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州系列之人物②奉天省长王永江（1）

　　古城人杰地灵，但说到近代人物与贡献，第一当数民国时期的王永江。

　　1934年，老蒋曾向小张询问：“在东北政要中我所看重的一个人是王永江，虽未与他谋面，却心仪已久。不知他与先大帅因何走向决裂？”

　　小张答：“完全是由于总参议杨宇霆的从中挑拨所致。1929年我枪毙杨宇霆也有为王永江平反之意。”

　　蒋介石所心仪的王永江已少为今人所知,至于王永江与张作霖的合作与分裂，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话题。

　　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曾这样评价王永江：

　　立东北大学、造沈海铁路、设奉天纺纱厂，行区村制、辟修公路，皆匠心独运，开东省未有之局。

　　王永江照片

　　王永江研究渐热

　　和金州人说起王永江，我发现许多人仅仅是笼统的知道王永江担任过奉天省省长、东三省官银号督办、东北大学第一任校长，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左膀右臂财神爷，如此而已。对王永江缺少一个全面的认识，不仅大连如此，东北也如此，你甚至在国内图书市场上很难找得到有关王永江的书籍和资料。

　　最早专门论述王永江的著作，是日本人田岛富穗撰写的《王永江》一书，论著从张作霖与中国满洲的变迁入手，阐释了王永江在军警的抗争、奉天省的财政和回收关东州运动的行为思想，将其定位为“大东亚建设的先觉者”。

　　而这本书的日本作者，主要是采访王永江的顾问岩间得也之后所著。自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偏颇。

　　同时这本书我们读不到。

　　中国人有想写王永江的。

　　民国时期北大校长、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傅大炮”，生前曾准备撰写一部民国史，他在《循良传》一节中，仅仅准备收录3个人，王永江位列第一。自《史记》之后，各个朝代史书，大多都有为循良之吏立传的传统。循良之吏，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清正廉洁、为民造福的好官。可惜傅大炮只拉了一个提纲，没来得及撰稿就突然病逝了。

　　当今流行的《辽宁读本》、《辽宁大历史》等书籍中，也读不到王永江。

　　更令人汗颜的是，一位美国学者Ronald Suleski薛龙（并非华裔作者），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张作霖和王永江》，后来还好，由两名中国学者把它翻译过来并在大陆出版。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屡见不鲜，想不到，对于王永江的研究也是如此。

　　薛龙是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愿意花时间费精力来做这件事情，而且研究的非常仔细，非常到位。他最大的贡献，是利用他在日本工作期间的便利，查阅了大量的日文报刊资料，得到了很多第一手有关王永江的史料，因此这本书成为关于王永江研究的一个奠基性著作。

　　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国内网上关于王永江和民国时期东北经济的论述文章也开始多了起来，人们开始研究王永江，认真思考和评价王永江。这让家乡金州人十分欣慰。

　　但一些有关王永江的论述，还多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尤其是理财或者诗词，而薛龙这本书则非常全面。这让我又想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东北包括大连，很多历史资料如影像、文字档案，最全的多在日本。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人到日本淘回了一批又一批史料。我们一方面咬牙切齿的痛骂日本鬼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怀着敬佩而又复杂的心情上日本去查有关史料。

　　再拉回来。那么，金州古城走出去的王永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东北王张作霖

　　书生与江湖

　　东北曾经是绿林好汉、军阀混战的局面，当时有“三人行，必有一匪”之说。

　　那么金州的一介文弱书生王永江，是怎么走进东北最高权力核心圈里的呢？

　　很多写王永江的文章，都是写袁金铠向张作霖推荐，王永江一下子就当上了省警察厅长，仿佛又是一个当代诸葛被请出卧龙岗的故事。

　　实际上，早在1915年之前，王永江经袁金铠介绍，就走出金州，在北京、青岛等地考察，回来又在辽阳、海城、牛庄等地担任税捐局长，1915年升任到奉天省城税捐局长兼官地清丈局长，以“干练”而知名。

　　那一年，张作霖初掌奉天省大权，作为上司，王永江去求见过他，但是老张根本没把王永江放在眼里。王永江曾以刘备慢怠庞统事作诗讽之：

　　士元竟以酒糊涂，大耳如何慢凤雏？才得荆襄宁志满，英雄通病是轻儒。

　　但老张也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仅仅只会骂“妈了巴子”，已经是“长于权谋术数”的军阀。因此，当谋士袁金铠向他举荐王永江时，老张礼贤下士约来王永江，在帅府谈了整整一天，旋即任命王永江为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奉天警察厅厅长。

　　那一年，王永江44岁，张作霖40岁，这是两个人合作之始。

　　王永江在警察厅一上任，就对警务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尤其是仿效日本关东州的警察制度，在奉天各地设立了派出所。

　　东北的警察派出所制度，始于王永江。

　　后来读史才知道，王永江绝不仅仅是一文弱书生的形象，否则他也很难在这些所谓“绿林好汉”中立足。

　　那时沈阳的社会治安是个烂摊子，警察从那时开始就被人骂作“狗子”，本是土匪出身的军人们横行霸道，打骂警察的事时有发生，王永江毫无根基，且手无缚鸡之力，岂能改变这一现状？

　　张作霖手下有一个骠悍的旅长汤玉麟，人称“汤二虎”。一天，汤二虎的部下团长宋某在平康里嫖妓寻衅滋事，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抓进了警察局。汤二虎认为，自己救过张作霖的命，又是老张把兄弟，便有恃无恐，带领一大群卫兵闯进警务处，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责令王永江放人。

　　他以为，你这个警察厅长连枪都没放过吧，还敢和我们叫劲？

　　没想到，王永江毫不示弱，坚决不放。“汤二虎”面子上挂不住，立即回去集合了部队，将警务处围得密不透风。王永江也还以颜色，命令警察持枪严阵以待，并在警务处大院里架起了小钢炮，随时准备反击。

　　事情闹大了，孙烈臣、张作相等奉系宿将纷纷出面，要求老张撤换王永江。王永江听说之后，以守为攻，以母亲病重为由，返回了金州。

　　见此情景，张作霖不愧是张作霖，桌子一拍，手指汤玉麟的鼻子骂道：“妈拉个巴子！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小子这么闹，是活得不耐烦了？”汤玉麟气不过，于是与老张反目出走，而王永江以正直敢为得到了张作霖的高度信任，也得到了奉系官员们的刮目相看。

　　因此警察厅长刚干了半年，老张就委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

　　从最初的税捐局长到警察厅长再到财政厅长，表面上看，好像在一条起伏不大的平行线上，其实质内容则相差十万八千里。现在的干部体制也是如此。

　　再说，从警察厅到财政厅，这个弯转得太大了吧？

　　也许，只有张作霖敢这样安排，只有王永江有这个本事。

　　王永江在古城时，“平生嗜读经世有用之书，而尤精于综核，每任一事，无顾虑踌躇之态。”因此上任即对全省财税金融进行整顿改革，当时东北连遭战乱兵燹，财政“几成沉疴不治之症。”

　　王永江首先下令清丈土地，对过去隐瞒不报的庄园、围场、牧场等，统统加征田赋，这当然会触犯了一些地主土豪的既得利益，但首先是各下属税捐局长的既得利益。当时的情景是，税捐局对属下工作人员概不发薪，实际是公开承认税收人员贪污揩油为合法，王永江首重纲纪，厉禁中饱，依法枪毙了贪污和不服闹事的税捐卡长14人，风气于是为之一新。

　　当时有人称王永江的手段是“秋霜烈日”。

　　由此可以看出，王永江也是铁血宰相风格，否则那乱世之中也难以成事。

　　王永江又主持发行公债500万元，筹集资金，创办实业……全省财政收入迅速好转，奉天国库得以充实。

　　从此，他深得老张的赏识器重，每每言听计从。

　　1921年王永江任奉天省代省长（省长张作霖），并且继续兼任财政厅厅长，这是他向老张几次推辞之后才接任的。

　　而王永江的俸禄也涨到了月薪800元。

　　800元是什么概念呢？同期东北一个劳力的月工资约为18元，技术工匠可达到36元。

　　但是，军阀就是军阀。手里有钱就开始得瑟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老张败于老吴退回关外。

　　王永江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场战争。他认为，东北“久病初愈”，应继续搞好民生建设，不应自不量力，有问鼎中原的贪欲。但老张一意孤行，王永江愤笔写道：

　　英雄见与书生异，书生抱负济何事？

　　因此在战争开始后，王永江便离开了沈阳，表面上的理由是眼疾，一次意外中他的左眼被灼伤而接近失明，日本医生建议他到大连日本眼科专家那里诊治。

　　但实际上，从省城官场到民间，都知道王永江这个理由不过是一借口而已，实际是因为“道不同不与相谋”。

　　于是1922年7月1日，王永江回到了金州古城老宅子。

　　在省城，奉系军方以总参谋长杨宇霆和旅长汤玉麟等人是反对王永江的主要代表，他们甚至想将王永江清出省政府，以建立一个顺从军方的政府和财政机构。但是老张权衡利害之后认为，奉天省离不开王永江，于是他派人到大连医院去与王永江谈判。

　　王永江提出省府的民政部门与军政部门要实行分治，否则不回去，老张作出让步。

　　在那个年代，笔杆子敢和枪杆子叫板，王永江大概是第一人。

　　在离开省府36天之后，8月6日，王永江在张作霖派来的高官陪同下返回，他乘坐的列车晚上抵达奉天火车站时，受到了奉天70多位社会精英团队的隆重欢迎，而且由此开始，王永江头衔上去掉了“代理”二字，正式成为奉天省省长。

　　在此之前，北京的北洋政府还曾经下令任命他为内务部部长。但被王永江拒绝了。

　　民国奉天省疆域图

　　士为知己者用

　　民国时期的奉天省，地域范围大于今天辽宁省空间，包括了今辽宁省大部、吉林省一部分和内蒙古一小部分。当时奉天省又是东三省中最重要的领头羊，它在各领域都起着领导作用，并为吉黑两省设定所遵从的行进步伐。沈阳城作为奉天省长的公署所在地，不仅是奉天省会，也是整个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枢。由此看来，“辽老大”真是由来已久。

　　说王永江是奉天省长第一人，牛逼！是因为在当时军阀体制下的文官省长，基本上就是一当差的管家、应声虫而已。王永江却是实实在在做了很多为民生谋福利的事情。

　　有一个时期，老张对王永江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奉系那些把兄弟的信任。张重要公务必问计于永江，而王永江每有事情也必来请示。每当王永江来时，老张必要笑迎于门外阶下，这是老张对部下绝无仅有的特殊礼遇。以致于官场传出这样的歇后语：

　　王永江进门，高人一等。

　　张作霖的老部下、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是奉系的宿将，而且年龄长于王永江，但每次见到王永江必先拜，礼数与见张作霖相同。

　　不知道除了咱金州的王永江，东北王老张和部下悍将还对谁这样谦恭过？

　　但是这也让奉系的一些将领们很是嫉妒。呵呵，男人也一样会争风吃醋，所以也埋下了后来分裂的祸根。

　　说到这里，要说说王永江的文化理念了，当然，“理念”这个词那时还没有。

　　那时候讲究的是忠君报国。事实上，王永江一直推崇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的“霸道”理念，他年轻时常常捧读《管子》，手不释卷。进入奉系官场后，他也一直想辅助老张成就东北霸业，就像当年管仲辅助齐桓王。

　　也许，这是王永江的一个朴素理想。

　　像管仲在齐国征赋税，管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尊王攘夷”策略一样，王永江也有自己的一整套治奉强省思路。

　　在经济发展上，王永江先创办了奉天纺织厂，这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最早的近代纺织企业；其次是修建沈海与洮昂铁路，这是为了摆脱日本南满铁路的控制，制订了修建纵贯东三省的铁路东、西干线计划；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为了同日本人争夺铁路建设权、经济权和军事运输权。

　　财政不充裕，王永江决定招募商股以补充官方资金不足，奉海铁路成为东北第一条官商合办的铁路。

　　1921年初，王永江就向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人才。于是决定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王永江为首任校长。王永江出任校长后，坚持他一向的严谨作风，聘名师、招学生、购设备，学校顺利起步。

　　王永江任省长期间，还与孙中山有多次信函往来，曾为支援北伐军百万巨资起过重要作用。1923年他曾以奉天省长身份，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提出收回“关东州”、恢复中国主权的要求。

　　王永江时期的公债券

　　有的研究学者认为，民国东三省经济的迅速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王永江。他对推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手段似乎带有魔法色彩，他所取得的成功也成为中国其他地方人谈论的话题。当时东北的货币非常坚挺，工作岗位也多，有很多人开始进入东北找工作、经商，并逃离中国内地的混乱局面。

　　例如1923年，从关内到东北的移民就有50万，说明了东北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国。

　　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观察者，都对中国东北所发生的变化印象深刻。当北京的北洋政府软弱无能、濒临破产时，当危险的军事冲突在全国各地频繁爆发时，东三省却在蓬勃发展。而王永江则是领导东北发展的官员代表，他成功地调集资源，发动大众，为将他们自己的社会建设得更好而工作。

　　说到这里，我只是讲历史，无意和当代东三省经济状况作联系，千万败遐想。

　　王永江辞职之后，老张先后任命了两位奉天省省长，都力不从心，只能使那个烂摊子越发不可收拾。在民国奉天政坛上，王永江像一颗流星，虽然短暂的划过夜空，却留下了耀眼的光芒，时间愈久，就愈发能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最后王永江病逝，紧接着张作霖皇姑屯遇刺。这两个人的谢幕，整个东北短暂的繁荣历史从此改写了；甚至可以说，中国历史也由此而改写了。后来的“九一八”，后来的小张“不抵抗政策”，事情放在这两个人身上，会是什么局面？

　　王永江时期发行的钱币

　　与军阀的抗争

　　没有张作霖就没有王永江。

　　一代枭雄张作霖虽然绿林起家，但他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还真有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作风，张作霖武有杨宇霆，文有王永江，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的启用都是对的。

　　老张尊重知识分子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把兄弟汤玉麟状告王永江时，老张宁肯得罪把兄弟，汤玉麟为此与张闹翻拉着队伍出走脱离了奉系。据说学者胡适听到这个故事后，还在日记中喟然叹曰:

　　“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但好花不常开，好日子总是不长。

　　张作霖首先是军阀兼冒险家，坚决地要向北京政权进军。围绕在老张周围的也是一批恃强凌弱的武夫，渴望战争。他们的目标，是把所有都投入到战争中以保证胜利。

　　而王永江作为有抱负的奉天省长，注视的是地方经济及其可实现的增长，是建设发展奉天省的巨大潜力。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东北政治的两个方面：军事和民政。

　　老张身边杨宇霆等奉系的一批宿将大肆挥霍，也早就引起王永江的不悦。杨宇霆等人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请款被王永江屡屡拒绝。但是杨宇霆等人却能拿到老张的亲笔批示, 照旧从省财政厅得到源源不断的用款，除用于兵工厂等开支外，还有大量私吞或挥霍。

　　这些人的大手大脚使得精心理财的王永江滋生对老张的反感。而杨宇霆等人对王水江背后的中伤，也使老张开始对王永江有所猜忌。

　　张作霖的高参杨宇霆一直主战，也一直对王永江怀有戒心。王永江为此在给杨宇霆的信中曾这样说：

　　现在潮流所趋，日重文化，此后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且适足以腾笑列国．虽据全胜，亦不过取列强于一嗤，不足以称豪于一时，反足以贻害于国家而已。……当极力主张缩减军备，共图文化，他日使奉省为庄严灿烂之强省，不当使奉省为焦头烂额之奉省，即大有造于桑梓也。

　　这一段话，今天读来，也是让人心潮起伏的。不得不佩服王永江的远见卓识。

　　但是，张作霖杨宇霆们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建议。

　　因此，王永江与张作霖的矛盾，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再一次爆发，王永江痛苦地目睹了张作霖发动战争对奉天造成的伤害，战争的支出超出了他和省政府的承受能力，张作霖宁可毁掉东北经济也要实现军事的胜利，所以王永江毅然决然地下了最后的决心。

　　1926年2月，王永江以给父亲祝寿为名，离开了奉天城。

　　临走之前，王永江的随从和一些心腹官吏大概也猜到了他的心思，特意为他举办了一次隆重的告别宴会。宴会在沈阳最豪华的日本人的大和宾馆举行，它属于日本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那一次出席的官员都身着礼服，面色凝重，完全不像在送一个表面上说一周之后就回来的省长，而更像是一次真正的告别。

　　这个宴会显得意味深长，可能彼此都心照不宣，意识到王永江可能一去不回。只不过大家都不说破，因此许多知名人士都来参加了这次送行宴，并且请了新闻摄影师拍照留念。

　　王永江辞职的消息公开发布之后，奉天省的反应是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省府很多官员由于王永江的离去而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引发了一场政府官员的跟风辞职潮，一些人表示愿意跟随王永江共进退。

　　王永江的辞职是一爆炸性新闻。大连《满洲日日新闻》是一家日本人的报纸，为此曾派出一支特别采访小组，到沈阳和金州两个地方去采访王永江的新闻，报纸上特意开辟了一个“奉天电话”、一个“金州电话”的栏目，以随时报告有关王永江的消息。

　　老张当时在北京，得知王永江再次辞职，当日即给王永江发电挽留：

　　尚望以大局为重，旱日言旋。

　　然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由于王永江的辞职而造成的困难局面。这期间，他可以说给与了王永江最高礼遇。

　　张作霖先后派去三个高级代表团来到金州，其情不亚于三顾茅庐。目的就是请王永江回沈阳主持大局。代表团里包括他的把兄弟张作相、吴俊升，也包括他的儿子小张，还有和老张私交很好的一些日本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王永江在奉天政界、商界的朋友自发组成的，他们来到金州古城表示慰问和关切，当然也希望他重回奉天。

　　金州古城大概也是第一次接待了这么多来自省城的政界要人、商界大腕。古城老街的饭店一时异常红火。现在金州老菜的传人们还在拿少帅张学良做文章，说张学良如何喜欢金州老菜。事实上小张到金州古城，那是唯一的一次。

　　最多的一次是超过二十多位的省府官员和精英们聚集在这里，共同为王永江父亲做寿。做寿是形式，实际是奉劝王永江返回奉天继续担任省长，他们苦口婆心，希望危难之际王永江还能挺身而出。

　　但是王永江依然拒绝返回省城。

　　最后，是老张到大连会见日本关东洲的儿玉长官，利用这个机会，老张让自己的专列在金州火车站停了几小时，派人去请王永江面谈。但王永江坚决不见，他只好悻悻而归。

　　有人说，王永江的离去对于整个奉系的打击，比爆发郭松龄反叛那一次更为严重。所以后来张作霖说：“郭松龄用枪杆子伐我，王泯源是用笔杆子伐我呀。”

　　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标签： 历史人物的歇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