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道德之战漫谈
第一节 为人为己之争
道德论战总是伴随着社会危机展开。在社会问题充分展开呈现到公众视野当中的时候，社会的精英阶层就会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道德论战之中。中国历史中影响最大的一场论战就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展开。其实这场论战分成三部分更为恰当。第一代的焦点问题是，道德的受益者是人还是己。代表人物是墨翟和杨朱。孔子不算第一代，孔子是第一代之前的人物。而第一代是对孔子的观点引申或者驳斥起家的。
先说为人的墨子，墨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意思是从头顶到脚尖只要有利于人，都可以放弃。再说为己的杨朱，他的名言是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
对于墨子的想法，我们并不陌生，应该不会误解。因为此种精神境界完全可以认为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曾经帮助我们的民族从被压迫中站了起来。这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杨朱的想法，我们经常误解，往往认为其自私自利自由等等。其实这些都谈不上，杨朱是完全的个人主义者，既不愿意损己利人，也不愿意损人利己，只是主张各过各的。从这点看是否也应该对其加以部分肯定呢？
那么此两种想法都可行吗？无疑是都不可行。绝对的为公当然是不可能的。第一个问题是公的边界在哪儿。一个家庭算公了还是一个城市才算公了，一个国家就算公了还是整个世界才算公？第二个问题是公的权限有多少，个人是否还能保留权利。第三个问题是为公的动力在哪儿，以及为公的制度怎么构建。
对于第三个问题，墨子的回答是令人沮丧的。墨子所设想的理想制度是一个极为专制的制度，是靠强权和威望来维持天下为公的信念的。
那么绝对的为己就可行了？我小时候就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我从来不向别人借用东西，别人也休想向我借用东西。这种人肯定很讨厌吧。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令人讨厌。回到正题，亚当斯密告诉我们，交换创造财富。如果人人都像杨朱主张的那样各过各的，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只能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线上。这种生活恐怕也并非个人主义者愿意接受的吧。但是，是否所有东西都可以交易呢？不说被动的交易（比如强拆），就看主动的交易，比如卖淫，卖血，卖人体器官，是应该禁止、管控还是放任呢？
那么儒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们知道孟子是旗帜鲜明的同时反对墨子和杨朱的。他主张既为己也为人。损己利人和损人利己都是不可行的，既不利人也不利己（杨朱）更是不可行的，他追求的是利人利己，两者是不矛盾的，要双赢。其实不光是孟子。李克、吴起、商鞅（没有申不害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也是主张要双赢的，只不过在道德的动机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就产生了第二代论战，焦点问题是为利还是为义。（从传承上看，李克是子夏弟子，吴起是曾子弟子，孟子是曾子再传弟子，都是出身于孔门的）
第二节 为利为义之争
绝对的为人和为己都存在问题，第二代学者（主要都是孔门后学）希望找到一条利己利人的双赢之路。为人还是为己，在孔子那儿并不是绝对冲突的，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通俗点讲就是讲究礼让，出现冲突的时候各让一步，矛盾就缓和了。然而，历史在向前发展，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到了墨子和杨朱的时代，为人和为己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在墨子和杨朱的思想内部是没有矛盾的。墨子是无视个人权利的，利天下就是问题的终结。而杨朱是无视社会财富增长的，认为维护好个人权利，问题也就解决了。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就会发现任何时候都必须顾虑到两者，不可或缺。
第二代学者所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再是受益方是谁，而是道德的动机在哪儿。由何种动机产生的行为才是道德的，才可能做到双赢。此外，在两者利益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要用何种标准来判断谁的利益应该被主张，谁的利益应该被剥夺，而这个标准是同动机息息相关的。
孟子主张动机和标准是义，法家诸子则主张动机和标准应该是利。利比较很解释，就是增长。用今天的话讲，就是GDP和居民收入。义是什么呢？我认为，孟子的义应该是良好的动机，通俗点讲就是善心。
前面说过，孟子和法家诸子都是孔门后学，为什么有这点区别呢？其实都来自于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孟子认为应该劝导人人都当君子，而法家诸子却认为世上小人多，与其劝导人人做尧舜，不如用利驱使小人实现目的。
然而，无论是利还是义，也还是不可能实现前面所说的利人利己双赢的目标。
先看孟子的想法。孟子主张义，义就是善心。孟子认为的人人都有的善心有哪些呢？“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看上去挺有道理的，然而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不对了。比如是非之心，人人都一样吗？《老子》就说得很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无论美善，人人都一样就有问题了。动机的善良能保证个人道德，能保全个人之义，但是能否从个人之义推及国家之义，天下之义呢。有善心就能保证盖房子不会倒，老百姓不饿肚子，打仗不会输！个人之义是实现不了国家之义和天下之义的。
那么法家呢？我们知道法家的下场都很悲惨，吴起被乱箭射死，商鞅被车裂，后来的吕不韦和李斯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已经可以看出法家的利也利不到哪里去，自己都不利。法家倒都是国家主义者（孟子更接近个人主义），总是以利国家为出发点。他们以为，利国自然利民（要求只利国君不利百姓的那是申韩），用成套的管理方法制度来实现利国家的目标，国家强盛了，老百姓日子就自然好过了。简单地说，他们的想法就是天下之利惠及个人（这种思维现在也很普遍）。然而，我们很清楚国家的利益并不会公平的惠及所有公民，无论政府多么有效清廉都不可能。任何改革总会有人做出牺牲，有人获得额外的财富。而法家只讲利不讲义的做法，往往让矛盾毫无缓冲余地，利益受损方的反抗极为彻底和暴力。（即使是对待小人也要讲点义，对待君子也要讲点利，换句话说没有绝对的君子和小人。）且国家之利也不是想实现就能实现的。比如秦国，开始可以通过攻城略地实现增长，到了统一天下的时候，就不可能还按原来的方法实现持续增长了。这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易也”。
总之，在私德上，孟子和法家诸子都算是义士；在公心上，都想要利国利民。区别是出发点不一样，一个是个人之义，一个是国家之利。一个认为唤醒每个人心中的个人之义，就能改善社会环境，人人会自发的建设好国家。一个认为为了国家之利，可以用利益驱使民众（这也是拆迁的理由吧，不止是强拆）。
如何同时顾全个人之义和国家之利，从而完成国家之义和个人之利呢，这个问题是从荀子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到今天的学者，还在上下求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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