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历史观：横跳为王

　　文化篇：

　　1、“文化基因”是否存在，要看如何定义这个词。

　　如果说像“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种生物基因，确实不应该套在文化概念上。如果说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人，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后，仍然保留了从源头开始以及后来曲折的历史中留下的文化印迹，那确实是存在的。但不能说文化基因就一成不变。事实上，即便是生物基因，也会变异，要不然，自然界哪来这么多种类丰富的生物？只不过生物基因变异的时间尺度更大，作为新近崛起的人类而言，对此无感而已。

　　比如说我国先民为什么很早就开始信奉无神论，而西方（泛指印度以西）却始终被宗教所控制？原因就是大洪水时代东亚先民战胜了洪水，而西方人尤其是中东人却失败了。所以他们才有了诺亚方舟的悲惨记忆，而我国则有了大禹治水的精神。这就导致犹太人后来坚信人有原罪，否则上帝不至于如此震怒。而我国先民则乘治水东风，一路信心满满，甚至到了战国时，竟形成了“人定胜天”这样的理性妄念。当我们在读道家思想总认为他们太保守，甚至在贬低人的价值，但真实的原因其实是那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太狂了，而道家思想正是为了中和当时的理性妄念而生。

　　当然，无论是中国古人的狂妄，还是犹太古人的自卑，都不是天然的，是由于地理条件造成的。东亚大陆地形复杂，可以疏导洪水入海，但中东一马平川只有挨淹的份。而且，东亚先民在导洪入海的同时，也很早就在跨区域大规模协作中形成了国家的雏形。而西方人则直到公元前后才在罗马帝国时代有了成熟的国家概念，比东亚足足晚了两千年。虽然事隔遥远，但这些东西都已经深深地刻进了各自的历史中代代相传。这就是为什么东亚大陆合是主流，但在欧洲分才是主流。

　　再比如秦制，虽然秦朝二世而亡，但在秦朝之前，还有历经两百多年震天动地的大兼并。所以，可以说秦朝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向。而秦朝得以建立一个大一统国家，靠的就是军功制，这种以功利诱导提升战力并解决阶层流动问题的方法，事实上也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唐朝以来的科举制，不就是军功制的文科版么？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社会，功利诱导仍然是解决阶层问题的主要方法。但在西方，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把阶层流动看成是问题。如果底层不满，就反抗和妥协呀，如果底层被喂饱了（至少有尊严地生活），为什么一定要流动呢？虽然道理也很简单，但这显然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我国上古时代最早兴起的显学就是易学。所以，严格来说，我们民族真正的文化基因就是变通和学习。而在奠定我国两千多年哲学思想框架的百家争鸣时代，诸子唯一达成的共识就是“世界变化无常，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进步。”

　　2、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有内核的，但这个内核并不是单一和片面的。

　　中国文化的内核既不是表儒里法，也不是道佛合流。而是以易学为起源的，与大自然博斗为主线的，以融汇贯通周边文化为基调的一系列生存哲学的总和。

　　诚然，中华民族的先贤们没能发展出以“致知”为底色的哲学非常遗憾，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先贤的思想就不能称为哲学。虽然我们的先民们确实是以“致用”优先，但在应付这个变化无常的客观世界时，中华民族并不比西方人差。

　　有没有一句话来总结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我想，可以用“最成功的文化炼炉”来形容最贴切。

　　事实上，任何一个文明，它的强盛都来自对周边文化的吸收和煅炼，我们中国也是如此。文化本身就是在交流中产生的，交流停止，文化就死。我们的先民们几千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不信你看“文”和“交”两个字，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文”字从古至今都长这样，宝盖底下交叉，不就是象征人们在房子里面交流么？

　　华夏文明为什么能在百家争鸣时代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高峰？原因是中原那一带的人很厉害么？没有周边诸国各种学说的兴起，没有彼此的交流和贯通。诸子百家能成型么？所以，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不仅仅是我们的位置和地位决定的，更是因为我们将周边的文化集成成为这片土地上经久不衰的普遍智慧。

　　同样的，作为轴心时代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古希腊也是一座熔炉。从最早继承埃及的数理知识，再到后来吸收小亚细亚的本体论思想，又有南意大利的存在论思想，历经上千年，最终才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形成哲学体系。

　　所以，古华夏和古希腊，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它们是当时东西方文化的融汇贯通之地，这才是文明的本质。也可以说融汇贯通周边文化是一个优秀文明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而后世中国（包括最开放的唐朝）多用周边四夷侵扰本土文化的眼光来看问题，明显是一种虚妄和失智。

　　历史告诉我们，知识可以持续积累，但智慧很容易丢失。

　　3、民族哲学并不存在，但民族范畴存在。

　　正如前面所说，哲学是各地智慧的总结，所以不能说哲学在哪里成型就是哪里的哲学。但每个地区因为特定的地理和历史所限，所以每个民族都存在特定的范畴，即人们在理解这个世界时所遵循的知性规则。

　　西方哲学有一个贯穿两千多年的核心关键词叫“存在”，而我们中国思想也有一个两千多年（实际很可能超过三千年）的核心主题叫“道”。

　　为什么西方人特别关注“存在”？这其实跟他们的语法结构有关，在印欧语系中，很早就有“主系宾（A be B）”的结构。正是这样的语法结构让西方人很早就意识到，主语和宾语对应的AB事物始终都是变化的，而唯独系词“be”（我们翻译为“存在”）是不变的。所以，究竟什么是“be”？究竟什么是“存在”？这才是探索世界真相的关键。这不是我提出来的，我也是看了一些哲学讲座才知道。

　　我属于典型的民哲，甚至民哲都算不上，只能算对哲学有点兴趣。在学习西方哲学的历史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哲学要以“道”作为关键词。其实，所谓的“道”被我们先民们第一次借用来代指影响这个世界的基本力量时，仅仅是因为“道路”有沟通各地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道”这个关键词，与汉字“文”的来历一脉相承的，虽然它表示一个抽象概念但其实是一种直观智慧。如果你还认为这是片面的，你还可以从《周易》各卦中发现很多这样的现象，比如《坤卦》中对大地的描述，就三个字“直方大”。

　　可见，我们的先民们很擅长利用从现象界取得的经验进行直观的符号化和智慧化。可能也正是这种直观经验的传统，让我们的语言很早就阻断了通向抽象概念的道路。但同时，这也加强了我们根据现象界的经验来总结生存哲学的能力，所以才有了后世持久的“致用”传统。

　　奠定中国哲学底色的有两个因素，一方面我国人民在上古时代就有了与大自然博斗的丰富经验，但同时我国又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典型的单一的农业国。文明之初，我们的财富和经验都是从土地中取得的，我们的思考也就不可避免集中到土地和农业上。这就是为什么古华夏人一面狂妄到认为“人定胜天”，但同时我们的先贤又总是提倡融入自然，师法自然。这不是我们民族先天的性格，而是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所致。

　　当我们在研究古代历史时，首先要明确它的起点在哪里。否则，即便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未必能够继承前人智慧。“道”当然是高深莫测的，但如果我们连它最初的意义都舍弃了，那不就是典型的失了智么？

　　为什么古希腊人能发展出抽象概念，而古华夏人不行？因为古希腊是海洋文明，是在漫长的蛙跳历史中逐步成型的。在古希腊文明的扩张过程中，由于海洋的阻隔，往来的船舶将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家乡抛出视野之外，将他们带进危险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海洋中。但同时，船舶也能将财富和经验从视野之外带到眼前。这种视野割裂带来的不安全感就需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来弥补。但我们的先民们一开始就将文明建立在坚实的大地之上，我们的国家是以圆形扩张的形式在东亚大陆上逐步融合成型的。但无论怎么扩张，都是连续的，没有那么多的视野割裂，没有那么多不确定性，所以就不需要太丰富的想象力。

　　并不是说古华夏人就不具备抽象概念的想象能力和理解能力，因为古希腊人和古华夏人都是晚期智人的后代，生理结构都是一样的。原因只是现实中用不上，不受关注，所以才没有发展的空间。如果你觉得这种说法没什么代入感，那可以再从时间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人类定居文明普遍是从距今10000年左右开始的，尽管没有文字记载，但定居和农业都需要知识，所以知识与文明其实是同步产生的。而古希腊哲学和古华夏思想，几乎同时在2600年前（即公元前600-前300年间）才成型。也就是说，东西方文明的理论框架，都是在文明起源至少7000年后才定型。7000多年漫长时光中，东西方人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发展文明，有这些思维上的差异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西方人擅长抽象，中国人擅长直观，但西方人的绘画艺术偏好写实，而中国人却偏好写意。甚至各自的民族图腾，西方人也喜欢用现实中的动物，而中国人却虚构了龙凤这样的虚拟动物。只能说，同样是晚期智人的后代，东西方人的精神需求都是一样的。由于各自的缺失，所以才会在艺术和宗教上进行弥补。

　　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道”，少有研究什么是“德”。但“德”如果并不重要，那老子写的书就应该叫《道经》而不是《道德经》。在我看来，“德”与“道”一样重要，二者的关系其实就和柏拉图所说的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关系是一样的。孔子也说“形成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明我们的先贤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所谓的理念世界，而是将“道”的研究寓于“德”，就是所谓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但我更愿意称之为直观经验的智慧化，也可以称之为在实践中顿悟“道”的真缔，在“师法自然”的过程中洞悉客观规律，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构建出泾渭分明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个世界。

　　中国老百姓始终将“天”这个理性概念置于万事万物（包括国家和法律）之上，但中国人脑子里的“天”远没有西方人口中的上帝那么抽象。因为作为农业社会，天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着非常的直接和明显影响。

　　为什么现代中国工业党思维严重，软件没法卖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摆脱不了上万年来的以直观经验为主体的哲学范畴，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才有价值。而那些抽象虚拟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将其归为艺术，但很难将它们视为资产。

　　人类的祖先们虽然携手走出非洲，但几万年来，我们已在各自的历史中被困得太久。所以我们应该走向海洋，让更加复杂更加不确定的海洋世界锤炼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智。这并不是在推销什么河殇论，而是说，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征服了大地，也应该有能力去征服海洋甚至太空。我们是中央之国，我们是天朝上国，我们的志向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东亚一隅。

　　所以，我一直强调中华民族的未来必须建立在开放的全球化格局之上，不要因为一时之得失而断送了走向海洋的道路。没有太强的抽象能力，仅凭直观经验，我们的先民们就曾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国家。如果我们的抽象能力得以强化升级，那无论什么范畴，都不能再阻碍我们的脚步，除了我们自己的狭隘。一旦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的洗礼中挣脱了历史带给我们的束缚，必将诞生一个震撼未来的全新的中华民族。

　　政治篇：

　　4、政治制度确实不是文化决定的，而文化也确实不是为政治制度背书，而是为文明背书。

　　很难说一国的政治制度是由什么决定的，政治制度更像是文明的种种试验。无论文明是扩张或收缩，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需要解决时，都需要灵活地对组织进行变革。事实上，政治制度的本质就是组织的方法。但无论政治制度如何改变，文明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

　　比如古希腊世界，虽然城邦众若星辰，但他们的文化都是差不多的。尽管政治制度各有千秋，但他们都将彼此视为同一文明的成员。否则你很难解释政体不同的诸多城邦为何能够如此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波斯。

　　而我国最近一百多年来艰难的复兴历史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政治制度几经变革，但我们的复兴思想主线一直没有变，那就是如何尽快地成为一个工业国家。因为我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生产型的国家，无论是农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我们提倡的都是生产创造财富。而像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本身就是借着罗斯人的皮还魂的蒙古幽灵。无论是沙俄时代，还是苏联时代，抑或是现在的俄罗斯时代，他们的生存哲学一直都是掠夺。对他们而言政治制度的变革只是为了更高效地掠夺。

　　所以，政治制度更像是一支军队在战时的队形变化，遇到什么样的敌情，就摆开什么样的队形。其形状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在战前的目标是什么。而军队出征的目标，就要看这支军队被掌握在谁手里。如果它被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掌握，那它的目标多半是掠夺。如果它被一个生产型民族掌握，那它的目标一般都是防御。

　　5、人性确实都是一样的，它甚至超越了文明的界线。

　　所谓的人性，其本质就是在人们在生存和扩张过程中逐步累积起来的一系列“德性”的总和。所谓的文明，其本质就是人们在生存和扩张过程中逐步累积起来的一系列认知规范的总和。

　　虽然文明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都只有两个。一个是大自然的筛选，另一个就是同类竞争导致的优胜劣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性和兽性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与兽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人类进化出了用理性来思考问题的能力。这就让人类的世界有了一定的可能性，即面对大自然筛选时，不会那么机械地应对，面对同类竞争时，也稍微有了一些非暴力的可能。

　　但人性需要面对的另一个严竣事实是：由于理性的光芒初升，我们对它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深入。当它的巨大力量不受人性控制时，它就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甚于野蛮时代的伤害。这不是任何一个文明独有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6、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上限，尤其是政治制度。

　　正如前面所说，政治制度只是一种文明的试验，或者面临复杂困局时的队形变化，它只是一种很肤浅的组织变革，根本不可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上限。

　　我觉得这一点没必要展开讨论，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这样的时代霸主，都曾经千方百计想要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也确实进行了很多实践，而事实证明少有成功。

　　但同时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诸多必然和偶然因素的结合，没有任何因素称得上决定性因素。

　　正如前面所说，人类世界与野兽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拥有了可能性，而可能性也意味着不确定性。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人类的认知能力都是差不多的。当落后民族突然开窃，一遇时代东风就可能一飞冲天。比如曾经的罗马人眼中的蛮族日耳曼人，比如曾经的中国人眼中的蕞尔小国日本。而无论一个文明底蕴多强，在历史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面前，也不可能筑起挡得了理性能量的城墙。汉人王朝曾经是地表最强，但仍然被外族奴役了两次，而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这样的强大帝国，直接就从历史中消失了。

　　这个世界最不可能的就是预知未来，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消除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7、技术进步是永恒的，政治制度确实会不断重复。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将政治制度的演变与文明的演变结合起来看问题。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人是古希腊文明最后和最重要的哲学家，他们生活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和欧洲第一个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时代交界处。中国的诸子百家也在东周列国时代和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帝国交界时达到了顶峰。

　　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为什么东西方的哲学思想都在帝国时代陷入了停滞？或者说，帝国本身其实就是哲学思想（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科学是从哲学分离出来的，如果哲学的发展成果最终会成为帝国的建筑基石，那谁又能担保科学不会呢？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列国到帝国，权力一直在反复的分散和集中。现在这个共和时代，会不会也只是下一个专制时代的过渡？

　　我们无法阻止理性的发展，但我们有必要对理性的结果提高警惕。

　　经济篇：

　　8、经济发展不是孤立事件，它不单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连，还与时间、空间有莫大的关系。

　　为什么中国近代历史上三次工业化运动（清末-民国中期-新中国早期）都失败了，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最后一次努力成功了？原因其实相当复杂。

　　简而言之，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规模生产突破节点，它与全球化的步伐紧密相连。没有全球市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尤其像中印这样体量的国家。

　　因为工业化的本质就是连续不断地突破各种阻碍，让商品向大规模和低成本的方向无限前进，直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工业化反噬才会停止。透过现象看本质，工业化也可以称之为理性能量对组织化社会的彻底改造。

　　在这样一种大视野下，你会发现只有将自身置于全球化之中，你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工业系统步入一个正反馈循环。通俗地说，机器一旦开启，是没办法停止的，除非被另一台更加高效的机器所取代。而工业系统在全球各地辗转迁移和分散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就是大家都在争当那台更加高效的机器，这就是工业化的基本逻辑。

　　我曾经在一篇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文字中提出：工业化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强劲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要么来自内部要么来自外部。而从人类工业化两百年的历史来看，外部的需求应该要比内部的需求作用更大，尤其是在工业化早期。中国之所以能在最近四十年基本完成工业化，主在原因就是在恰当的时候搭上了美欧日这个巨大的消费联盟的快车。印度、巴西、东南亚等地为什么工业化缓慢？原因就在于中国当时成功上位完成了与欧美日消费市场的对接，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有如此强大的购买力同时消化两套全门类工业化系统的产能，即便是欧洲和美国加起来也不够。所以，未来印度等国能否完成工业化，不是取决于他们自身有多努力，而是取决于中国能否成为发达国家并与欧美日等国一起为他们提供体量更加庞大的购买力。

　　而中国在未来的国际地位，也将由中国的购买力决定，而不是生产力或者武力。当然，你会说美国的国际地位就是靠它的武力决定的。我想说武力确实可以胁迫他人加入自己的“朋友圈”，不光美国这样干，苏联曾经也是这样干的。但为什么后来苏联垮了，而美国没有？原因就在于苏联只有大棒，但没有胡萝卜，而美国两者都有。

　　当然，地理的优越性也很关键。比如美国，如果它离欧洲很近，它在建国早期的美洲孤立政策能实现么？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坐收渔利么？又比如日本，如果它离中国很远，就算日本人再聪明，没有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为它早期（明治维新时代）的工业化提供市场，它能发展得这么快么？

　　所以，政治制度只是为经济发展做好了内部准备，但没有时代的东风，没有地理的优越性，经济未必能有像样的发展。当然，有好的制度任何时候都可能提升，但高度将相当有限。而且，如果没能及时卡位在全球市场中攫取增量财富消化内部的存量问题，即便一国内部艰难地达成了共识，也很快会被新问题冲击四散。现代世界诸多地区混乱的根源，都是如此。

　　9、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技术的扩散确实很难阻挡。但人的思维受历史的范畴束缚严重，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与技术的扩散速度并不总是呈正比。

　　事实上，现代社会再落后的地区也能够很容易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但为什么各地区发展仍然如此的不均衡？

　　原因就在于人是故事动物，是故事将人类大规模组织起来完成了从加法到乘法的跨越式进步。技术只是形而下的东西，没有形而上的思想的转变，人们也只能停留在“器”的认识层面，但很难跃升到“道”的层面进行系统的组织和变革。没有系统的组织和变革，人再多也无法被理性赋能。

　　至于历史是如何束缚人心的，可以参见上面第3点。

　　10、时代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当我们在说某个时代如何如何时，其实是在说那个时代有着显著的区别其它时代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或者思想上的，但归根结底，这些特征都是由当时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

　　但在一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下，技术进步就是一把双刃剑。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从中受益，甚至可能削弱某些国家的竞争力。比如曾经的海洋霸主英国，在铁路时代来临时，就深刻感受到了德法俄等陆地强国通过铁路技术串联起来的强大的陆地生产力的冲击。按理说铁路还是英国发明的，英国应该最早享受铁路时代的红利才对，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虽然英国霸权的继承者美国也是一个海洋霸主，但美国得以支持其全球扩张的根本还是在其广阔富饶的陆地资源。如果美国也像英国那样只是一个小岛国，那现实世界根本就没有美国吃席的份儿。假如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美洲，只有一块大陆，那这个世界可能从来都不会出现所谓的海洋霸权。所以，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影响人类社会的最大的因素还是地理和自然条件。

　　作为故事动物，人类的历史是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的。当我们开始将自己与它者区别开来时，当我们开始彼此进行纯粹的思想交流时，我们其实就是在试图与大自然母体分离，而技术的进步则可以看成是一把剪掉脐带的手术刀。或许我们有一天终将与大自然母体分离，但人的自立更加漫长。

　　最后我想说，历史是由每一代人共同书写的，而无论文明如何进步，人的理性局限都是无法克服的。所以我们没必要被历史的范畴所羁绊，因为只有胜利者才有书写历史的机会。我不是皇汉，也不是左壬，我只是一个希望从历史中读出点惊喜的人。如果非要总结我有什么历史观的话，那就是：理论虚妄，横跳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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