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眼下中国各地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从历史角度来分析

为什么眼下中国各地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从历史角度来分析

　　　　乐之史

　　　　自古至今，从人类有政府开始，便要解决老百姓的琐细杂事。处理效率如何，直接可以作为评判政府效能的标准之一。然而，今天中国的许多基层政府非但没有起到解决百姓问题的作用，反而成为地方恶势力放纵肆虐的保护伞，或者对待百姓问题不理不问激化矛盾，最终酿成一件件震惊世人的大事件。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今天才发生，任何身处基层的人对此可以说都已是熟视无睹，或麻木不仁了。不过，当局好象终于“经过调查发现”了这种情况的存在，今天报载消息称最新一期《瞭望》上有人对此“撰文剖析”，将这种情况归结为一些基层部门对社会矛盾的“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信息失真，处理失当，往往走入“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怪圈，集中暴露出应急能力的薄弱。

　　　　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体制性迟钝”呢？作者似乎却没有进一步分析，他好象只是在反映现象，大概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与问题的本质已经不是他的责任了。

　　　　实际上，民怨之所以渐渐由星星之火变成沸腾之势，背后自然是有更大的问题存在，而非简单的“信息传递与处置速度”上出故障。目前各地基层政府办公条件多数都不差，当然有一套完整的信息报送、矛盾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但可惜这些基层政府官员不是机器人，他们不会按照中央及上级政府的纸上文件规定来操作。当地方发生百姓抗议的事件，其实往往都是因基层官员行政作为(或不作为)以及与之有利益关系者而发生, 在目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官、商、警、痞、匪等等人物往往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象点说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而民则多半是处于他们的对立面。因此，一旦民怨发生，他们想到的要么是压制，要么是回避，怎么可能想到去真正站起来帮民说话呢？

　　　　回到历史上来看，中国传统基层社会当然不是这个模样，至少原来还有“士绅”，还有“宗族”，因此，一旦哪里的百姓发生问题，通常是能找到人去帮他们说话，而一旦某官不理，还有渠道向上反映。到民国，此种渠道更多了，舆论开放程度远甚今日，“有机精英”（能够代表某种利益群体的发言精英）也层出不穷，再加上制度化的“乡董会”、“县议会”、“参事会”、“农会”“商会”等设置，因此，对官员的监控程序与意见反馈程序都非常多样化，所以百姓的积怨通常是有有办法化解的，当然有强大势力煽动者或胁迫者的恶性事件不在讨论之内。

　　　　今天呢，情势则完全不同，对于站在基层权势利益共同体面前的“民”来说，他们几乎处在毫无防卫手段的状态，代表他们利益的“农会”固然不存（这点也许还不如新朝建政初期，那时还有帮贫下中农说话的农民协会），而能为他们发声的“有机知识分子”当然更难找到，能够帮他们说话的报纸舆论也不大能够存在（也许有外地某一二家大牌报纸会在初期柔性介入零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有效的制度化意见反馈渠道更没有（我们的县乡民代会基本上形同虚设，甚至沦为前面所讲的利益共同体的联谊平台），所以一旦遇到什么事，百姓才会动不动以激烈行动表示消极抗议，或者因此引发大规模无序群众骚乱。

　　　　讲到抗议，前朝历代都有发生，尤其在民国，民众抗议的组织化程度愈来愈高，有组织，有代表（其实本朝发家者泰半就与此有关）。一场有序抗议经过多次谈判往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双方适当妥协让步，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这就是所谓基层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今天，一讲到抗议，人们想到的首先可能是恐慌与混乱，更没有人想到如何将其组织化，有序化，使之归于理性与文明，基层官方尤其如此，往往视抗议者为刁民，更不会容忍有组织的抗议。结果事情唯有越弄越糟，最后两败俱伤，当然也有可能最后仍只有百姓倒霉。

　　　　因此，所谓“群体事件处理不当”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面对这些不断发生的基层民怨事件，基层官员真的在想办法“处理”？将事情作一公平正义的解决？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讲什么“迟钝”不是无的放矢吗？ 其实，目前中国各地基层恶性群体事件频频爆发，只能说明基层政治体制已经是癌变至极了，不动大手术是无法根治问题的。而将其归结为什么“体制性迟钝”，更是南辕北辙，于事无补。

　　2006年6月13日

　　乐之论史随笔: /

标签： 中国历史事件大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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