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谓南明非明也，余亦曾惑于蜀汉之例，而半信半疑。至有朋友引用朝鲜学者成海应的《正统论》中的一段话：“皇明虽残破，然弘光皇帝在南都，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者，天下之正义也。永历皇帝崩，正统于是乎绝矣”来驳我说：“难道我们还不如一个朝鲜人？”余更怀疑之。拜阅谢国祯先生《明末清初的学风》之后，对此问题余始稍明。
王夫之先生在其《读通鉴论》中说：“（皇位）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问之。”余不揣冒昧，猜想先生之结论当是综合历史上种种改朝换代的事例后所得出，或者他也想到了蜀汉！于此，我认为蜀汉之不为汉在于曹丕既是华族又是受禅于汉，受禅虽是形式，然形式之重要也就在于此。何以周朝亦为中国？在于周族虽原非夏族，然其人民皆以为夏族光荣，咸愿以夷入夏，在于周朝也自然没有族类不保之问题，且商末已烂，属可革之例。孔孟二圣面对周朝以异族入主而行以夷入夏之政的事实，自然不会起激烈的种族思想，周与满清之区别也明矣，愚民奸儒何以拿孔孟之只言片语为满清侵略吾华而辩护哉？
船山先生还说：“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地仁义之云云。”这就很明显了，先生的意思是说民族都保不了，何谈华夏文化？对此，与先生同时的顾炎武说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是在说满清治下的中国乃假仁假义的面具下其实是蛮夷之邦。是说保一家一姓的国是肉食者的事，但保文化则是天下人的事。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亭林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所谓“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是指外表，满清最初的发型乃是“金钱鼠尾”，比后期的发式要丑陋得多，读者不可不察！吕留良在雍正年间说：“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傅山《小楼寒夜》曰：“昏黑暗人间，龙鳞不可攀。”这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
满清氏一意以夷变夏，崇儒则阉割之，治民则防备之，与周朝之区别何止以万里计？对于那些投靠满清的汉儒，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骂曰：“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其论康熙曰：“（康熙）以理学为捭阖，使之自跻于尧、舜、汤、文之列，而益无忌惮。”牟宗三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十九讲》之第十八讲——宋明儒学概述中说：“晚明诸大儒，顾黄王之心志，是因满清之歪曲而畅通不下来。他们都是继承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而重新反省秦汉以降的政体与制度的，他们都是要求自内圣向外开以重建其外王之道的。他们都痛斥「孤秦陋宋」，以明中国何以遭夷狄之祸。对家天下之私之政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家法与制度，不能不有一彻底之反省与改变。他们的心志，大体上说，是与西方的十七八世纪的方向并无二致。他们所处的时代亦正当西方十七八世纪之时。然而在西方，却正是一帆风顺，向近代化而趋，而他们的心志，却遭遇清之歪曲，而继续不下来，因而并未形成与西方相平行之发展。平常说中国落后了三百年，其实不是落后，乃是歪曲了三百年。”篡改歪曲中国之道统也明矣。黄宗羲曾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辩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于兽，兽不可以杂于人也”（《留书.史》篇，引自《明代政治史》下册）。像“犹人不可杂于兽，兽不可以杂于人”这样的骂语使我们想到当时的满清残暴到了哪种程度。“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乃吾华之古制，建州鞑虏在于明朝，明政府亦不管其内部事务，封其族人为将亦不过是形式也，其间亦有防其壮大之事实在，盖因此乃对外也。乃至满清占有中国，治中国民而一意防备之，终满清之世，相与始终焉，而后世之人视此犹仍谓满清乃中华也！呜乎，治我民而又要一意防备，吾华耶非吾华耶也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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