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道士塔》怎么能选进中学教材？——谈谈中国语文教材的文章选编问题

余秋雨的《道士塔》怎么能选进中学教材？——谈谈中国语文教材的文章选编问题

　　我的家人中有中学教师，但是，平时我基本上不与她交流任何语文教学问题，这到不是我不愿意与她交流，而是因为她常常讲的一句话很噎人，也叫人无话可说，她最习惯说的一句话就是：尽管你们可能会认为现今中国教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教师的人，还是不得不按照教材去教育学生，因为，孩子们面临着考试升学问题呀！大家说说，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能够对现今的学校教材说什么呢？所以，平时，我都不看他们的语文教材，几乎对目前中国语文教学情况一无所知！

　　前段时间，我与家人谈到去年国家总理去医院看望季羡林的时候，季羡林居然“恬不知耻”和“晚节不保”地当面要求总理把他的文章编进中国语文教材的事情，觉得又好笑又发人深省！其实，只要有稍有心计的人在看去年的那条新闻的时候，都能够看出那是季羡林老顽童在当着总理的面调侃目前中国学校领域和文学领域里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就是一些人力图把自己的文章弄进学校的相关教材中，因为，当今的一些不甘寂寞的文人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俗见，只要你的文章被选进学校的语文教材，那么，你就算“成功”了。

　　对于中国语文教材选进那么多的所谓的当代作家的文章的问题，笔者早就不以为然，因为，文章，本质上都属于是一种思想产品，而根据产品的生产经营程序来讲，如果说科技产品必须经历严格的中间试验程序才能够批量生产和进入销售市场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产品，也应该经过人文知识领域内的历史时间的“时效”筛选程序，才能够被选编进国家的学校教材，这，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教育教材选拔原则！

　　其实，笔者以上所说的那些道理是很通俗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和文学产品，本质上是一种人的主观意识精神文化产品，如果不经历历史时间的筛选，也就是如果不经过社会历史的时效处理，或者小范围的试行，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在学术和文化圈子里的发表讨论，那么，我们就根本就无法判定这些文化产品究竟是文化精品还是文化垃圾，我们当然就不应该随意把一些半生不熟和目前还处于争议之中的一些文化产品通过国家教育程序而强行灌输给在校学生，如果谁要无视笔者以上所说的那些问题而主观武断地把自己认为好的当代文学作品强行推销给现在还处于被动接受学校教育阶段中的学生的话，那么，无疑就是在给学生乱吃东西，这会搞坏学生思想的。这当然就是一种教育犯罪了。

　　那么，当今国家学校应该怎么去适应现代学生对现代文学作品的需求呢？笔者认为，这可以通过在学校中设置业余文学沙龙社的办法去解决。这样的文学和文化知识沙龙，教师也可以参加，教师甚至可以主导学生对当代文学作品或者某个文化知识问题的鉴赏，但是，人们又应该明白这样的一种道理，所有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肯定都是有争议的，有的是人们对这些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品位有不同看法，有的则一定是对这些作品的当代作家本人有争议看法。但是，学生对一篇文章和一个作家有不同看法，那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这样的争论和看法不应该纳入学校教材，因为，学校教材中所选编的那些文学作品，应该是一些已经经历了社会历史本身长期的时效筛选和检验，已经被历史时间本身证明了是文化精品或者是重要标志的的文章，就像目前中国语文教材中选编的那些古代文献的那样。这就是说，笔者认为，当今的学校教材应该把当代作家们的作品纳入到课外的文学沙龙中去进行，这样，既可以回避开笔者以上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可以解决当今学生对现代作品的欣赏要求。

　　语文教学的目的，无非就是这样几点，一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学鉴赏能力，二是教会学生进行写作，教会学生进行写作，是技术教育，并不太难，教师只要把一些写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教给学生即可。但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作品的鉴赏能力，一般来说，这是教师无法办到的是事情，因为，一个人对文化作品的所谓的“正确”鉴赏能力，那是教师培养不出来的，而是学生自我先天素养和后天的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比如，一个人先天耳目聪明，他（她）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景况，就要比其他人更加敏感，所以，该学生可能就对自己所描述对象的感受也就特别的丰富。同理，如果一个人后天的教育，也就是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因素，就让他（她）自小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生活和生命的不同理解，那么，他们在阅读同样一篇文章的时候，肯定就会产生出不同的鉴赏价值观。所以，语文教学中的文学鉴赏和分析教育中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生活道德伦理教育，这对语文教师的要求很高，而现今的许多教师，就已经无法胜任这样的语文教师职能要求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当然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听家中的中学教师讲，现今中国的语文教材不仅仅选编进了许多当代作品的现代作品，而且，还把余秋雨的《道士塔》也选进了语文教材，笔者从来没有阅读过余秋雨的书籍，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篇文章究竟出于他的什么文集，但是，当笔者阅读完了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道士塔》之后，真是吃了一大惊！下面，我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编进的余秋雨的《道士塔》，是余秋雨讲述的发生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中的敦煌文物流失和被破坏的故事，文章对那个造成敦煌文物严重流失的王道士进行了不少文学性的描写，比如，余秋雨写到：“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 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上、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栈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的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在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摘自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

　　不知道大家看到笔者摘录的余秋雨上面的文字，会有什么感想？反正，我阅读完余秋雨的《道士塔》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余秋雨非常尖酸刻薄！第二个感觉就是余秋雨写文章很不老实。

　　明显看的出来，余秋雨的《道士塔》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都是模仿的鲁迅的《阿Q正传》和《故乡》，他胸怀愤世嫉俗的气韵要针砭中国老农民的愚昧和无知，但是，余秋雨怎么就不想想，把敦煌文物和破坏归咎于一个普通的道士，公正客观吗？！而且，余秋雨把王道士的情况写的那么生动，他作过什么考证？！散文不是小说，散文主要是抒情写实，抒情，是抒发的作者的感情，作者却不能够把道听途说和自己的主观想像强加到自己所要描写的实在对象上去！对历史事件，作者是应该注意“拿证据”说话的！

　　笔者也亲身去敦煌考察过，像王道士这样的故事，笔者也在敦煌和兰州地区就听到过，因此，笔者去敦煌之后就寻找到了文物保护部门的人员打听了这个流传于世的关于王道士的故事是否属实，那些文物保护部门的朋友们全部都哈哈一笑了之，他们都劝笔者不要相信那些街头巷尾的类似于评书那样的传说，一个文物专家回答的很好，他说，一个普通道士算老几，他能够做主把文物低价卖给外国人么，说王道士没有看护好敦煌文物，那是可能的，但是，说他破坏了敦煌文物，那都是旧社会中不了解内幕的人们不敢和无证据去直接指责政府当局而把王道士当替罪羊的说法，其实，当时那些偷运和掠夺敦煌文物的外国人，不都拿着中国政府当局的护照和相关文件进来的么，有的还是中国政府当局派兵护送到敦煌的，王道士不过是个居住在敦煌中的很普通的居士，他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阻止那些文物流失情况的发生呢！由此可见，发生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敦煌文物和破坏的主要原因，还是应该是当时中国国内政局混乱和军阀乱来所致，就像孙殿英为自己军队集军资就开挖清朝坟墓的那样，就像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历朝历代的战乱，都造成了文物书籍的大量破坏厄运的那样。

　　其实，笔者上面说的战乱导致文物丧失的道理，对于“伟大文人”（这句话来自于讨论余秋雨文章的语文教参书中的说法）的余秋雨来讲，应该是基本知识，中国自隋朝牛弘著作了《书厄论》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的战乱直接了造成国家大量文物和典籍的丧失的情况给予的理论证明之后，中国自隋唐之后的历朝历代的文史学者都有这样的“书厄论”论述，即使是近代，也有章太炎、钱振东、陈登原，祝文白等人多次著文讨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乱对国家文物典籍的破坏，这就是说，余秋雨之前，中国的文史专家们都很清楚历朝历代的文物典籍的破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战乱和军阀们，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余秋雨的《道士塔》开了一个先例，余秋雨反动于历史上若干文史专家将历史文化的破坏归咎于历史战乱本身的定论，而开辟了一种把历史文化破坏的罪责归咎于像王道士这样的老农民身上的新的“文化厄运论”！这，到底是谁愚昧，不是很清楚了么！

　　更奇怪的是，笔者在与现在的语文教材相配套的教学参考书籍中，甚至还看到了一个叫做韩浩月的《给秋雨一点掌声吧》的辅导文章，该文章甚至把余秋雨与余杰之间爆发的那场十分无聊的所谓的“二余之争”事件也描绘了进去，真是不知道编辑这部教参的人是什么意思，二余之争，肯定是中国文学领域内一场十分叫人恶心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弄到社会文化领域里闹腾下就足够了，为什么要把这些内容写进十分严肃的国家语文教参书籍中去？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的许多事情真是搞不懂了！

　　2006年10月22日

标签： 中学历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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