟库吉的影响，刘起釪先生在1995年进行了驳斥，李先生只写了百十来字的答辩。此后李学勤先生显然没有忘记这件事， 1998年，自称受李先生影响最大、在李先生指导下研究简帛的廖名春先生，就写了一篇《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一文，发表于《原道》第四辑 （以下简称廖文），全面指控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受了白鸟库吉影响。《原道》的主持者认定“五四以来的主流思潮倾向于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因而非常看重廖名春对“古史辨学派的清理” 。廖文的内容提要称：“本文分析了顾颉刚若干疑古命题的日本汉学背景，指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与日本近代脱亚入欧的帝国主义化相契合，从而提示人们，五四以来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复杂。”廖文列举的关键词有三个，即古史辨运动、顾颉刚、白鸟库吉。由于顾先生是古史辨运动的领袖，廖文列举的关键词实际只有两个，即顾颉刚先生和白鸟库吉。所谓“提示人们”，更正确地说，是在“暗示人们”：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也不过是舶来品，不仅是来自长期与中国为敌的日本，而且是来自鼓吹侵略中国的日本人。
此事本不值得一驳。钱玄同老先生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跟鲁迅一帮人师从章太炎，章太炎是主张保存国故的，钱玄干脆认为凡是汉族的，除“皇帝”一事外，都是好的；推翻满清之后，汉族文化非与汉族政权同时恢复不可，第二年改名为“夏”，寓反清排满之意。《说文》解“夏”为“中国之人也”，“中国之人”，正是指黄河中下游汉族的前身华夏族。1910年回国后在浙江任中学教员。辛亥革命成功，汉族政权光复了，按照钱玄同的想法，汉族旧物也该同时光复了。首先从穿戴开始，《礼记》有《深衣》篇，《礼记》有《深衣》篇，钱玄同根据《礼记》等书，以及清代经学家有关“深衣”的考证，做了一部书叫《深衣冠服说》，并根据所说的做了一身。1912年3月，钱玄同到浙江教育司当科员，就戴上“玄冠”、系上“大带”上班，赢得大家大笑一场，传为笑柄。钱先生留学日本时还一心“光复旧物”，是不可能在日本接受“非圣无法”的疑古思想，并带回中国、传给顾颉刚的。
廖文还念念不忘“提醒人们”：
严格地说，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本文写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们：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备受外国霸权的欺凌和压迫，这种欺凌和压迫最大莫过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在这一问题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廖文的“深思”，无非是要说，古史辨运动替外国人打消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古史辨派受了日本人的影响，实为民族的罪人。明眼人都知道，这种论调正是李学勤第十三批判的主旋律。
廖名春指控顾先生接受了白鸟库吉的思想，这不仅是出于对顾先生学说的无知，而且也是出于对本国学术史的无知，事实上贺昌群先生早在30年代已经把这一问题辩驳得很清楚。贺先生《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顾名思义是向国内介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现状，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三、四期（已收入《古史考》第五卷附录），时间是1933年10月26日、11月9日。一是指出了集中国古代辨伪之大成的《崔东壁遗书》于1900年流传到日本，影响了可能包括白鸟库吉在内的日本“支那学”研究者，二是指出了顾颉刚与白鸟氏的学术目的不同、方法各异。
原来在明治三十二年（相当于中国的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狩野直喜从北京携怀陈氏遗经楼刊崔东壁遗书《考信录》二十五卷归日本，持赠那珂通世。那珂氏是日本著名支那学家，早在明治二十一年就写有《支那通史》，止于宋。读了崔东壁遗书，那珂氏极为佩服，拟翻印，其消息露布于《史学杂志》第11编12号。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崔东壁遗书共四册出版，因而那珂氏乃集中全力于中国上古史之研究，学风为之丕变。贺先生指出，以后白鸟氏之“尧舜禹抹杀论”未始不脱胎于此。其时期尚先于吾国胡适、顾颉刚诸氏之重视崔氏遗书。“白鸟氏所谓之‘尧舜禹抹杀论’，与我国顾颉刚氏诸人所讨论之古史辨，虽时序有先后，而目的不同、方法各异。白鸟氏运用其丰富之东西历史语言之知识，纵横驰论；顾氏诸人则专精于先秦典籍之解释。此则时代思潮与治学方法之进步，传统之学者，虽欲维护陈说，亦未可如何者也。”可以补充贺先生观点的是，崔东壁遗书不仅刊布在白鸟氏发表尧舜禹抹杀论之前，而且白鸟氏在中学时那珂通世教过他，白鸟氏有可能从那珂通世那里成为最早知道崔东壁遗书的日本学者之一。崔东壁遗书的刊布早于白鸟氏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数年，白鸟氏更可以研读了。
再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李学勤等人进住顾颉刚先生的部分住所，顾先生因屋窄“乃将大部之书售出，若汲古阁《十七史》、湖北局本《百子全书》、商务印书馆之影印《四库全书孤本初集》，……其中最可惜者为广州徐绍棨所整理之广雅书局所刻书四百余册，……（文革中）然所谓革命青年者仍屡次来搜索，揭去封条而入，恣意取其所需而去，余不自知所失者为何种图书，然一生搜集之地图全被携走则可知也” 。作为工宣队大批判组组长的李学勤，是批顾的主帅，他1999年说“我有特别的机会把顾先生的日记差不多整个读过一遍” ，即指此事，虽然他没有对当年的行为作出忏悔。当时为了把顾先生搞臭，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顾先生一生的日记被抄到历史所，李先生将其摘编为《反共老手顾颉刚反革命言行录》。经过李先生的过滤，也没有发现白鸟库吉的痕迹。如果当年李先生能从中嗅出顾先生受了日本人的影响，早就抢了头功。这就再次看出李先生在三十年后暗示顾先生受了白鸟库吉的影响，至少是很不老实的。
钱婉约女士《“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 ，对中日两个邻邦在差不多同时形成的古史辨伪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是：
可见，至晚在1900年与1901年间，内藤就藏有《崔东壁遗书》，熟悉崔述的学说，包括提到《上古考信录》（后来那珂通世果然未立刻刊印《考信录》，而是在明治三十六与明治三十七年间，即1903~1904年间在东京刊刻了完整的《崔东壁遗书》），那么清代乾嘉年间学者崔述无疑是内藤湖南中国史辨伪思想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的共同源头。换句话说，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辨伪思想、理论的渊源，一是富永仲基的“加上原则”，一是以崔述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派的辨伪成绩，他于1921年时在《尚书稽疑》中揭示的中国上古史的造伪体系，毋宁说是以崔述《考信录》的学术思想为直接背景而受到启发的。而形成于1922年、发表于1923年的“层累地造成说”不可能受到1925年才在日本上古史研究领域正式出台的“加上原则”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钱女士的大作以研究内藤湖南为主，兼及白鸟库吉。这本是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佳话，廖文不明，反而诬陷顾颉刚先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完全同意钱女士的分析：相距十几年先后兴起的日中辨伪实证史学，是学术突破传统固囿，走向新观念、新方法的近代史学的标志之一，它们的共同追求是，以实事求是、科学求真的态度，去重新检视古代历史和古代史料，通过严密的材料考据，揭示尽可能真实的，客观的历史事实。在这一过程中，日中两国史界就尧舜禹问题，先后提出了“尧舜禹非真实人物”的结论，这是历史性的巧合，可以视为日中史学在脱离传统，迈向近代的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共同阶段，以及在此相同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文化学术现象。以实证的精神来反省中国上古史，尧舜禹以其在儒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上古史传说体系中扑朔迷离的记载，而成为日中学者共同注目的焦点和推翻伪古史首当其冲的对象。有研究“支那学”传统的日本史学界和有辨伪传统的中国史学界同时对尧舜禹等圣人进行怀疑、并进而将这种怀疑推广为一种普遍的辨伪理论，实不足异。
那么廖名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难言之隐”的指控呢？原来他自己有“难言之隐”！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篇首发表的一则严正声明，震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声明说，陈鼓应主编、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首次公布了1973年马王堆帛书《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的释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受《道家文化研究》主编委托，由《道家文化研究》出资，约请廖名春赴长沙，与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松长合作整理部分帛书，廖名春返京时，带回了全部的帛书原件照片和陈松长所作《二三子问》、《要》释文的初稿。廖名春未经湖南省博物馆的许可，也未与陈松长和《道家文化研究》编辑部进行任何协商，自行发表了《道家文化研究》已经发表和正待公布的多种帛书文献。在发表的说明文字中，不但对《道家文化研究》编辑部、对原件来源于陈松长的事实只字未提，而且将《二三子问》、《要》诸篇的主要整理者陈松长从署名中剔除，将两人合作的成果据为一己之有。声明最后说：“对于这种无视学术道德、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我们深表遗憾”。廖名春多年因被举报，至今没当上教授。可是他不仅不认错，而且很有转移视线的嫌疑。顾颉刚先生是上古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成为他首选的目标。这与李学勤先生的几大批判选择重量级的孔子、孟子、朱熹、罗振玉、胡适、董作宾、陈梦家、侯外庐、顾颉刚，都是惊人的相似 。他似乎想传达一个信息：“你们别都盯着我，学术界的贼多着呢，不信我拎出一个重量级的给你们看看！”在当今科学昌明的时代，任何人提出一种观点，都不应以“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目之。如果出于个人的目的而翻案，就不能不加以揭穿了（刘正先生举报廖名春剽窃、一稿多投等不良学风，当并没有妨碍廖名春一直当上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书记，比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幸运得多。王铭铭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廖名春的“据为一己之有”，就像在北京动物园用硫酸烧熊的那位清华大学学生一样，贵体无恙；非但无恙，还步步高升了。） 。廖名春巧妙地利用了不少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2002年11月28日，日本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提交了一份报告《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理想、新外交》，对中国国内青年人“厌日情绪”的增长表示关注。据王屏：《日本人“中国观”的新变化》，2003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已有人指出这是挥舞“民族主义的大棒”（） 。这根大棒砸向中日文化交流史，大棒之下，岂有完卵？
（本文参考了《古史考》第五卷吴锐、钱婉约文）
作者：天河渔民 回复日期：2004-5-20 22:13:14
好
作者：北京新潮社 回复日期：2004-5-22 22:37:36
2004年5月出版的台湾《人籁杂志》有一篇《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不错。
标签： 端午节起源相关的历史人物不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