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西夏地形图》的发现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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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宋代《西夏地形图》的发现常识

   ̄ ̄ —— 宋代《西夏地形图》标注中卫原是“古灵州”

  宁夏周兴华

  转发按语:

  学术研究是一门实事求是的科学,必须遵循诚实、公开、公正原则,言出有据、引证准确与合理的逻辑思维反映着学人的治学人格、治学态度、治学风气等学术品德。

  宋代《西夏地形图》的发现是学术领域的一件大事,特别是以热研西夏为重点的宁夏学术圈子中,可谓无人不晓,很多人依据《西夏地形图》出版了很多著作,获取了很多成果。

  2002年6月,本人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宁夏古迹新探》中发表了《汉灵洲与唐灵州辨疑》一文(第329页),提出了“宁夏历史地理上有两个灵州。一个是汉代灵洲,一个是唐代灵州,后世往往将两个灵州混同为一个灵州,致使许多文献资料记述抵牾,地望不清。对此,有必要辨疑。”我文中引据了许多古籍记载,其中特意以原苏联所藏《西夏地形图》和《西夏纪事本末》所附《西夏地形图》为据,说明两地形图将“古灵州”标注在黄河北岸的原中卫县地区,将“灵州”标注在黄河南岸的古回乐县境内,制图者还专门对两地形图上的“古灵州”与“灵州”作了文字标注,将“古灵州”与“灵州”区分得清清楚楚。

  1960年,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到灵武考察,对当地接待他的干部说:“只消翻开地方志书(如《灵州志迹》、《朔方道志》之类),把点点滴滴的材料拼凑起来,就很容易看出:灵武古称灵洲”。此观点我2003年从报刊上方知,后著文质疑,认为侯先生说“灵武古称灵洲”言出无据,是谓错说。

  1992年,黄盛璋先生从明万历刻本中检索出《西夏地形图》,考证《西夏地形图》的母本出自于宋大观二年(1108年),此图确为一客观真实存在的宋代古籍。黄盛璋先生的此研究成果公布至今已近20年了,早为学界公认利用。

  奇怪的是,在宁夏学术界,一些学者为了证明侯仁之先生“灵武古称灵洲”的千真万确,对《西夏地形图》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认为《西夏地形图》上的标记能证明自己观点的,则说《西夏地形图》绘制的如何正确,如何符合宋夏地理实际,并常引之为证,由“灵武古称灵洲”的错说而衍生出来的炒作成果、洋洋错说汗牛充栋;认为《西夏地形图》上的标记与自己发表的观点不符合的,为了维护其错说,维护其“面子”,则说《西夏地形图》是假的,学术界是不承认的,不能以《西夏地形图》为证等等。对《西夏地形图》上否定自己观点的标记,则视而不见,守口如瓶,进行封杀,如对《西夏地形图》上“古灵州”与“灵州”的标记便是如此。

  质疑批判、推陈出新是学术进步的动力,知错就改是真学者的高贵品质。对宋《西夏地形图》在学术研究上的使用态度,反映出了学者的学术人品、学术道德、科研规范等问题。“灵武古称灵洲”的炒作,史地研究上的指鹿为马,张冠李戴,如此这般的“古”为今用,莫此为甚!

  现将陕西理工大学王使臻先生著《西夏地图和出土文献所见北宋时期陕北历史相关问题考述》中摘其相关部分予以转发,看看这位学者对宋代《西夏地形图》的研究成果介绍,以之辨明《西夏地形图》是真的还是假的?学术界是承认的还是不承认的?学术研究中能否引以为证?

  一、清代张鉴《西夏纪事本末》首卷所附刻本《西夏地形图》

  (此)《西夏地形图》收录在清代学者张鉴光绪乙酉年刻本《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见图1 ),称此图抄引自旧本《范文正公集》。图中详细标注了宋人所绘西夏的地形与地理,对北宋陕西五路和西夏边境接壤地区的交通道路、军事寨堡尤其描绘得十分详细,此图自从出现以来,一直受到研究北宋与西夏历史文化问题的学者们的重视和利用。

  1985年,陈炳应先生对《西夏地形图》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地图的来源与地图绘制的大体年代。他通过对《西夏地形图》标出的21个州与史籍所载西夏初期的19个州相比较,对西夏州的建置进行了考证后,陈先生认为《西夏地形图》的绘制是以北宋末年宣和年间,

  具体说是以1119-1120年间的宋、夏疆域为主要依据的。

  1992年,黄盛璋先生检索文献,从明万历刻本《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与《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完全一样的地图,结合地图及相关文献分析,推定《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的母本(底本)应该出自于宋大观二年(1108)所绘的《西夏地形图》。这就说明,在明刻本《西夏地形图》出现之前,在宋代,曾经有过一个广为流传的写本西夏地图的存在,而且宋人写本地图上应该不会有“西夏地形图”这样的标题,此标题当是宋以后人翻刻宋人写本西夏

  地图时所添加的。

  注①:黄盛璋,中国科学院历史地理学家、古文字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致力于古汉语、古文字、历史地理研究。

  注 ② :摘引王使臻先生著作中相关部分时为使脉络鲜明,转发者进行了自然分段。并致谢意。

关于宋代《西夏地形图》的发现常识

  图1:清代张鉴《西夏纪事本末》首卷所附刻本《西夏地形图》

  二、俄藏手写本《西夏地形图》

  1959年,前苏联学者克恰诺夫在《东方国家和民族》中发表《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手稿》一文中刊印了一幅写本地图(见图2 ),与清光绪乙酉刻本《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的《西夏地形图》几乎相同。

  1992年,黄盛璋先生认为藏于原苏联的写本《西夏地形图》源出于清徐松《西夏地理考》稿本,地图是由学者沈垚抄送给徐松的,但黄先生没有给出有力的文献证据,恐怕只是一种推测。

  2005年,胡玉冰先生对克恰诺夫的博士论文《唐古特国家史纲》中所附《西夏地图册》的介绍表明,此地图册完全是手绘,共有13幅地图、19页纸张,只有《西夏地形图》没有标题,而其他12幅地图都有图题。那么,写本《西夏地形图》如何从中国流入到前苏联呢?一种看法是,俄国人斯卡奇科夫在19世纪末从中国搜罗去了一大批图书,这批图书古籍曾经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见到,故伯氏在《俄国收藏若干汉籍写本》中曾经提到过一种写本西夏地图,他认为该地图也是从《范仲淹文集》里抄绘出的。但到底斯卡奇科夫从中国何地搜集到的写本《西夏地形图》,一直都是一个疑问。由于不知俄藏西夏地图册由何人所绘,也不知道其摹绘的地图底本的来源,因此俄藏写本《西夏地形图》也许有别的来源的可能性。因为,按照上述学者的推断,如果俄写本地图真是源自于传世的明刻本《范仲淹文集》中的原有地图的话,那么,写本地图不应该出现与刻本地图较大的差异。但实际上,写本地图与刻本地图最大的不同,写本地图在右侧卷首并无“西夏地形图”的题名。另外,作为手写本,即手绘地图,与刻本地图相比,有许多写本特征。比如,明刻本地图中无东西方向的标识,却在写本中被人为地添加了;写本中多俗体字;写本中多传抄致误的情况;但是,明刻本地图中的许多原始西夏地名的错误,却在写本地图中都得到了改正。写本地图的特征表明,似乎是写本地图更准确,更能保存了前代文献的原貌,它也许源出于一个时代更早的宋代地图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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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俄罗斯藏手写绘本《西夏地形图》

  (以上一、二条摘自王使臻著《西夏地图和出土文献所见北宋时期陕北历史相关问题考述》)

  三、《西夏地形图》上标注的“古灵州”与“灵州”

  宋《范文正公文集》所附《西夏地形图》和前苏联所藏《西夏地图集》标记,“古灵州”与“灵州”是黄河北岸与南岸两个不同的地方。

  “古灵州”被标记在黄河北岸“雄州”“郭家渡”下方,并注明此地“即唐之丰安军”,此“古灵州”应是西汉灵洲县,其地望与现中卫古城所在地望相符。从大范围看,“古灵州”南临黄河,其北面是贺兰军、西谷口、灵武山等,东北面是静州、永州、西夏祖墳、兴庆府等,以上人文地理名称都位于郦道元《水经注》“折而北流”的今宁夏青铜峡至石嘴山黄河段的西面、北面。

  “灵州(其右侧标记‘翔庆军’‘灵武郡’‘大都督’)”被标记在与古灵州的黄河南岸,此“灵州”应是北魏、唐、宋灵州,其地望与现吴忠市利通区所在地望相符。从大范围看,“灵州”东面是“吕渡”,西面是“久(吴)仁渠”,再西依次是“袋袋岭”“鸣沙县”,都位于今青铜峡峡口以西至中卫市中宁县、沙坡头区黄河南岸。

  以上《西夏地形图》与出自前苏联《西夏地图集》的《西夏地形图》上标记的古灵州方位,与《汉书·地理志》等古籍记载的西汉灵洲县(古灵州)的地理方位完全相符,证明西汉灵洲县(古灵州)在今中卫市古黄河主流、支流间形成的黄河滩渚地区,位于今中卫市黄河北岸。宋《西夏地形图》将“灵州”(北魏、唐、宋灵州)标记在青铜峡黄河段南岸的这个地理方位亦为清代梁份所著《秦边记畧》记载证实:宁夏中卫“广武营,宁夏之西路营也。……黄河在东南,逾河五里即灵州也。”宋《西夏地形图》将“灵州”标记在青铜峡黄河段的这个地理方位,与今吴忠市利通区的地理方位相符。据此,今吴忠市利通区属于北魏、唐、宋灵州地域范围。

  《西夏地形图》上标记的与“古灵州”相关的“雄州”“郭家渡”“即唐之丰安军”这些人文地理信息,都与位于黄河北岸的原中卫县古城所在地的人文地望信息相符合。据此,《西夏地形图》上的“古灵州”就是西汉灵洲县,就是位于今中卫市黄河北岸的古中卫县城所在地(参见周兴华著《宁夏古迹新探·汉灵洲与唐灵州辨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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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宋《西夏地形图》标注(红圈)中卫原是古灵州:

  “古灵州(西汉灵洲县)”标记在黄河北岸的今中卫市地区。

  “灵州(北魏、唐宋灵州)”标记在黄河南岸的今吴忠利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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