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真的是盛世吗？

　　宋仁宗时期真的是盛世吗？

　　王天成

　　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写的文章，赞美宋仁宗赵祯，说宋仁宗盛治是史学家的定论。清华大学有一个教授，在讲述中华文明的一文中说宋朝不能不谈，其文颂扬宋朝，却对中华民族最强盛的朝代——周秦汉唐只字不提。今天，又看到一篇文章，大谈宋仁宗的好，说宋仁宗盛世和汉武盛世、大唐盛世、康乾盛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瞠目。真的是这样吗？

　　宋真宗赵恒死的时候宋仁宗赵祯只有13岁，当了名义上的皇帝。他在位42年，分前后两个阶段，前11多年是皇太后刘娥垂帘执政，后30年才是他亲政。

　　刘娥美丽、善良、聪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酷爱学习，手不释卷，博通古今，是个具有政治大智慧的人。赵恒晚上批阅奏章到深夜，刘娥总是陪伴在他身旁。当赵恒有不解的难题时，刘娥总能以广博的知识给予解答，处理得合情合理。赵恒多病，晚年身体不好，处理朝政和朝臣奏章的事全部交给了刘娥，她成了实际上的宋朝最高统治者。《宋史》记载，刘娥“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皇后刘娥，以她的聪颖和女人的细腻，把朝政和所有的奏章都处理得妥妥当当，使大宋按部就班，很正常地运行。

　　宋真宗赵恒死的时候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把最高权力全部交给了刘娥。刘娥执掌了大宋十一年皇权。她以宽容的态度，处理了儒家思想深厚、反对她参政的寇准等人以及把持朝政对抗她执政的丁谓集团。丁谓当宰相多年，许多人巴结他。查抄丁谓家时，抄出了不少大臣给丁谓写的书信，里面难免有谄媚巴结之事，大臣们很害怕，人心惶惶，朝局震荡。皇太后刘娥下旨，谁也不准看，全部焚烧，安抚了朝臣的心，稳定了朝局。史书评说刘娥“有武后之才，无武后之恶”。

　　封建王朝，不经科举考试，以祖父辈官位荫庇后代子孙当官的荫官制度，在宋代尤为严重。特别是宋真宗时期，门荫泛滥，名堂很多，一人入仕，子孙、亲戚都可以当官。功臣死时竟然可以荫二十多个人当官。每年通过门荫当官的有500多人，超过科举取士的人数。门荫制度保护贵族利益，当官的人大都是吃喝嫖赌无真才实学的纨绔子弟，有的文不识一字，有的武不能弯弓，有才学的是个别人。他们因为亲情关系结成集团，互相吹捧提携，包庇纵容，损公肥私，祸害国家，是一大弊政。要改革、取消这种制度，牵扯到众多臣僚的个人利益，阻力相当大，难以实行。刘娥出身贫苦的底层，在东京的大街上卖艺，被赵恒看上后纳为妾，逐步做到皇后的，对门荫制度的危害心知肚明。她刚执掌朝政，朝臣的势力很大，要下大气力解决这一弊政是不可能的。聪颖的皇太后刘娥，一天早朝，流着眼泪说，我们孤儿寡母，多亏众朝臣的鼎力相助，才有了这样安定的局面，皇恩要下移，多多封赏，让朝臣将他们的亲戚、子孙的名字都列表报上来。朝臣们很高兴，回去后，将七大姑八大姨，能沾上边的都写上了，很快就列表报了上来。从此以后，凡是吏部报上来让皇太后批准升官的人，刘娥都要看看有没有朝臣的子孙、亲戚，有的一律不批，只批准那些无任何关系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弊病。

　　刘太后太知道民间的疾苦和官员的胡作非为了，执政期间做了不少拨乱反正减轻人民疾苦的好事。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辽国以二十万大军入侵宋朝，在宰相寇准的极力劝说下赵恒御驾亲征，亲自击鼓督战，极大地激励了宋朝的将士，打败了辽国的侵略，和辽国签订了檀渊之盟，相约:辽宋为兄弟之国，宋朝每年送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两国以白沟河为边界。打了胜仗，签了一个屈辱的合约，可赵恒还美的不得了，认为自己功德无量，就想和秦皇汉武一样搞泰山封禅。但是，封禅必须天降祥瑞。没有祥瑞，宋真宗赵恒就编造祥瑞，说他做了个梦，神降天书，还伪造了个假天书挂在皇宫一角。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臣和各地的官员都编造祥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天书运动”。每当编造的天书出现，当地官府就要给降天书的神仙盖庙宇，塑金身。全国进入疯狂的“天书运动”时代，搞了十年，搜刮民财，摊派徭役，劳民伤财，有的地方还逼死了人命，老百姓苦不堪言，激起了多处民变。宋真宗赵恒一死，刘娥果断下旨，将所有进献的“天书”和赵恒一起埋葬，严禁各地再搞“天书运动”，建造庙宇，违者从严处罚，结束了这一祸国害民的愚蠢行为，朝野上下无不拍手叫好。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都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只有宋朝较多地学习管仲在齐国推行的商品经济，商业活动比较发达。那时候的商品交换货币用的是金银铜钱，沉重而不方便。在刘娥的支持下，宋朝廷推行“交子”，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了纸币交易，大大便利了商品交换，推进了商业经营，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宋史》总结刘娥的政绩说，“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评价刘娥功绩称，“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胡适评价说，“章献刘后乃是宋史上一个很有才干的妇人。”

　　这一时期宋朝政治清明，国家安静，虽是宋仁宗年号，但实际是皇太后刘娥执政，这个历史功绩应该归功于皇太后刘娥。

　　刘娥死，宋仁宗赵祯亲政，达30余年。宋朝，以儒治国，新儒学——理学的盛行使孔子的“礼、仁”思想、孟子的“仁政”说深入士大夫的骨髓。赵祯从小受儒学教育，温良恭俭让已经成为他的本性。他脾性很好，郭皇后抓破了他的脖子也不治罪。宋朝和士大夫共管天下，对士大夫很宽容。他做出的决定，大臣们抗争，不同意就不能执行。包公抗争，唾沫星子溅到他的脸上也不发怒，擦擦继续听。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绑缚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法律，这是明显的叛逆罪，杀头是没说的。赵祯没有像清朝那样大兴文字狱，杀头并株连三族或五族，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授于这个秀才为司户参军。他平时节俭，不扩大狩猎玩耍的园林，不增加后宫的美女等。

　　宋对官员实行高俸制，官员的工资很高。宋朝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贯，一贯等于一两白银。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贯，小县县令每月十二贯，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均由政府埋单，数量相当可观。各级官员除工资以外都有很多补贴和特权。有文章说宋代一两银子等于现在924元—1848元，按这个数字换算成人民币，工资高的怕人。

　　宋真宗、仁宗都不拟土地兼并，任由官僚士大夫掠夺土地，朝廷的大官大都家里有土地千顷之多。他们家财万贯，又拿着高工资，享受着特权，锦衣玉食，纳妾、嫖娼、狎妓，成为风尚，在上恬不知耻，在下荒嬉无度。如：北宋著名诗人张先80岁纳18岁小妾，苏轼40岁纳14岁王朝云为妾，他五十步笑百步，作诗嘲讽张先“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苏轼前去道贺，又赋诗一首调侃：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历朝历代士人都不当差不纳粮，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是富家子弟，他们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纳妾招妓嫖娼，游山玩水，相互唱和，写诗填词，讨论着用词用典的正确与否，自由自在，出了不少的文化名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其中宋朝就有六位。

　　官僚士大夫生活在这样宽松、舒服、天高任鸟飞、水深任鱼跃的时代，花天酒地，弦歌鼓舞，穷奢极欲，怎能不说宋仁宗赵祯好，怎能不赞美宋仁宗时期是“盛治”？他们是文化人，掌握着文化宣传工具，当朝和后世的一些士人不遗余力地美化着宋仁宗时代。宋仁宗景佑年暴发宋夏战争，宋朝屡战屡败。与此同时，辽国趁宋之危，在边界陈兵，准备打宋朝，敲诈勒索，要宋朝每年再增加进贡银10万两，宋朝乖乖地给了。外界的虎狼如此欺负，宋王朝如此软弱，人民起义屡有发生，大文豪苏轼却赞美宋仁宗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 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年号。

　　在宋仁宗时代，老百姓怎么样呢？是不是一些学者说的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生活过的很好呢？大量的土地兼并，使“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富人的田地多的满眼望不到边，穷人无立锥之地，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女子为了活命，十几岁就卖身为奴，成为富人的小妾、丫环、使女，沦为明妓暗娼，男子成为兵的主要来源。

　　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时，只有十几万部队，到宋仁宗赵祯时已经发展到125万9千人，财政的70%要拿来供养部队。参军的流民主要的目的是能吃饭而活命，哪来的战斗力。西夏原来是宋朝的附属国，北宋与西夏打了三年仗，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三次大规模战役，都以宋军失败而告终。西夏想两路出兵进行偷袭，夺取关中，宋朝原州(今宁夏固原)知州景泰顽强阻击，使西夏全军覆灭，西夏直捣关中的美梦破灭。战争使西夏财政枯竭，内部矛盾重重，西夏求和。宋夏和谈的结果是，西夏向宋称臣并取消帝号，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这个和谈结果与宋真宗赵恒檀渊之盟的结果差不多，都是打了胜仗赔银纳贡，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大概都是绝无仅有的。就是这样屈辱的合约，毫无“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豪气的行为，却被一些学者啧啧赞美，说什么花这点钱不算啥，比战争的费用少，值，真是崽卖爹田不心疼呀！

　　宋朝的文人，大都是只谈诗词书画，不关心国家的兴衰。宋神宗曾批评说，不建功立业，只谈文章终是无用。总算是有个忧国忧民的明白人范仲淹看到了宋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的十项改革措施。这十个方面相对应的就是宋仁宗朝的十大弊病，说到了点子上，受到了一些明智的朝臣的肯定，欧阳修就曾上书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

　　起初，宋仁宗是支持范仲淹的，采纳了他的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对腐败的门荫制度，规定官员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能得恩荫，而且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规定了地方官职田之数，更定科举法，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这些改革措施动了官僚贵族的奶酪，受到强烈反对，特别是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毁谤新政的言论越来越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害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评论宋仁宗“无定志”，说：“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宋仁宗是个没有主见、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的主，屈从于反对派的压力，新政实行了一年多就失败了，范仲淹等主张变革的人被赶出了朝廷。后来，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直陈北宋王朝面临的严峻局面：“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难穷乏，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衰落败坏，四方有志之士经常忧惧天下不能长治久安”。他总结历史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一些变法主张，宋仁宗没有采纳。

　　有学者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最富，错！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宋朝重视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财政收入高不假，有文章说宋朝财政收入是开元盛世时期的7倍。可宋朝冗兵、冗官、冗费开支浩大，王安石变法以前收不敷出，每年亏欠1750万两白银，国库空空如也。开元盛世，国库里钱多的穿铜钱的麻绳都腐烂了。那时候米13文1斗，谷子5文钱1斗。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在鄞县当官，米1500文1斗，饥荒年几千文1斗。按购买力计算，宋仁宗时期的钱的购买力达不到开元盛世的百分之一，到底谁最富，一目了然。

　　为了解决财政亏空的问题，宋朝廷拼命进行搜刮，其税收是历朝历代最多的。宋王朝将五代十国时期设立的各式各样的税目全盘继承了下来，还新增了繁多的名目。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外，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夏秋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大儒朱熹都感叹地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具备”，“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一年多如一年， 一伙强如一伙"。 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有盗寇出没。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970多起。宋仁宗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起义就有三四十起。一些官员已经感到危机的严重，大臣富弼就曾说: "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

　　纵观宋仁宗亲政30余年，没有任何可称道的建树。他虽造德精微，宅心仁厚，却无治国之才能。他的“仁”是对官僚士大夫的仁，是对统治阶级、权贵阶层的仁。在他亲政时期，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这就是一些学者、教授极力鼓吹的宋仁宗“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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