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
节选 解玺璋的《君主立宪之殇》中一篇关于评价光绪皇帝的文章。
光绪明知自己即将被黜，依然下谕要求诸臣议事莫“墨守旧章“，期待中国变革之心溢于言表。两千余年的中国专制史，这是第一位认识到传统治国之道已不适应时势的皇帝，更是第一个亲手要“革掉自己命”的伟大皇帝，惟其如此，光绪悲剧的一生，尤其令人无限唏嘘！
自秦始皇始，中国历经25朝、408个皇帝，期间有个铁律：无论开国皇帝多么威武，晚期的皇帝日子都不好过。
与此相比，大清的末帝更加狼狈：他们面临着“历史周期律”（黄炎培语）与现代文明的双料冲击。
一个卑微而不甘亡国的皇帝
比如光绪。光绪是皇帝史上著名的傀儡，先看看他的一生脉络：
4岁登基---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光绪7年，慈安太后崩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光绪13年，光绪亲政---大权仍握慈禧手中；
光绪24年8月初6，主导百日维新失败---慈禧重新垂帘训政，光绪被囚禁至死。
史学家黎东方先生说，光绪是中国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几乎没一天不向慈禧长跪。即使这样，据太监寇连材说，慈禧从没给过好脸色。不仅如此，日常起居也颇令人唏嘘：每餐虽摆满桌案，可离皇上稍远的饭食大都已臭腐，靠近的则因为多次加热，早已味同嚼蜡。
但光绪有着刚强的心性，并未对这方面的待遇有过只言片语，他的头脑里，似乎更多是天下苍生担荷一身的意识---15岁时他就说过，“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
对一个少年天子来说，这殊为罕见。
很多人对清史的了解，基本打清宫戏来，因此认定光绪是个唯唯诺诺的人物。但真实的光绪并非这样，他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其主见往往超过满朝文武。光绪17年5月初7（1892年），各省教案频繁发生，在全国上下极多人都对外国传教士报以恶感时，光绪发布的上谕不仅看法截然相反，措辞更是十分严厉：
“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著各省将军、督抚出示晓谕居民，切勿轻听浮言，妄生事端。倘有匿名揭帖，造谣惑众，即行严密查拿，从重治罪。”
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清朝第11位皇帝，史称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
一个从小到大一直被掣肘的皇帝，能够有如此见识，来自对读书的狂热。光绪尤其对西方的政治、思想类书籍格外偏爱，基本上有一本读一本。但他不是读死书，他对世界的动向非常关注，每逢驻外大臣归国，他总是迫切要召见询问。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有着全新世界观的中国皇帝，稍早些的日本明治维新，必然会给他极大的触动。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病身子，成为其此后一切所为的出发点。
1894年，改变了大清命运、更改变了光绪命运的甲午战争爆发。光绪极力主战，并强烈反对慈禧动用军费修建颐和园，最终，虽然既没有挡住园子的修葺，更没挡住大清的惨败，但变法之心于他已彻底萌发。
1895年的公车上书之后，光绪开始把个人的利益和荣辱置之度外，他的思路逐渐成型。1898年5月29日，反对改革的强硬派代表奕䜣去世，光绪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推动维新事业。他按捺不住满心的兴奋和愤懑，对庆亲王奕劻说：
“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不作亡国之君，映射出光绪一颗忧国忧民之心；甘愿退让此位，则让古今多少帝王相形见绌！
若能救国，朕虽无权何碍
1898年6月11日，在光绪力争、慈禧“应允”的情况下，著名的戊戌变法开始。短短103天，光绪颁布100多条新政上谕，显然是有备而来，厚积薄发。
事实上，甲午战败，光绪“愤极愧极”，不仅广泛结交维新人士，更是在三年时间里，以各种途径“大购西人政书览之，日昃不惶”，扎扎实实恶补了西方的器物制度。外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不妨假定他并不聪明，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让人把每一种神奇而有用的发明都带进宫里去？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直至被废黜？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在这三年时间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来，在一无助手、二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读，然后开始颁发一系列东方君主在这么短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意的诏书？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进去？”
真正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学习西方应“毋徒袭其皮毛”，必须进行根本制度的改革。这样的见识，岂是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领袖所能比拟？
光绪对变法是横下一条心的。他当着慈禧面表示，甘愿坏祖宗之法，也要推进新政。对狮虎一般耍弄了他一生的慈禧如此直言，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行？外人不足道也。以中国保守的传统，触犯“祖宗之法”即可指为大逆不道，而百日维新中，从政治改革到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改革等各方面，几乎都突破了“祖制”，也突破了张之洞等人把“西学”、“西法”限制在“中体”框框内的主张，形成了“除旧更新”的令人振奋的改革大潮。毋庸置疑，这是一次真正的改革。
清王朝以往，是连下层官吏都没有奏事权的，光绪把向皇帝上书言事的权利直接下放给平民，不啻是一场革命，在鼓舞了全国士民的同时，也引起权贵阶层的强烈不满。张之洞愤然说：“变法者，清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更有官僚抓住一些平民因不懂呈文规矩而弄出的纰漏，欲大加问罪，光绪却一笑置之：“广开言路之时，不必有所谴责以塞之！”
何等的胸怀！
最让人感佩的，光绪有一种为了改革、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自身权位的精神。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历来是当政者的命根子，为了得到这东西，往往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这个“理所当然”的理念，就连一些维新人士也没有突破。比如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本是康有为等早就确定的改革目标，但后来见阻力太大而放弃，有人因此提议，建立一个评议国事的常设机构，“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自上”。即使是这样的折中举措，对清廷来说，也被认为有碍皇权至上的根本体制。光绪如何反应？当大学士孙家鼐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慨然道：
“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
为了国家与万民之利益，不仅违背“祖制”把自己变成了维新党人，甚至不惜抛却“天子”之权位！敢问三千年来的历代帝王，可有敢比肩者乎？三千年来的各种“爱国者”，可有敢与光绪比无私者乎？
中国帝王中最闪亮的一颗星
连张之洞这样的权臣都极力反对变法，这样一场充满激情的伪“顶层设计”，失败其实从第一天就注定了：的确，慈禧并不反对改革，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其实都是在她授权下得以进行的。问题是，一旦改革威胁到她的权位，她便要毫不犹豫地扼杀。维新后期，变法力度明显已震荡了慈禧的底线，慈禧召见荣禄密谋要废掉光绪。光绪24年（1898年）7月29日，在给帝党人物杨锐发下的密谕中，光绪已看清了这一点：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进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
光绪没有放弃，依然做最后的努力。接下来两天，他连续两次召见袁世凯，提升他为侍郎衔，让他专办练兵事宜，想以此使袁世凯感恩报德，效忠皇帝。
8月10日，光绪下谕，指责内外诸臣墨守旧章，要求诸臣议论政事，不得附会古义，不得缘饰经术，不得胶执成则：“朕深惟穷变通久之义，创建一切，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倘面从心违，致失朝廷实事求是本旨，非朕所望也！”
其后的故事，只剩唏嘘了。9月19日夜，获悉光绪第二天要会见日本元老伊藤博文，慈禧第一个反应便是光绪欲“勾外国谋我”，遂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自此被囚禁于小岛瀛台，直至去世，整整十年失去自由身。
人生最大的屈辱概莫如此。名为皇帝，但此时的下人已不把他当回事儿。每次慈禧看戏，开演时先让光绪着戏装上台，模仿老莱子“戏彩娱亲”。光绪不愿，嘟囔说：“这是何等时光，还唱得什么戏？”小太监在一旁质问：“你说什么！”
欺人如是！即使在这样的惨境中，光绪依然一直坚持学习外语和法律，通过读书来关心和研究国内外时事，始终怀抱着“有意振兴中国”（光绪私下对即将离开清宫的德龄语）之志。
天不假人愿。光绪34年(1908年)10月，光绪生病卧床，此时的慈禧也在病中。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
日记被李莲英获悉，报告给了慈禧。慈禧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
11月14日，光绪暴崩，享年38岁。第二天，慈禧驾崩。
他是一个苦命的皇帝。他的一生没有父爱与母爱的滋润，没有心爱的女人共处，有志不能伸展，从根本上来说，他的一生毫无自由。作为一个皇帝，他徒有虚名；作为一个男人，他连太监都不敢得罪；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又被拦腰斩断。
但作为初具现代文明思维的一个“人”来说，他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做出了他想做的事，他的一生远超古往今来无数所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成为中国帝王中最闪亮的一颗星。
梁启超道：“光绪搞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豁出去的举动，如果成了，中国就被挽救了。不成也比亡国强。所以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用自己的失败为中国打开了必由之路。所以光绪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驱者和独立富强大业的献身者，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失败的英雄。”
中国最早最西化的知识分子容闳道：“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
今天，很多人更把他看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慈禧这样的妇人之手，却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血性与雄壮，能以二十八岁的经历率领一群新进的文人，同强大得多的势力决战，正昭示了中国文明不息的生机。只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在革命后的时代不愿言及他在变法中的主角地位，甚至羞于提到他的作用，但是，历史终将会为这样一个名字重塑丰碑：爱新觉罗·载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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