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振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让偏见越来越少。基于学术的，我们所说的，正当的思想，就是要破除偏见。思想上的颠覆，不是要把世界推到，而是把世界扶起。
翟振明教授：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人机互联实验室主任。1993年5月获美国University of Kentucky 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至2000年5月，先后在美国多所任教。2000年受聘回国，出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英美伦理学、心灵哲学、政治哲学、形而上学等其在1997年即发表的著作《Get Real: A Philosophical Adventure in Virtual Reality(2007年被译成中文《有无之间：虚拟实在的哲学探险》，北大出版社)》所涉及的虚拟世界哲学问题在十多年后成为全球学界和工程业界研究并实践探索的热门领域。由他专著的思想实验中导出的技术已经获得国家专利1项，其余16项专利已发布，正在实质审查过程中。由他主持的“中山大学人机互联实验室”，已经完成 Teleporsation项目，给人们提供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无缝连接体验沙盘，并展现网络化的虚拟现实与物联网整合后的“扩展现实”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可能冲击。
中山大学校长罗俊最近强调文科要“出思想”，反应强烈，议论也不少。那么，这里说的“思想”，到底指什么呢?这可以就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1、人都会思想，为什么还要强调出思想?
以学术为基础的思想和一般人讲的思想不是一回事，我们这里要出的“思想”，应该在普遍性和有效性上超越前人，这个想法在应用中可以有新的视角、新的洞见，出来的东西描述世界或理解世界更有效，或者判断世事的好坏、丑恶等等更具整全性和合理性，在深度或广度上有更强的说服力，诸如此类。具有这些特征的部分或全部的互相融洽的观念体系，才是有学术根基的思想。举例来说，我去年全家人到巴厘岛玩，看到巴厘岛的女人头顶顶着东西，有人打趣说这里的女人脑袋不是用来思考问题的而是用来顶东西的。有个小女孩听到后马上就说，不对，这个女人起码要想这个东西要怎么把它顶起来，做顶的动作一定要先想才行。这就是说不动脑筋的话，连这个头顶东西的工作都做不了，想法一定在前面，然后才能头顶物品走走走。这个小女孩说人家先要“想”才能顶上去，这个“想”不是我们这里说的“思想”，但她通过这样的分析和简短的反思，是退了一小步揭示了前提预设的有效性问题，纠正人家思考的方向，这就是进行“思想”的操练了。从这个辨析出发，还可能提醒人们，像有些身体自动发生的动作，虽有其功能，但因为不受人的想法主宰，也就不算人的行动。
记：自动的动作有可能是一种本能。
翟：对啊，出于本能的动作就是自动发生的，没有经过显明的意图引领。思想能纠正人的不恰当的出发点，抓住人的第一个念头的方向性错误。你第一个念头错了，之后的思维就越来越错，结论的偏差就越来越大了。而有价值的思想创新，就有可能避免大错之酿成。
此外，不少人会觉得有思想的作品就是揭露人性丑陋面啊，研究人性深处的黑暗啊，观察不到的东西，多说两句有洞见的话，比如说，看看人家由亲人变成敌人怎么变的，并归纳出几个警句，这样的东西，就似乎很有思想深度和力度了。当然这些都可以是有价值的思想，文学里面可以有，心理学里会多一些。但是，思想还可以再深入些和系统些，或者更为抽象一些。最有见地的哲学思想，还要退到更为隐蔽的根底上去挖掘、论证、阐发。大哲学家，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然也就是最高级别的思想家，讨论最多的是哪类问题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价值论等范畴内的东西。苏格拉底还宣称：“我唯一确切知道的就是我的无知”。
我们都知道笛卡尔是数学家，知道笛卡尔坐标什么的。有关笛卡尔坐标的发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原来的几何就是几何，代数就是代数，好像没有人向世人揭示，几何与代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表述和变换。这样的新发现，有赖于后退式的对前提假设的根基的追问式思考。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哲学命题的笛卡尔为何在这里会有独创性的成就。还有大哲学家康德，他就深究人类经验值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探究空间和时间的本质是什么，两者之间有何种关系。从这里出发，他找到了理解人与自然的一把新钥匙，成就了思想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你看，这些大思想家，一开始思考的，都不直接关涉社会政治生活，革命啊、征服啊、背叛啊，等等这些，要讨论也要放在后边，才有根基。然后，等到“自由”、“自然”、“权利”、“权力”等等人类生活的基本概念得到基本的澄清之后，讨论一般的社会政治问题、生老病死问题，也就不会流于老生常谈了。我要强调的是，有震撼力又有学理根据的思想，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先要后退到某个关节点探索一番，再慢慢向前走。
这个“退”，就是退出个现象和本质之间的距离来，就是要看最后的预设是什么，这些预设是否可靠。科学和日常生活都是有预设的，比如，都要预设经验世界各种事情的发生都遵循因果律。休谟、康德等大哲学家，就追问因果律到底是客观存在的还是内在与人类认识的框架中的。休谟因为写过大部头的历史书，有不少人就只把它看成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宣传政治自由理念的思想家，其实，他的大部头著作的内容多属于认识论范畴，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没有一目了然的关系。
总之，我们说的“出思想”，我们的视野起码要有对这种后退式的追问之必要性有所关照，才能理解得透彻些。
2、文科教授做学问做好了，是不是一定就能“出思想”? 有了一流的学术成果，是否就必能出思想?
一般情况下思想和学问是可以分开的，彼此既不等同也不一定总有正相关。比如说考古，考古有时出思想，但不一定非要出思想。举例来说，我们挖坟墓，挖出来的东西，有这个有那个，你就可以问，这是哪个年代的，你挖出来以后，你鉴定一下年代，大概什么人用的，它是从哪里过来的，这些问题，你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好好论证一番。这些问题，首先都是技术性的，在这里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学术来。年代考证，别人精确到10年我精确到1年，这可是实打实的学问啊，但还不是“思想”。但是，如果鉴定完了之后，人家说这个年代有这个东西发生是不可能的啊，那我就要重新思考，也许那个时代的生活真的不是原先认为的那个这样子的，前人也许搞错了。这样，我们可以一层一层追问下去，后来就以这个学问为基础，就搞出理解世界或者历史非常不同的思维框架，那就是思想啊，对不对?
但是没有达到这一点依然不妨碍他在学术上很过硬，可以成为鉴定出土文物的权威，还有可能文理结合，做出更有新意的东西。如果大家用各种方式质疑他想要推翻他的结论，最后他的结论还是能站住脚，这就是过硬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是他并不会以此就成为思想家，后来别人的思想成果也并不一定会和这个发生什么直接的关联，但它还是有可能给后来的“出思想”做了某种铺垫。“铺垫”当然是一种关联，所以“出思想”和给思想做铺垫的学术也是可以分开讲的。
再比如，一个研究实际问题的社会学教授，可以看看为什么客村地铁那个地方那么拥挤，人那么多。原来设计地铁的时候觉得那个地方好像不需要那么多车厢，后来发现不对。原来一定有调查研究的嘛，结果没对上，出什么问题了?你就可以重新调查研究一番，收集数据再进行理论论证，确凿指出原来计算人流时忽略了这个那个因素，你就可以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了。这论文可以对往后的城市规划等领域很有指导意义，但与我们所说的“思想”不见得有很大的相关性。
当然，如果学问做在某个关节点上，和思想创新也可能是完全在一起的，这只是不太多见，可遇不可求。
所以，大部分搞学问的人是没有责任出思想的，他的职业分工并不是指向出思想，他需要发表学术论文而不是创建思想体系。所以一般可行的或多或少可以去操作的东西，是学术成果，只能如此，与“出思想”的目标有一定距离。
在哲学学科内的学者，大部分人的主要任务也是解释别人的思想，而不是自己出思想。大部分时间他是教学嘛，是传递知识，启发新人思考。以前的思想要保存下去形成积累，我们也需要这个。所以呢，出思想也不是它的真的学科任务。但是，这个学科最后要干什么，当然最好要出思想。至于伟大的思想是否就出在他们身上，我们也不能有多少期待。所以，罗校长说得很对，“出思想”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靠下达任务完成指标的方式是很难见到效果的。
3.有影响力的思想，就是最有价值的思想吗?
影响力有好有坏，从而可以说有的具有正价值有的具有负价值，我们说的有学理根据的思想，其本身当然有正价值。但是，思想影响人类生活，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思想家的思想内容被人接受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三观”，并使得社会历史按照思想家的想法演变;另一种呢，思想家的思想传播开来发生了与思想导向无关甚至相反的各种事件的发生，从而影响了人类生活的进程。我们说的有价值的思想及其影响力，当然指的是第一种。
再者，是否出思想和思想是否被传播开来是两回事。我估计，有些思想家都是自生自灭了，他们的原本很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从来没有被有效地传播过。中国现在也可能有些人在思想上很有创见，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正在哪个角落忙些啥。历史上，肯定是有不少很有分量的思想从来没有被传播过的。没有著作流传下来，太高深的思想，写出来也可能没有人理解从而失去传播的机会。
所以嘛，思想的发生和思想的传播也是要分开讲的。思想大部分首先依赖个体的能力，也与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说有一些前沿思想出来以后，大家都把思想者看成疯子，被关起来了，思想的传播就很难了。有部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如果是思想家被关到里面去的话，他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传播思想的机会的。他连思想发生的机会都很小，他一天到晚可能都只想着越狱。越狱的思路可以很精彩，但说不上在这里出了什么思想。
4、思想与政治、与社会需要是什么关系?
思想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在价值判断层面运行的，关于善恶、好坏、正义与非正义、正当与非正当的判断。如果大家都一直认为，谁打了天下谁就坐天下，似乎天经地义。但是思想家突然冒出来，要问一问，这种貌似的“天经地义”，真的有理性基础吗?比如哲学家洛克就不买账，他的社会契约论和分权理论，就对后人生活影响巨大。还有道德观念，比如说，还有不少人认为男女未婚发生性关系不道德，但是同时又认同，同性恋是正当的，但不能结婚。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反思一下，同性恋不婚有性关系如果是正当的，为何异性恋未婚性关系就不道德?有点像是歧视异性恋呢。经过这种反思，如果我们能建构一个更有解释力的思维框架，就有可能帮助我们对道德问题的思考更合理更完善，这就多少算是“出思想”了。
我们大部分中国人一讲思想就是社会政治思想，和社会变革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家基本上就讲这些东西。在西方，比如刚才说到的洛克，是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虽然在学术圈外主要以社会政治思想为人所称道，他的大部头著作却是讨论认识论问题的。比如他讨论了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一个人在变化中还是同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保持同一?有人提出了记忆理论，认为有记忆内容被留存就是同一个人。但为了进一步澄清，他做了一个思想实验。一个人在五岁的时候，做一些事情，他到三十岁还记得一部分，所以按照你的说法，他是一个人。但是到六十岁了他记得三十岁，五岁的东西完全不记得了。六十岁和三十岁是同一个人，但是他六十岁不记得五岁，又不是同一个人了。他就尝试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只是由于他写了薄薄的《政府论》，所以人家老觉得洛克只是西方的一个政治思想家。
思维方式的转换，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的主要功能。这种转换不是乱转，转换之后，它有更强的解释力，或者它穿透力更强了，或者它覆盖面更广了。原来以为相同的东西，现在可以看到不同了;或者，原来以为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现在可以发现有共同的要素了，如此等等。
说到思想与社会需要的关系，我想应该是，有理性基础的新思想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需要，而不是在已经被认同的“需要”概念中添砖加瓦。
单单有观点不能叫思想，观点串起来看它有什么关系，是否有矛盾，同一不同一，这才开始进入思想的过程。发现有问题再重新解决，提出一个新的框架，这些问题都克服了，这就是成系统的新思想。并且，思想要互动，才能越来越有解释力，看东西越明晰透彻。
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让偏见越来越少。基于学术的，我们所说的，正当的思想，就是要破除偏见。有人说思想越深刻，那它就越有偏见。那种思想，起码不是基于学术求证的思想。越尖刻，越片面，看得越深，这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是以片面达到深刻的话，以学术为基础的思想是不提倡这个东西的。
5、要出有价值的思想，什么才是可行的措施?
刚才说了，思想要碰撞才会在传播过程中走向成熟。如果一个人独想，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的话，则很难有很大的影响力。大学也可以是出思想家的地方吧。但一所大学里教授很多，但不可能出一大批思想家。大学里当然可能出有价值的思想，但是这不是可以作为一步一步来实施的任务来布置的。你布置我出思想，好，尽快，投十个亿，就是奇思怪想胡思乱想给你一串，这没啥意义。
6、文科要出思想，理科不用出思想吗?
我们一直在谈文科出思想，其实，理科也可以贡献很多思想。其实，自然科学在其基础部分如果有重大的突破，可能比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更具有思想的冲击力。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以玻尔、薛定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都是对人类思想影响巨大的学说。如果哪天某种物理学理论确凿地让我们相信，时间旅行是可能的，或者人与人之间可以瞬时远距离沟通，必定会对我们的“三观”给予最彻底的冲击。这里出的思想，其影响力比一般的社会政治思想要深刻广泛得多。
人们经常将科学和技术一起讲，但实际上，纯粹的自然科学，并不是指向技术应用的。人们经常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是牛顿力学的问世，其实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工业革命最主要的东西，比如蒸汽机和纺织技术，都与牛顿力学的问世没有什么因果关联。后来的技术革命与自然科学关联大些，但也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科学革命，其实最重要的功能是思想革命。我现在做人机互联实验室，科学成分很大，用到前沿技术，但我设想的主要功能，还是促使人们思维方式的转换。
所以出思想，不单单文科出思想，理科如果出了革命性的思想的话，它颠覆性是更大。
有人会问，这不是要把世界推倒在地吗?我会说，把世界推倒，那是恐怖主义，以学理为根据的思想家不会以此为己任。但是，细想起来，有时候，思想上的颠覆，正是把世界扶起。
这是我转载中山大学翟振明教授的谈话。
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原谅我不提名字）同样也对我说：“你的八部书，近300万字，我看了《知识存在论》就觉得，仅凭它本身的价值，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影响了。当然能够在国内出版社来全部出版，就更加好了。”（因为多数著作都是在境外出版的，现在已经出版了“知识存在论”、“公有论”、“知识存在论纲要”。）
出版社的一位总编辑对我说，全部在国内出版，起码需要30万，即使是有一些学术权威，给出一些好的评语，起码也需要20万以上。
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大学王恒教授如是说：1、我们要来谈“作为专业研究的哲学”，那么哲学还可以作为什么？比如作为爱好。很多人有这样的爱好，哲学也滋养着这样一批人。2、但如果这些人没有经过哲学的专业训练，而开始疯狂地写作，到了以之为“天职”的地步，到处寻求对自己作品的认可，认为自己终结了人类思想史乃至人类的大问题，我们就说这是“民哲”（按：民间哲学）。
我是经历过的过来人，深知作为民间哲学学术研究、考察的人生之苦、之痛、之惨，是哲学界体制内的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因此，我同时写了“中国哲学界现状的考察报告 ”、“中国民间哲学界现状的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总之，都是中国哲学界，或许无须区分“学术界”吧。许多同仁给我说：“你的东西有货，而且是别人无法复制、模仿、搬抄的东西。”
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在现代，已经没有像恩格斯这样的伯乐，来扶持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让马克思创举出来“资本论”成果这样的人了，已经没有了萧何追寒信这样的故事了吧？但是，无论怎么说，翟振明教授的谈话，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也激励了我在国内完成全部出版的努力。
宋哲民
2015年10月23日
标签： 古代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