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九。一八”，重贴《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中的人和事》

　　 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中的人和事

　　 青近军

　　目 录

　　（一）“抗联”发展始末梗概

　　（二）“抗联”的建制及各军领导人

　　（三）“抗联”的一、二、三路军建制

　　（四）东北抗日联军十一个军的首任军长的去向

　　（五）杨靖宇的英灵

　　（六）经历曲折的赵尚志

　　（七）谢文东与李华堂

　　（八）中共对“抗联”的领导关系

　　（九）抗联军中的 与朝鲜同志

　　（十）抗联中肃奸扩大化的反“民生团”事件

　　（一）“抗联”发展始末梗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很快侵占了全东北，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东北军民，曾先后组织了三十万义勇军，奋起抗日，打击日本侵略军，其间，有过十一次袭击沈阳、六次攻打长春、一度控制过北满16个县等战绩，给了日本人以重创。但，抗日义勇军虽人数不少，由于各部并无统一的核心领导指挥，而是各自为战，各部单独力量却又都较小。结果，经过一年多的抗战，在日军四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14万兵力及8万伪军的“讨伐”下，1932 年秋，各路抗日义勇军相继失败溃散，或退关内或退入苏联境内，有些则进入山林，做了既抗日又做“胡子”的小股武装势力。

　　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就是在轰轰烈烈的抗日义勇军失败后，开始写就了自已光辉的篇章。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满州省委，在年仅26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罗登贤 的领导下，决定了中共在东北以抗日军事斗争为主的新路线，派遣包括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在内的大批军事干部，深入到东北各地，组织抗日军事力量。

　　罗登贤（1905-1933年）原名罗光，广东顺德县人。１９２５年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６月，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侯补委员。会后回到上海，兼任江苏省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直接领导了东北群众的抗日运动，创建了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2 年１２月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1933 年３月在上海被捕，８月２９日，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

　　以中共为核心的抗日武装，由于有政党的组织作用，因而使那些处于分散群龙无首而又愿意抗日的各小股山林武装、“胡子”，都逐步归顺过来，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最终，在1936 年前后，东北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抗日军事力量“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有建制十一个军，先后共三万多人。之中，产生了如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民族英雄，也培育了 、金策、崔庸键等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开国元勋。

　　东北抗日联军经过几年浴血奋战，不断地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打击，使日本人认识到他们将会永远面对大批坚强反抗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但由于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日本关东军最多时达40万人之众），至1942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各部也相继失败，共约1600多人的余部，陆续也退入苏联境内，在海参威以北二十六公里处与伯力东北方向七十公里处，分别建立了东北抗联的南、北野营两个训练基地。后，抗联部队余部又编为苏联红军远东军区第 88 旅、对外编号为8461步兵特种旅的“国际旅”（教导旅）。由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任旅长（授予苏军中校军衔），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即崔庸键）任参谋长。下辖4个教导营（支队）。

　　时为东北抗联二军之师长的 ，也率抗联一路军二方面军余部百多人，退入苏境后，并入了“国际旅”组成了朝鲜支队。

　　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历史，在1942 年前，基本结束。但，仍有少量抗联部队却还在坚持战斗，抗联第三路军六支队政委于天放率领的小分队，则一直坚持到1944年12月，才被日军抓捕入狱。以此为标志，才正式宣告了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的全部终结。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后，原东北抗联改编的“国际旅”随苏军一道，分赴中国的东北与朝鲜的平壤，参加了对日最后一战。

　　（二）“抗联”的建制及各军领导人

　　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是活跃战斗于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游击队，其中有中共领导的，也有的是自发组成的原东北旧军队与绿林武装，后来，这些分散的游击队，由中共党员们逐渐将其组织为一支支较大的武装力量，如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等。大约在1936年左右，中共又将各支东北人民革命军，一一改组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十一军。

　　东北抗日联军虽号称十一个军，但总共只有三万多人，各军的兵力也不同，多的有6000多人，少的则只有千把人。军下面，一个师的建制，人数多的也只有几百人，少的则只有百多人，一个团，有的就只有几十个人。当时部队建制称号比较大，其目的，无疑是为了壮大抗日力量的声势，用以迷惑敌人，鼓舞人民。

　　东北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军建制与领导人如下：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1936年7月，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活动于（吉林、辽宁边界）通化、柳河、桓仁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

　　1936年3月，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活动于（吉林）延吉、汪清、敦化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1936年1月，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张寿篯（即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师，活动于（黑龙江）哈尔滨以东的珠河、宾县、延寿等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1936年3月，由原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改编成立，李延禄（后李延平）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师3个游击团，（黑龙江）依兰、方正、及宝清等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

　　1936年2月，由原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张建东。下辖2 个师，活动于（黑龙江）宁安、穆凌、林口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1936年9月，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成立，夏云杰（后戴鸿宾）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代理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师，活动于（黑龙江）汤原、铁力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

　　1936年11月，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改编成立，陈荣久（后李学福）任军长，崔石泉（即崔庸键）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活动于（黑龙江）饶河、虎林、抚远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

　　1936年9月，由原东北民众救国军改编成立，谢文东任军长，滕松柏任副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6个师，活动于（黑龙江）依兰、方正、勃利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

　　1937年1月，由原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改编成立，李华堂任军长。下辖3个师，也活动于（黑龙江）勃利、依兰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

　　1936年冬，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团，活动于（黑龙江、吉林边界）五常、舒兰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

　　1937年10月，由原东北山林义勇军改编成立，祁致中（祁宝堂）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个师，活动于（黑龙江）桦川、富锦地区

　　（三）“抗联”的一、二、三路军建制

　　后来，根椐抗联各军活动的区域，又由这十一个军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第二、第三路军：

　　1936年7月末，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军编成。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路军编成。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委，（1940年2月在苏联训练营又任命赵尚志任副总指挥），崔石泉（即崔庸键）任参谋长。

　　1939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成立，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路军编成。张寿篯（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治委员，许亨植任总参谋长。

　　（四）东北抗日联军十一个军的首任军长的去向

　　战场上牺牲的有六人：

　　杨靖宇（一军）、王德泰（二军）、赵尚志（三军）、夏云杰（六军）、陈荣久（七军）、汪雅臣（十军）；

　　被错杀的一人：祁致中（十一军）；

　　活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有二人：李延禄（四军）、周保中（五军）；

　　叛变的二人：谢文东（八军）、李华堂（九军）。

　　十一位抗联军长当时的年龄、简况

　　杨靖宇（一军）：（1905—1940）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生于 河南确山李家湾。1927年 4月领导确山农民暴 动，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到东北，化名张贯一，历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 委军委代理书记。 1932年 11月派往南满，到吉林磐石一带。1940年 2月23日在吉林濠江县三道崴子壮烈牺牲，终年35岁。

　　王德泰（二军）：（1907-1936年）辽宁省盖平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1932年，任延吉县反帝同盟组织部长。1934年，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1936年11月在抚松县战斗中牺牲， 时年28 岁。

　　赵尚志（三军）：（1908-1942年）辽宁省朝阳县人，1932年到巴彦游击队工作，1933年创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1934年后，历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1942年，在作战中受伤被俘，最后壮烈牺牲。时年34岁。

　　李延禄（四军）：（1895-1985年）号庆宾，吉林延吉人。16岁投入东北军，1931年入党。“九·一八”事变后，参加王德林领导的抗日义勇军部队。后他改编救国军为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部队，任总队长，后改称为东北人民抗日革命第二军，任军长。1936年奉命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命赴苏联、后转到延安汇报东北抗日联军战绩。（抗联第二军即由其从苏联军校毕业回国的胞弟李延平代理，后来，李延平在1938年10月在与敌人激战中牺牲）。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随八路军入关重返东北，任合江省省长。建国后任黑龙江省政协副 、副省长等职，并参加了第一届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1985年病逝。高寿90岁。

　　李延禄是抗联军事领导人中，年龄仅次于谢文东（1887—1946）与李华堂的长者，任抗联第四军军长时已过不惑。

　　周保中（五军）： （1902-1964），原名奚李元，字绍黄，白族，大理市湾桥村人。周保中15岁从军，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1926年他到广东参加了北伐革命，担任过副团长，于1927年7月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底，党派他到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4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赴东北参加抗联领导工作。历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吉东省委书记、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等。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周保中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吉辽军区司令员，吉林省政府 。解放后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书记，云南大学校长等。1956年在中央"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4年2月22日，逝世于北京，终年62岁。

　　 周保中任抗联五军军长时年仅 34 岁。

　　夏云杰（六军）：（1903-1936年）山东省沂水县人。1933年，创建了汤原反日游击队。1936 年，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同年11月，遭敌人袭击，身负重伤后牺牲。时年33 岁。

　　陈荣久（七军）：（1904-1937年）黑龙江省宁安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东北军投奔到抗日救国军，任新编第五连连长。1933年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副官，1936 年从苏联回国，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1937年在与日伪军战斗中牺牲，时年33 岁。

　　　 谢文东（八军）：（1887—1946年）原辽宁宽甸人，满族人。1920年全家逃荒到合江省（后并入黑龙江省）依兰县，1934年，领导了家乡土龙山反抗日本鬼子的几万农民暴动，并组成了抗日的“民众救国军”，谢为总司令。后“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谢任军长，当时，谢已是50岁的人了。

　　李华堂（九军）：担任抗联军长时年龄为48岁。辽宁人，“九一八”时是吉林驻军的一名营长，因不愿当汉奸，率部抗日成立了“中国自卫军吉林第二支队”，后接受中共领导，并加入了中共。1935年编入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李任军长。1939年7月，抗联九军受挫，由于日寇与伪满军讨伐队“追剿”，1939年7月19日，李华堂身边仅剩部属五人，又遇敌军邓云部的一个密探并为其认出，经密探说服，饥饿疲乏且已生“没法了”心情的李华堂，便同意了投降。第二日（7月20日）李华堂便带着其妻李素珍及部属五人出山降敌。后来，到隹木斯做了一个叫“三江”的公寓经理。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后，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追随谢文东，成了东北“四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之一。1946年12月12日被抓获，在押送途中车祸身亡。

　　汪雅臣（十军）：（1911-1941年）别名王景龙，山东省人。1929 年，到东北军三十四团当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三十四团投降日寇，他则带领部分士兵到五常虻牛河一带进行抗日活动。1934年，组织成立了东北反满抗日义勇救国军，在五常、舒兰等地开展抗日斗争。1941年2月，在战斗中牺牲， 时年30 岁。

　　祁致中（十一军）：（1913-1939年）又名祁玉堂，号明山，山东曹县人。1932年6月，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报号“明山”。1934年3月，参加东北民众义勇军在土龙山组织的暴动。1936年夏，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任独立师师长，同年11月任抗联十一军军长 。1939年，任抗联总司令部副官长，同年在部队向小兴安岭进发前，被 时任抗联总司令的赵尚志错杀而亡。时年仅 26 岁。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即李兆麟（1910—1946），辽宁省辽阳县人，于1945年8月随苏联红军抗联“国际旅”返回东北后，任滨江省副省长，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终年仅 36 岁。

　　（五）杨靖宇的英灵

　　1945年8月20日，苏军解放长春，在伪满军政部发现了一个泡在防腐液中的人头，因苏军官兵不知这是谁的头，准备丢弃，幸好当时有当响导的原抗日联军人员在旁，发现象是杨靖宇的遗首，连忙及时制止，并向上级报告。随苏军进入长春、并任苏军城防副司令的周保中得知，马上驱车赶到伪满军政部地下室辨认、瞻仰，并面对战友遗首，即刻热泪滚滚。随即，周保中又派专人将杨靖宇的遗首送到哈尔滨，交李兆麟保管。1948年再被送往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

　　日本关东军为何要保存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头颅呢？可能是从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原则认为，杨靖宇虽是与他们坚决抗争的宿敌，但对杨的铮铮铁骨誓死不降的大无畏精神，他们还是挺敬佩的吧。

　　（六）经历曲折的赵尚志

　　大概很多人不知道，赵尚志这位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竟然有过二次被开除党籍的经历，而最后的党籍还是在他牺牲40 年后的1982 年6月6日，才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予以纠错恢复。

　　赵尚志第一次被开除党籍，是1933 年3 月，在他任活动于呼兰、安达等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时，因反对当时中共满州新省委坚持“土地革命”路线、而提出应以抗日为先的主张，被满州新省委开除了党籍。

　　没有了党籍的赵尚志，只好只身一人到珠河县（现尚志市），又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并自愿接受中共珠河县委的领导。直到1935年1月，在赵尚志领导的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并由其任军长时，新满州省委才宣布撤消原来对赵尚志的处分，认为那是省委原领导执行左倾路线造成的，恢复了赵尚志的党籍。

　　第二次开除党籍，则是赵尚志到了苏联之后的1940 年1月的事。

　　再次开除赵尚志的党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王明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管东北中共党组织领导权、而又未能通知东北所有党组织知道，导致了吉东、北满等党组织关系之间的混乱与矛盾，作为北满临时省委负责人的赵尚志，便自然成了这些矛盾的交点。

　　另一方，也由于赵尚志本人的性格与工作作风过于简单、直率，甚至粗暴，让党内不少领导人有意见。加之，他还以不服从命令为由，错误地处决了原抗联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处决了联合作战的抗联四军三团团长苏衍仁等，加之有一个叫尚连生的内奸造谣说，赵尚志将要“清除”北满新省委负责人，这更让北满新省委及李兆麟，甚至周保中等都认为赵尚志“犯了严重错误”了。结果，北满省委便将赵尚志“永远开除党籍”了。后来，还撤消了他的东北抗联二路军副总指挥的职务，在伯力，很多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了。

　　第二次丢了党籍，赵尚志无疑是很伤心也很愤慨，但他却仍要抗日，他总想再次用行动证明自已是一个合格的中共党员。结果，他于1941年10月，带了一个五人小队，重返祖国，潜入东北小兴安岭茫茫林海，希图再次组织东北抗日部队。结果，不幸于第二年2 月，被日特开枪而被捕致害。

　　赵尚志的经历中，还有一个至今没有解开的“谜”：作为赫赫有名的抗联将领，为何在踏上苏联境内时，却被苏军拘押，并长达一年另六个月，竟而无人解救？

　　1937年2月，一时退入苏联境内的抗联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绍滨，返回东北时，给赵尚志与北满临时省委一个口信：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要求东北抗联领导人去苏商谈重大问题。北满临委非常高兴，决定由赵尚志赴苏。因此，1938 年1月凌晨，赵尚志带了六个警卫，越过黑龙江冰冻河面，踏入苏境。

　　谁知，过境后，即被苏边防军拘押，经说明，苏军方竟说，没有邀请一事，赵等六人属非法入境，缴去武器，第二天，押往伯力监狱 关押。直到第二年的1939 年6月，苏军才承认赵尚志的抗日联合军总司令的身份，并要赵尚志与苏军远东军区合作，提供东北境内日军的情报。赵尚志出狱 后，即刻又组织了在苏抗联人员百余人，重返东北抗日战场。

　　就在赵尚志被拘押苏联期间，北满临时省委李兆麟等人却在当年2 月，即赵尚志离开不到二个月时，开始批赵尚志的“反组织的关门主义”路线，随后，临时省委改组为北满省委，并撤消了赵尚志的第三军军长一职。因此，赵尚志一进入苏境就被拘押一事，确存在了可能是由内部矛盾所致的因素。

　　（七）谢文东与李华堂

　　谢文东这个人确是一个多棱镜：他既做过长工，又靠做木材买卖置了地，当了地主；他既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联军第八军军长，后来却又降日当了矿山小把头，最后还变成了比他当抗联军长在后人眼中还出名的大土匪头子。饱经沧桑老谋深算的谢文东，在他人生的道路上，虽主观上每次都总想选一条于他有利的幸福之路，然而，结果，他总是选错了走错了。

　　在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8月后的一段时间里，已近花甲之际的他，凭他抗联军长的资历、与中共有过的关系以及他又拉起了的武装实力，本来还可以选择做一个“八路的司令”，赚一点余辉以安度晚年。因为，为迅速扩大队伍，当时国共双方都将东北一些地方武装势力、“胡子”、投降的伪军收编为自已的部队，以抢占东北地盘。当时，由于国共双方谁胜谁负的态势尚不明朗，因而，那些地方武装势力倒向哪一方、接受哪一方的改编，便都能受到国共双方的欢迎。

　　然而，谢文东却鬼使神差地选了并不值钱的所谓“国军十五集团军东北先遣军上将”虚衔身份，而终遭毁灭。

　　谢文东生于1887年，辽宁宽甸人，满族人。1920年全家逃荒到合江省（后并入黑龙江省）依兰县，先租地主的地种，后他靠进山拉木头出山卖，一步步也发了，也成了有地的主儿。1934年，领导了家乡土龙山反抗日本鬼子的几万农民暴动，并组成了抗日的“民众救国军”，谢为总司令。后“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谢任军长，并于1937 年春加入了中共。

　　1939年3月，抗联第八军受挫，其属下六个师，有五个师师长降敌，一个师溃散，全军仅剩其军部三十多人，谢文东就投降了日本人，后做了鸡西煤矿的一个小把头。在抗战中，谢文东一家大小八口人也都被日寇杀害，仅剩下他的第四个儿子免难。要说他降日，肯定不可能是心甘情愿，只是当时那日本鬼子兵力实在太多，敌我武力悬殊太大，他带的抗联八军又已玩完，而他谢文东也不是一个准备做烈士的人，因而，降日，对他来讲，也算是无可奈何吧。也许，他只想“见机行事”，只想学那一反一复的抗日义勇军将领马占山，自认为：留得青山在，为第一。

　　如果说，谢文东降日，还有点被迫无奈，由不得他，否则就是战死。但，日本人投降后，他没来回归投向原与他有关系的中共与“八路”，而倒向了国民党“中央军”一方，则的确是他人生的重大失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谢即又拉起了一支有1000 多人的队伍，号称“三江人民自治军”，凭他曾是抗联军长的名声，在当时东北众多风起云涌成立的地方武装中，这算是一支大力量了。1945年至1946年上半年，中共合江省委、省政府都几次派人劝谢文东来做“八路”，对他曾降日的历史也表示不记旧帐，只要他能过来。时任合江省省长的李延禄，就是抗联第四军军长，与谢文东并肩一起战斗过，私人关系也很好。李延禄也数次给谢口信，望谢重新参加中共的武装行列。可惜，谢文东这一次，是彻底看错了形势，也走错了方向。

　　选择的一步之差，仅几个月的局势演变，谢文东晚年的命运，便迅速离天，飞快进地。1946年11月21日谢文东被抓获，12月3日在刁翎被枪决。

　　当时东北的土匪势力，谢文东是名声、实力都算最大的一支。《林海雪原》或《智取威虎山》中的那些牡丹江地区的匪帮，如许大马棒、座山雕（张乐山）等，都不过是几十百把人的小股土匪。不论是抗日，还是做土匪，当时东北境内的绿林武装，大多是一小股一小股的。只有中共组织的抗日联军，才真正有些气侯。而国民党之所以能给谢文东一个东北先遣军“上将”总司令的头衔（给许大马棒、座山雕等土匪头子的衔头，则最大也不过是东北先遣军“少将”旅长之类），则也是看重谢的实力。

　　李华堂也步了谢文东的后尘，既降了日本人，又拉起队伍倒向国民党一边，所以，这位曾做过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的不大不小的历史人物，最终也以土匪身份完结。

　　不过，对原抗联的战友，谢、李二位似还有点念旧余情在心。赵尚志牺牲后，日寇并不认识赵，就分别将谢文东与李华堂接来辨认。

　　当时，谢文东披着大衣走过来，人群给他闪开一条道。爬犁上的赵尚志遗体的样子太惨了，胡子眉毛全是白白的霜雪，眼珠子冻成了两个白冰球往外鼓鼓着，头发冻得粘在爬犁上，脖子歪向一边。一个伪警察狗子怕谢文东不得劲看，用脚咚咚踢了赵的脑袋几下，想让他正过来，结果一绺头发都扯掉了，他的脸也没转过来。没想到这几脚，把谢文东给踢火了。他眼珠子一瞪，伸手把那家伙推了个跟头：“妈了×的，你没长手啊!”人堆一下子静了下来。谢文东阴着脸走到爬犁跟前，弯下腰去仔细看了看赵的尸首。直起腰时，叹口气说：“赶紧给他准备口好棺材，别让他在这冰天雪地里露着。听见没?”他拍了拍粘在裤脚上的雪，走到那两个陪他来的日本军官面前说：“没错，是赵尚志。”

　　当时正在隹木斯做三江公寓经理的李华堂，日本人也要他来认一认，囚室地下那个死者是不是赵尚志。李华堂只瞅了一眼，眼泪就大滴大滴掉下来，大叫一声：“司令！你怎么到底也这么着了吗？”李华堂在抗联时，最尊敬的就是赵尚志，因为他觉得赵很看到起他，不仅帮他的自卫军支队扩充人马，送给武器装备，还提议让他李华堂当抗日联合军副总司令，并且让他的大名与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并列，在中共中央的抗日《八一宣言》上与露脸，冠之以“民族英雄”称号，全国扬名。所以，他见到赵的遗体时会掉泪。

　　（八）中共对“抗联”的领导关系

　　东北抗日联军无疑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与领导的，没有中共这样一个战斗的政党核心，东北的抗日游击队就始终只会在“山林队”与“胡子”团伙的水平上。在“抗联”产生之前的各路东北抗日义勇军部队，之所以没能坚持多久，就是因为没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各部只能各自为战。而由于有了中共的政党作用，很多抗日的“胡子”团伙，便都能在“抗联”的大旗下集合在一起。

　　但是，东北的“抗联”，虽是中共领导的，但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直到1945年9月，他们却与中共中央中断了联系，而由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即王明、康生接管领导，而到后来，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去了延安，居然没有向接替他工作的人将东北党的工作作一个清楚交接，致使将这条领导联系管道也丢失，因而使东北“抗联”竟然成了没有“娘”的孤儿，而是由东北党组织北满临时省委、北满省委、吉东特委等自行领导。北满省委与“抗联”领导人开始时想要远东苏军帮助他们联系中共中央，可苏联军方却只口头答应，而始终并没有结果。

　　在抗联“国际旅”即教导旅成立后，1942年9月 13日 ，教导旅召开了中共全体党员大会，自行宣布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后称东北党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周保中作的《关于留苏中共东北党组织总结状况及改组的报告》。选举了特别支部局第一届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周保中、张寿篯、崔石泉、 、金京石、彭施鲁、王明贵、金策、王效明、安吉、季青等11人为委员，王一知、沈泰山为候补委员。14日特别支部局召开了第一次执委会，选举崔石泉（崔庸健）为支部局书记。

　　1945年7月 中共东北党委员会进行改组。组成新的东北党委员会（亦称辽吉黑临时党委会），书记改为周保中，因为崔石泉（崔庸健）要随 回朝鲜去了。1945年9月，中共中央派彭真为东北局书记，进入东北，这时，已随苏联红军开进东北的周保中，便与彭真接上党组织关系，并将他领导的中共东北委员会组织关系与资料、党费等，全部移交给了彭真。从此，东北抗联人员的党组织便重新回归中共中央领导。后，中共中央电令周保中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林彪为司令）。

　　（九）抗联军中的 与朝鲜同志

　　东北抗日联军中，有许多朝鲜籍指战员，其中包括了 、金策、崔庸健等后来成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首脑的那批人。

　　因为，在中朝边界中方一侧的吉东地区及长北山一带，本就住有许多朝鲜族人，因此，东北抗联第二军的组成人员，相当多就是朝鲜人。同时，因朝鲜共产党 自身闹派系，而已于1928 年被共产国际解散，要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先后就在吉林安图县任抗日游击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第三团任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六师任师长，属扬靖宇将军任总指挥的抗联第一路军统领。

　　 ，原名金成柱，1912 年4月15日生于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今平壤市万景 台）一个农户家庭。父亲金亨稷就是一位爱国志士，曾因从事抗日活动坐牢。1917年举 家迁往中国东北。 少时曾就学于长白县县立第二国民学校，而后又遵父瞩返回祖 国就学，1925 年因闻父亲被捕的消息，又返回中国。此时， 已抱定朝鲜不独立就 不回来的决心。此后，他又就读于吉林毓文中学，并在此加入朝鲜共产青年同盟。1929 年10月，因从事抗日活动，被中国东北地方政府逮捕，1930年5月出狱。后于1931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活 动。

　　1932 年4月25日，尚只有20岁的 ，在吉林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并担任队长。以后， 与北朝鲜官方，就将这一天作为了 创建朝鲜人民军的建军节。

　　当时的中共党员 ，在心中不仅将他创建的抗日游击队自视为“朝鲜人民革命军”，而且，他在经过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抗日联军的军长周保中等同意下，还在抗联中的朝鲜族指战员中，于1936年5月，创建了朝鲜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被推选为会长。

　　 1939 年5月， 率抗联部队入朝，深入青峰、枕峰、茂山、新四洞等地，并在大红丹 一带歼灭日寇讨伐队一部。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严重损失，残部开始陆续退入苏联， 所率第一路军警卫旅约百余人也随后于进入苏联。

　　抗联残部 在苏联改编为苏联红军“教导旅”（国际旅）后，编为四个营（支队）， 任第一营营长（支队长），苏军所授予他的军衔为大尉，该营全由朝鲜族指战员组成。

　　1945 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日本人投降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东北委员会进行改组，人员一分为二，朝鲜同 志组成朝鲜工作团返回朝鲜，中国同志随苏军返回东北。于是 率所部与患难与共十四年 的中国同志分别，跟随苏军返回朝鲜，同行的有后来成为朝鲜人民军高级指挥 员的抗联老战士们金策、金一、金光侠、崔贤、吴振宇、朴成哲、林春秋等。 1945年9月19日乘苏联军舰回国，9月22日进入平壤。1945年10月10日，正式脱离中共，建立了北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此完成了建党；紧接着于1946年2月8日建立临时政府—“北朝鮮临時人民委员会”， 任委员长；到1948年9月9日，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由 出任首相。

　　当了共和国政府首相的 ，当时也仅 36 岁。

　　 的儿子 ，就是在1942年2月16日出生在吉林长白山的抗联游击队的密营中的。当时， 又带了一支小部队从苏联的基地进入了东北作战。以后， 带儿子随部队一道，进入了苏联境内的南野营训练基地。

　　 后来的的几位副手，如金策、崔庸健（崔石泉）等，在中共与东北抗联时的地位都要高于 ，年龄也比 要大，但是他们后来却心甘情愿地做了 的下属，辅佐 。为什么呢？

　　大概是想要迅速复兴祖国（朝鲜）的强烈意识所致吧。因为，要完成这个伟大使命，是必须要有一个始终心怀极强烈的祖国（朝鲜）执着情结、并敢作敢为的年轻领导人作核心的。因而，种种原因，金策那些老将们便选择了当时仅30 岁的 作为领袖。

　　崔庸健1942年首次在苏联的伯力（北野营）训练基地会见 后，曾对 说过的一番话，就充分表明了他们那批朝鲜共产党革命者当时的心境。

　　崔庸健说：在别国闹革命，虽然也感到自豪，但是总摆脱不掉一种被挤到边缘去的惆怅情绪。有时侯还以中国革命也是朝鲜革命、朝鲜革命也就是中国革命的等式来自圆其说，但无论如何却又甩不掉一种自已背离祖国越来越远的感觉。

　　崔庸健还说，在过去的生活中让他最难受的是孤独感。敌人那么强大，革命前程又那么遥远，加上周围全是中国人，自然就感到孤独，感到孤独时，就要想起长白山中战斗的朝鲜战友！

　　崔庸健（1900-1976年）又名崔秋海、崔石泉等。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人。1919 年来中国，曾经在云南讲武堂就学。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黄埔军校做过训练教官，平易近人，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927年参加过广洲起义，1928年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任抗日义勇军的国民救国军特务营参谋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参谋长、代军长、第二路军参谋长等职。1940年进入苏联境内，任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书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朝鲜。历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人民军次帅，最高人民会议委员会委员长、共和国副 、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 1976年去世。

　　崔庸健是 在苏联基地时与建国初期的的主要军事助手。

　　金策（1902——1951）则是 的主要政治方面的助手。

　　1994年7月 逝世几天后，他的儿子 打开了 生前极为珍重并放在锦锈堂的一个保险柜，那个柜子里的东西，从没有人看到过，包括 。打开柜子后，发现里面有一张已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 与金策的合影。

　　 的有关过去革命的照片，他都已交给了党史研究所保管。为何唯有与金策的这一张合影却仍被他自已珍藏呢？

　　可见，金策在 心中的重要地位。

　　金策在东北抗日联军时期，曾先后担任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等要职。到苏联训练营基地后，就是由他与崔庸健一起拥戴了年轻的 担任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领袖。

　　朝鲜光复后，金策担任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产业相。后于1951年1月31日，因心脏麻痹症逝世，享年四十九岁。

　　 在金策出丧之前，再一次最后紧握了金策冰凉的手。他说：这是十年前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一次紧紧握住就久久不肯放的手！十年前握他的这双手，一生都没有忘记它是那样的温暖。

　　 为了纪念金策，将北朝鲜的清津市、清津钢铁厂、平壤工业大学与一所军官学校，都分别以“金策”重新命名，并在金策市立了一座金策的铜像。

　　（十）抗联中肃奸扩大化的反“民生团”事件

　　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的斗争史上，也曾发生过一次自相残杀的肃反肃奸扩大化的事件，这就是发生在延吉、汪清、和龙等朝鲜族人很多的东满地区的所谓反“民生团”事件，并长达二年，给当时东满的抗日斗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所谓“民生团”，就象内地江西苏区之前的“AB团”一样，本来只是于1932年春由两个“朝奸”金成杰与郑士斌，在延吉县创立的一个亲日团体，因其亲日，名声很臭，作为组织混不下去，很快就自行宣布解散了。不过，其中有些死心降日的“朝奸”分子，则有的被日寇招为奸细，打进抗日游击队内，或兴风作浪，或侦探军情。这样的事，即便没有什么“民生团”，也都会存在。

　　1933年初，汪清抗日游击队内发现了两个日本奸细，经审明，得知他们原是“民生团”的人。这一来，中共东满特委便将日本奸细的个人活动，都错误地归结于是“民生团”有组织对抗日游击队的渗透。于是，便在东满地区党与抗日游击队中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民生团”斗争，结果给抗联与东满党造成了一次历史大悲剧。

　　一时，在党内、游击队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每个人自已也都被别人怀疑；昨天你还曾在气势汹汹审讯与逼供别人，今天却可能又被定为“民生团”分子而被予以处决；任何一件本来风牛马不相及的事，都可能被说成是“民生团”分子的阴谋；如炊事员做的饭恰好有些沙子，会马上被认为是“民生团”分子的故意陷害；吃饭时掉了饭在地上，则被认为是“民生团”分子为敌人留暗号；和龙县团委书记商寿，被捕后遭日寇集体屠杀，只削掉头皮就装死而逃回，结果，反被认为他是来做奸细的，不由分说，当即枪决。等等。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反“民生团”斗争，竟一下子杀掉了东满地区的2000近名党团员与游击队指战员。

　　1934年1月，汪清游击队内竟以“民生团”分子罪名杀了40 余人，其他要被杀的16名游击队指战员连忙逃走，跑到宁安县的周保中游击队里，才得以被保护下来。1935年1月，东满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与抗联二军二师师长朱镇，也都因“民生团”嫌疑被捕，迫使李相默出逃，而导致朱镇真的叛变降日。

　　 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反“民生团”的骚动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与创伤实在太大、太严重了，以至从南湖头会议终结这事后，我们对“民生团”这个字眼儿，真是连提也不愿意再提出了。

　　在反“民生团”斗争期间， 就是上述东满的汪清游击队政委。

　　反“民生团”斗争搞了二年，1934 年末，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在周保中处听说了反“民生团”斗争的始末，一下子认识到这是件“很荒唐的事”“是左倾错误”，他即给满州省委写信，指出“东满党组织将该地区十分之六、七的党团员视为‘民生团’是很荒唐的，是过分的估计”“假如游击区内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这些游击区老早就会被日本鬼子消灭了”。

　　因吴平是来自莫斯科，负有指导全东北党工作的使命，故他的信马上引起了满州省委的重视，即派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作省委特派员，紧急派往东满，负责调查处理吴平所说的问题。

　　1935年3月，魏拯民经过调查后，得出了同吴平一样的结论，于是在汪清召开了东满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作出了新的决议，纠正了反“民生团”的“左”倾错误，才使长达二年的东满党内军内自相残杀现象得以终结。

　　吴平（1907—1942），原名吴兆镒，三十年代中期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7 年后回国到延安，曾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主编，1942年11月23日逝世，葬于延安清凉山。毛泽东曾亲书挽联悼念他的去世。辞世时仅35岁。

　　魏拯民（1909-1941年）时年26岁。

　　他原名关有维，山西省留屯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京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1932年被党派到东北从事抗日工作，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等职。后来，他担任了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杨靖宇的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政治部主任。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后，他独自率领一路军残部继续战斗，后于1941年3月8日在桦林县二道河子的抗联密营中病逝，时年仅32 岁。

　　幸好在抗联十多年的斗争中，象反“民生团”这样后果严重的大规模“左”倾错误，基本只发生在吉东朝鲜族人之中，而不是普遍于全东北抗联组织（虽然各抗联部队也都出现过处理内部同志的“左”倾问题），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中共各根椐地与军队的历史上，都不约而同发生过内部肃反极度扩大化的情况，如井岗山时处决袁文才、王佐的令人痛心事件，中央红军内对待红二十军的“富田事变”事件，红四方面军内杀害曾中生、许继慎等大批党和红军指战员的“白雀园大肃反”等，红二方面军内杀害段德昌、柳直旬等著名党内军内优秀领导人，陕北根椐地差点要活埋刘志丹、高岗、 等人之事；等等。

　　以前人们总说，这些肃反扩大化错误，是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所导致的。但现在根椐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把这一切错误都归结于王明的“左”倾路线，显然是不确的。因为，很多地方，当时要么根本就还不存在什么王明的“左”倾路线（如处决袁文才、王佐的事件，“富田事变”事件），要么就是王明的“左”倾路线的影响还不可能波及到（如这个东满反“民生团”事件）。

　　而这个东满反“民生团”事件的错误，倒恰恰是王明派来的人给纠正了的。

　　之所以发生这么多肃反扩大化事件，也许应归结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同时，也应归结于一个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或一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他的个人素质如何。显而易见，领导人个人的素质将决定他在那种严酷而变化莫测氛围中能不能较冷静地、较恰当地处理内部敌特的问题，能不能做到既不让敌人钻了空子，又尽可能少的伤害自已的同志。这里存在一个领导处事的艺术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因人而异的。

　　同一个东北，同样是抗日游击队，为何在东满发生的悲剧没有波及到其他地区？为何周保中、李延禄等就没让自已的领导范围中发生肃奸肃反扩大化？可见，领导人的水平是件很重要的事。

　　2002。9。18。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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