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奴隶社会”的实证和反证

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里，最不易解放的便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关键的概念。

“奴隶社会”在古代的中国是否真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对它的肯定是绝对的。持否定态度的史学家则被斥为“托派”。把这个观点钉得牢牢的，当首推郭沫若。郭沫若自他20年代执笔始至70年代病殒止，他对这一古代史的论断是笃信不移的。

　　 但是郭氏在现代史学上对这个概念只能提出若干不完备的“物证”--根据文献和考古出土的实物，可是这些物证并不完备。例如郭氏认为最大的物证便是“人殉”。人殉决不能证明“奴隶制”的存在，许多秦之后的大墓也有人殉，就连秦始皇陵，史记也提到有人殉，秦始皇当年把休陵的那些工匠也都杀了陪葬，一种说法是害怕工匠泄露了陵墓的路线和机关陷阱的地点，以及宝藏还有秦始皇棺椁的地方，另一种则是，秦始皇想要那些能工巧匠随自己到另一个世界，去那边继续帮自己建宫殿楼宇，所以不管怎么说，人殉的例子就算秦之后也仍存在。

　　 至于郭氏所举的文献上的证据，如训“民”为“奴”，“履贱蛹贵”以及“奴隶的身价”等等，都嫌支离破碎。总之，零星的咬文嚼字，段难支撑奴隶制的存在这样严重的结论。郭氏死后，新起的年轻学者，其功力可能在郭之上，但是他们的研究很多也都在“证明真理”这个原则上打转，对郭氏旧说没有作“寻找真理”的突破。

　　 再者，郭氏除在文献上找证据之外，他对“比较史学”上的证据和“社会科学”上的证据，都只字未提。

　　 “奴隶制”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在何种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存在，才能发挥生产力？这一点我们要从“比较史学”入手了。古埃及，古希腊和近代美洲，哪些奴隶制的绝对存在和绝对不存在的特征，都值得我们比较研究。例如近代美洲奴隶主通常由非洲贩卖黑奴。其实他们也曾试验过就地取材地役使“红奴”（土著印第安人），和贩卖“黄奴”（从中国偷贩所谓“猪仔”），都没有成功，其故何在？外族制造“黄奴”不成，黄人反可自相大规模奴役而不发生暴动和叛逃现象，就不可理解了。

　　 奴隶是没有自由的，他的生命，财产，所有的一切都归奴隶主所有。当时秦大一统之前，人少地多，所以各国之间的竞争对象就不在“地”而在“民”。谁能拥有大量的民众，谁就能称雄当世，谁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长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与彼何异”，而一般野心的国君则要努力抓住大批的民众为自己部署。当时无国籍的限制，人民可以自由走动，对所在国无任何约束，可去可留，所以各个国君能吸引民众的方法就是施仁政，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举国复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岐下。”，更有甚者“旁国问古公仁，亦多归之”；还有我们熟悉的《邹忌讽齐王纳谏》，齐威王为施仁政，鼓励市井之民谈论，批评，面刺自己；以及梁惠王问孟子“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他这也是在用仁政为争取民众的手段呢！此种例子仍有很多，由此可见，前秦时期，人民有着今天都望尘莫及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思想自由，而且享受着各国君“仁政”的待遇。由此观之，这样的市民有怎么会是“奴隶”呢？

　　 奴隶在古代中国确实有之（奴隶的产生有很多原因，比如战争的俘虏等等）但是零星的奴工和易奴隶为只要劳动生产力的“奴隶社会”就是两码子事了。

　　 封建封建，分封而建也，而秦之后则是大一统了，秦始皇当年一上台就实行了“废封建，立郡县 ，废井田，开阡陌”从此，中国进入了另一种社会制度--郡县制，也可以说成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一直到今天大陆也是，这就是老毛说的“千载尤行秦法政”。

　　 所以笔者认为，秦之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秦之后至清，为中央集权文官制，1949年至今的中国乃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了。

标签： 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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