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李斯和赵高这三位秦国曾经的风云人物，最后都没有能善终，确实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商鞅在秦孝公时代推行变法，为秦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秦国的大功臣，是奠定秦国统一六国最初坚实根基的杰出政治家。商鞅的死虽然与他推行变法过激政策有关，但他的死仍是比较冤的，他不该有那样悲惨的下场；李斯为秦嬴政灭六国作出了重用贡献，并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主持制订了一系列统一政策，他对统一王朝的制度设计和文化融合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他过分迷恋权力，他的帝王权术观念太强，而且为人比较自私，所以，他的死与他自己的狭隘权利观念是有关系的，有一些死因是他自己造成的，不值得可怜；赵高虽被传为是为了为赵国复仇才在秦朝搞出一系列乱政行为，但这种说法受到了质疑，他屡进谗言、滥杀无辜、乱政败秦，多次搞宫廷政变，他害死李斯，逼死胡亥，加重了秦朝的暴政，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赵高的死是罪有应得。
商鞅、李斯和赵高的下场都是很惨的，但导致其死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其功过也大不一样，值得深思，仔细了解他们各自的死因，能给后人以不同的启示。
第一，商鞅的法家思想适合于当时秦国的政治军事需要，他在秦国推行变法，促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商鞅死后，他的变法主张并没有被废除，仍是秦国政治、军事建设的指导思想。商鞅在秦国关于变法之争时提出了“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政策主张，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的政策主张成为了秦国治国的指导原则，这使秦国的变法领先于山东六国，为秦国富国强兵创造了政策优势。此外，商鞅还执着地坚持法家的“明法”态度，排除万难，坚持改革，着力于让秦人了解和接受法家思想，这在当时实属不易。最后，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排除一切阻力，坚决贯彻了法家的变革主张，虽难度极大，但他仍然坚持着。若没有商鞅坚定而执着的努力，秦国不可能那么快强大起来。
商鞅（剧照）
变法实际上是对旧制度进行变革，是对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商鞅变法的一项根本性的内容就是施行“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制”的政策，这一政策打破了延续几百年的贵族世袭制，为平民进入上层阶层打开了通道。这一政策的最大有利之处就是激发了秦国民众积极生产、积极参战的活力，使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但是，商鞅也因为打破了世袭制，侵犯了秦国旧贵族的根本利益而得罪了贵族势力。而且，商鞅在秦孝公病重期间，独揽军政大权，在旧贵族看来，这就是专权擅政，此时，秦孝公又没有精力再支持商鞅，致使朝中的权力斗争不断激化，并往不利于商鞅的方向发展。
因此，在秦孝公死后，旧势力开始反扑，公子虔等旧贵族势力代表，罗织商鞅的罪名，诬告其谋反，秦惠文王继位之后，为了稳固皇权，不得不对强势的旧贵族作出妥协，同时，也是为了夺取商鞅的军政大权，便依靠旧贵族的势力，下令追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寄宿于客舍，但因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大良造，见他未带凭证，所以，依商鞅之法，欲将想留宿而无凭证的商鞅之客抓起来交官方治罪，商鞅没有办法，便逃往魏国，但魏国官员却因为商鞅曾使诈骗擒过公子卬，拒绝商鞅入魏境。商鞅只好回到秦国，潜回他的封邑商於，并在商於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渭南华县），秦惠文王派兵征伐商鞅，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西南）因战败而死，商鞅的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王还下令诛灭商鞅全家。
值得注意的是，商鞅虽然被车裂了，但是他所推行的新法并未被秦惠文王所废除，可以说，在秦惠文王的内心里，并没有认为商鞅变法是错误的，变法逐渐使秦国富国强兵，对此，秦惠文王内心是很明白的。
商鞅对于秦孝公时期的秦国，至少有三大贡献：
其一，商鞅提出了全面激励农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激励措施，打击工商业，利用奖励刺激农业发展。
其二，商鞅推行重刑厚赏的政策。在商鞅看来，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便可治理好民众，使国家安定。商鞅制定了严酷的刑法，严格推行，不允许有任何违法行为发生；同时，他对于有功者实行重赏，从不失信，功必获赏，完全兑现。
其三，商鞅推行一系列重战尚武措施，主张全民皆兵，不管是高层的贵族还是底层的士卒，无功者不得获赏封爵，而有功者必赏，有大功者根据军功可获封相应的爵位。
对于商鞅的这些政策主张，秦国的君王是支持的，因为这些政策对秦国的强大有非常大的益处，秦孝公活着的时候竭力支持商鞅，而秦惠文王即位之后，在内心里也是支持商鞅变法的。商鞅的变法政策主张已成了秦国基本的治国方略。
致使商鞅被车裂的原因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公子虔等贵族势力的反扑，因为商鞅的变革严重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使旧贵族失去了原来世袭制所拥有的种种好处，贵族势力因变法而被压制，而平民阶层却能通过建立军功而获得爵位，对此，公子虔是不能容忍的，势必置商鞅于死地而后快。另一项是商鞅在秦孝公病重时所掌握的军政权力太大了，秦惠文王即位之后，为了向贵族势力作出妥协，同时也是为了夺回商鞅手中的军政大权，也需要置商鞅于死地。
商鞅的死虽然是很冤的，但是，商鞅所推行的变革有过激之处，他忽略了对旧贵族势力的分化，树敌太多，这是他陷入绝境的原因之一；其次，他后期所拥有的军政权力太大，有专权擅政之嫌，在朝中的地位太过显赫，这对于刚即位的秦惠文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皇权意识非常强的秦惠文王是不会容许朝中有如此地位显赫的权臣的，所以，商鞅才会被值得走投无路，并在死后还被处于车裂之刑，全家被诛杀。
商鞅之死给后人的主要启示是：其一，推行变革不能太过激烈，树敌不能太多，阻力太大时要警惕敌对势力的疯狂反扑。要知道，分化敌人，化解阻力对于推行革新是非常重要的；其二，主持政局的大臣要警惕功高盖主之嫌，权力太大了对于君王是一种威胁，而这种威胁是君王所不能容许的，专权擅政，往往下场是很惨的；其三，商鞅所推行的秦法太严酷了，少了仁德方面的配套管理措施，结果，严法酷刑最后落到了商鞅自己的身上，这叫“自得其所”，实在不该！
第二，李斯在秦朝的危机之时，干了一件非常不地道的事，他在宦官赵高的胁迫下，与赵高联手，发动了“沙丘之变”，他们合谋篡改了始皇的传位诏书，废太子扶苏，改立胡亥为新帝，致使秦朝早亡。
李斯（剧照）
秦始皇巡游时候，突然于沙丘暴卒，专权的宦官赵高，胁迫李斯，而李斯历来热衷于帝王权谋之学，经不起赵高的胁迫和权力的诱惑，便与赵高联起手来，瞒过朝廷众臣，发动“沙丘之变”，通过仔细合谋，篡改了秦始皇的传位诏书，废了秦太子扶苏，改立胡亥为新帝。这一场政变的危害极大，赵高在胡亥即位之后，迷惑新帝，专权擅政，陷害大臣，打击异己，掌控了朝中决断大权。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使秦朝沉重的徭役赋税和残酷的刑法变本加厉，致使人民苦不堪言，而六国的旧贵族们也日夜谋划着复辟江山， 秦王朝危机四伏，农民起义此伏彼起。
李斯面对危机局势，屡次想进见秦二世，想为挽救秦朝的危机，但是，赵高经常阻拦。赵高深知胡亥已沉湎于酒色而不能自拔，便故意在胡亥沉溺于歌舞狂欢并正与众姬妾厮混时，让李斯去见胡亥。胡亥正狂欢着，非常讨厌李斯打扰，经常对李斯破口大骂，说李斯这老贼是欺他年轻，故意拿他消遣，说李斯在胡亥闲着的时候不奏事，偏在宴饮正酣时才故意找茬。
而且，赵高还常在胡亥耳边说李斯的坏话，赵高认为，李斯当时也参与了沙丘之谋，而现在胡亥当上皇帝了，李斯没捞到多少好处，因此而怀恨在心，心里想着让胡亥封他为王，所以故意跟胡亥过不去。赵高还污蔑李斯的长子、当时任三川郡守的李由暗中勾结反贼陈胜等人，悄悄让反贼把事情闹大。于是，胡亥派人调查李由，并要审办李斯。此时，李斯才知道自己中了赵高的圈套。 赵高还假装为胡亥着想，他认为李斯父子谋逆之心已久，只是担心胡亥的安危，他才不敢上奏。
不久，李斯联合将军冯劫和右丞相冯去疾联名上奏二世，建议暂停阿房宫的修建。胡亥十分恼怒，认为李斯要改先帝建阿房宫的遗嘱，指责李斯身为两朝重臣，上无以报先帝，下不为胡亥尽忠，没有资格占着丞相之位，于是，他下令将李斯法办。胡亥派赵高审讯李斯父子，赵高对李斯严刑逼供，李斯被打得皮开肉绽，只好假作招供。胡亥看到口供后，以为李斯真想谋反。之后，赵高罗织编造了李斯的很多罪名，致使胡亥下令将李斯腰斩。李斯的三族也被诛杀了，李斯的儿子李由在外与起义军打战，战败后被被义军斩于雍丘。
李斯对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还是有很大功劳的，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思想，他得到嬴政的重用之后，便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深谋远虑，在任廷尉期间，辅助秦王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辅佐秦始皇制订了一系列的统一政策，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斯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驱逐外客，让秦嬴政坚持自秦孝公以来的重用外来人才的策略；二是主张废除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巩固中央皇权，巩固统一成果；三是提出了统一文字，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使秦统一六国之后有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李斯的法家思想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朝治国的主要指导思想。
导致李斯惨死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他的私心重，贪恋权力，他推崇帝王之术，其权力欲极强，正是由于他贪婪权力，所以才会在赵高的胁迫下与赵高合谋，搞“沙丘之变”，篡改诏书，改立胡亥为帝，而这为他日后被昏君胡亥处死埋下祸根；第二是他虽是权谋家，但却没有能防备奸诈小人赵高，对于曾经一起合谋搞政变的赵高缺少防备之心，终于被赵高设套、陷害而走上绝路；第三是他在后期将法家的政策推向了极端化，致使严酷的政策导致民众大起义，最后，在秦朝危机四伏时，他和他的儿子被诬陷为谋反，导致了他最后被腰斩。
《史记》评价说：“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 （参看《太史公自序》）
李斯的惨死给后人的启示是：其一，推行政令不能极端化，否则将适得其反，严酷的秦朝法令，后果其实很不好；其二，为政者不能太贪恋权力，否者，将招来杀身之祸，其下场必是很惨的；其三，即便是学识渊博，有深谋远虑，但一定不能不防备奸诈小人，谋略家往往斗不过阴险小人，李斯败在赵高手下，乃是大智者死于奸佞小人之手。
第三，赵高乘秦始皇死后，利用其特殊权力擅政，在沙丘搞政变，他篡改遗诏，改立胡亥为帝，在胡亥即位之后，赵高迷惑新帝，专权擅政，陷害大臣，打击异己，掌控了朝中决断大权，之后，他害死了李斯，当上丞相，野心极大，他自己称帝不成，扶立子婴为王，结果，他却败在了子婴手下，被子婴身边的太监活活砍死。
赵高（剧照）
赵高在李斯死后，夺了相位，更加肆无忌惮，他指鹿为马，排除异己，专权擅政，将秦朝的暴政推向了高峰状态，致使到处卷起了亡秦风暴。后来，刘邦带着数万兵马迂回进入武关，为了早日攻克咸阳，刘邦派人暗中联络赵高，想让赵高作内应，赵高担心胡亥知其实情，便暗中谋反乘乱夺位之事。赵高秘密秘密与其弟赵成和女婿阎乐商议谋反策略，主张由咸阳令阎乐率领手下士兵装扮成山东农民军攻打望夷宫，以郎中令赵成为内应，实施谋反。阎乐逼迫胡亥自杀。
除掉胡亥之后，赵高赶到宫内，摘下了胡亥身上的玉玺佩上，进入皇宫大殿，想凭着自己也属嬴姓赵氏血统，登基称帝，可是，文武百官知其野心，皆低头不语，无声表示反抗，赵高无奈，知道自己已得罪众臣，于是，他临时改变主意，将玉玺传给了王室成员子婴，子婴知各地势力皆崛起，取消帝号，复称秦王。子婴历来对赵高的种种罪行十分痛恨，他被赵高推上王位之后，不愿当傀儡，不愿再落得个象蹈胡亥那样的命运，于是，他与自己的贴身宦官韩谈密谋，筹划着斩除赵高。
赵高原本让子婴在斋戒五日后正式即王位，但期限到来时，子婴推说有病，不肯前往取皇帝印玺，赵高无奈，只得亲自来请。等赵高一到子婴住处，宦官韩谈乘赵高不备，一刀就砍死了赵高。子婴随即召群臣进宫，公布了赵高的种种罪孽，下令灭其三族。赵高狂妄了胡亥一朝，却死于他扶立的子婴登基之时。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认为，赵高本为赵国公子，因痛惜自己的国家被秦国所灭，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自宫而进入秦宫，以引发秦朝内部一系列争斗，杀尽秦朝宗室，灭亡秦朝，赵高的所作所为志在复仇。赵翼认为他的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是来源于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参看《陔余丛考》）对这一观点，后人还有人以诗《咏赵高》赞曰：“当年举世欲诛秦，哪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大贾灭嬴凭女子，奇谋兴汉讵萧曹。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谭献《复堂日记·卷四》摘清泉欧阳轩《月到山房寺》）
不得不承认，历史上的赵高是很有才的，他精通秦国法律，也是因为他精通法律，原来掌管皇帝车舆的他才有机会靠近胡亥，成了胡亥的亲信。他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发迹生涯。赵高还是擅长书法，并对文字有深入的研究，他武艺高强，算是文武双全的人才，他能到嬴政身边受重用，是有他的才能的。
但是，赵高制造多起秦朝宫廷政变，加剧了秦朝内部的权力之争和动荡不安，他在秦二世掌权后，屡进谗言、滥杀无辜，致使秦朝损失大批文臣武将，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他害死了曾经与他同谋政变的李斯，逼死了他篡改遗诏而改立的胡亥，其人品和恶性历来为大多数史学家所不齿，对他的评价多是否定的。
比如，李斯评价赵高说：“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再如，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评价赵高说：“昔赵高无过人之志，而居万人之位，是以倾覆秦国而祸殃其宗，尽失其瑟。”（《盐铁论·卷五·相刺》）还有，曹丕评价赵高说：“昔伊戾费忌，以无宠而作谗；江充焚丰，以负罪而造蛊。高斯之诈也贪权，躬宠之罔也欲贵，皆近取乎骨肉之间，以成其凶逆。”（《典论》）
赵高之死是罪有应得，他指鹿为马，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专权擅政；他屡次搞政变，不可一世，杀大臣，杀皇帝，最后被他所扶立的新王所杀。可见，人品太差，作恶太多，遭受报应，此乃理所当然，后世当引以为戒。
标签： 商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