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得未必伟大，死得颇为壮烈——论儒家的英雄关模式

历史上，那些对《论语》很有研究的大学者们，如何晏、萧衍、韩愈、朱熹等，并没有按照《论语》的道德标准，使自己变成君子，这就证明，《论语》教化作用的有限，证明某些教化者的虚伪。这并不等于说，《论语》在对人的道德教化上就不起作用，不，治者与智者们倾注全力所进行的化民、驯民、愚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无孔不入的宣讲，日积月累的浸润，几千年的积淀，使得《论语》的、儒家的道德标要求，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标准，忠臣、孝子、节妇、顺民，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的目标，历史上许多熠熠闪光的名字，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就是按照这种标准培养出来的典范，至今还在作为榜样，教育着我们的后代，影响着我们的未来。也许，今天，我们应当对这种标准、这种典范，进行一番检讨，进行一些反思。

　　在《论语》的人物辞典里，有圣人、贤人、仁人、善人、大人、君子这些概念，惟独没有“英雄”这个概念。什么叫英雄？《三国演义》中，有曹操给英雄下的定义是：“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的确是气概不凡，但不全面，仅仅有“谋”，有“机”，有“志”，未必就是英雄。良谋如果总是在“腹”中， “机（智慧）”如果总是被“包藏”在脑里，“志”总是怀在“胸”内，而不将其付诸实践，那是臆想症，是空想家。英雄，是只有将这些“谋”、“机”、“志”付诸实践，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带给国家、百姓的，是正面的、积极的成果，只有这样的人，才可称之为英雄。

　　曹操本人倒是真正将自己的“谋”、“机”、“志”付诸了实践的，而且也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儒家们未必认同曹操以及写书人补充的定义，更不承认曹操是英雄，《三国演义》将曹操写成奸臣、“枭雄”，戏曲舞台上，将曹操的脸涂抹得惨白，表明了儒家们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在儒家们看来，曹操那“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智与志，是祸心， 是野心，这种智与志，有比没有更糟糕！

　　《论语》中虽然没有英雄的定义，但有一些话，似乎是对英雄人格的表述，如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八•７】）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十五•９】）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罕九•２８】）

　　 子曰：“三军可夺师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九•２６】）

　　不用仔细琢磨，一眼就可看出，《论语》中英雄人格的核心要素，是一个“仁”字，这个仁，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文天祥遗书中的那句“孔曰成仁”，便是源自《论语》。《论语》中所说的“志”，也不是曹操所说的“吞头天下”的“英雄之志”，而是以“仁”为核心的仁人之志。至于说你有没有成就这个仁人之志的本领（智与谋），有没有最终实现仁人之志的结果，那倒在其次。不知怎么，《论语》中对英雄人格的这样一些表述，总给人一种不祥之感，一种悲剧的色彩：仁，是要“死而后已”，是要“杀身”才能成就，活着倒可能“害仁”；松柏虽然“后雕”，毕竟敌不过岁寒，最终还是要“雕”的；匹夫之志不可“夺”，表明还有一种比匹夫强大的、有可能夺其志力量，匹夫处于弱者的地位。《论语》中提供的这种人格的典范，如“殷之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以及孔子得意门生颜渊、子路等，几乎全都是这种悲剧式的人物。他们或者杀身成仁，如比干、子路；或者全身远祸，如微子；或者消极避世，如箕子、伯夷、叔齐；或者安贫乐道，如颜渊。他们也许有不可夺之志，但是，没有实现这种志的本领，更没有实现这种志的任何功绩。他们的道德倒是高尚了，但，对国家、对社会、对百姓的贡献呢？等于零。

　　后世的中国人，在对英雄人格标准的制定，英雄人物形象的竖立上，完全沿用了《论语》的模式，“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李世民），“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毛泽东），“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郭沫若）、“不以成败论英雄”（民谚），仿佛只有乱世、只有危难时刻，才能出现英雄；仿佛只有失败，才能使英雄更具光彩。文天祥、史可法，便是这种英雄最好的榜样。通过对他们平生及业绩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英雄人物的某些特点。

　　1,生于末世

　　“辛苦遭逢起一经”，他们都是在儒家思想培育下成长起来并由此而走上政治舞台的，他们的出场都很有光彩。

　　同唐宋以来绝大多数文人一样，文天祥自幼刻苦攻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了仕途。他步入仕途的第一步，不止是顺利，简直就是辉煌。1256年（宋理宗宝佑四年）21岁的文天祥一举考中进士第一名。当在集英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对策考试时，他晨入而暮出，写出了一篇长达万余言的考卷，没有草稿，一挥而就。这篇文章，力陈时弊，指出的民困、国贫、兵弱等诸多重大而迫切的社会危机，发出了“今之民生困矣”，“呜呼，东南民力竭矣”的呼声，振聋发聩；不止如此，他还将矛头直指理宗皇帝，批评他疏于政事，骄奢淫逸，用人不当，举措失策，要求他自强不息，“直道”待人，“公道”处事。

　　以一个21岁的青年（相当于今天大学二、三年级学生的年龄），有这样深切的忧国忧民之心，对天下大势有如此全面的把握，对社会弊端有如此准确的认识，不能不令人敬佩，今日，与其同龄的新一代青年，作到这一点的，能有几人？虽然从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他开出的药方，如“重宰相”，“收君子”，未必对症，但也不必求全责备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科举考试，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

　　难得的是宋理宗，对于这样一篇是古非今，将国家形势说成一团糟，甚至对皇帝本人也多有非议的文章，他不只不恼，反而十分欣赏，在看到作者的名字时，高兴地说：“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认为文天祥的出现，是宋朝复兴的好兆头。宋理宗算不上什么明君英主，甚至可以说是个庸君黯主，但他的这种度量，却是后世一些自诩雄才大略，实际上却是小肚鸡肠，动辄以言罪人，大兴文字狱的最高掌权者，如朱元璋之流所望尘莫及的。主考官、大学者王应麟也说：“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这样，文天祥被皇帝取为第一名，为状元。

　　史可法则是另一种样式。我们是从清朝人、桐城派创始人、散文大家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得知史可法是如何走上政治舞台的。早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当左光斗担任京畿地区的学政时，在一个风雪严寒的日子里，带了几个随从，微服出行，在一座古庙中，发现厢房里有一个年轻人，伏案而卧，一篇已经完成的文章草稿，摆在身旁，左光斗拿起读后，立即将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解下，盖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轻轻掩上门而去，向庙里的和尚一打听，得知这个年轻人叫史可法。崇祯初年，左光斗主持考试，当考官叫到史可法的名字时，左光斗目光炯炯地打量了他，阅读了他的考卷，当面录取为第一。又将他召入后堂，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孩子都碌碌无为，将来能够继承我的事业的，只有这个年轻人！”

　　后来，作为东林党的左光斗，在与大宦官魏忠贤的斗争中，遭到迫害，关押在东厂的监狱，遭到极其严酷的刑罚，听说被烧得面目全非，史可法痛心疾首，想去探望，可监狱看管甚严，史可法不惜重金，买通狱卒，化妆成清扫厕所的人，才得以混入狱中。当他看到老师面目烧焦得几乎不可辨认，左膝以下，筋骨脱落，不禁失声痛哭。左光斗听出了他的声音，用手指拨开眼睛，目光如炬，怒喝道：“你这不识大体的奴才，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敢来！国家的事情败坏到这种地步，我算完了，你也不知利害，天下的事情还有谁可以依靠？你要还不走，不用等别人诬陷，我先就打死你！”说着，在地上摸索刑具，史可法吓得赶忙退出。后来，史可法每对人谈起这件事，总是泪流满面，说：“我老师的肝肺，都是铁石铸造的呀！”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生于乱世、黯世、末世。文天祥科举高中的那一年，距南宋正式的灭亡（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整整二十年。他一生遭遇理宗、度宗、恭帝、瑞宗四个皇帝， 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皇帝呀 ，他们或昏聩无能，或沉湎酒色，或懵懂无知，先后控制朝政的是像史弥远、贾似道、丁大全、陈宜中这样一些奸臣、庸臣。国内的局面是政治腐败，奸佞横行，横征暴敛，天灾频繁，田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外则强敌压境，宋理宗与虎谋皮，与蒙古军签订了“合军攻金”的协议，引狼入室，终于导致蒙古大军的全面入侵，并最终灭亡了宋朝。

　　史可法历仕明熹宗、思宗（即崇祯皇帝）以及南明政权，这几个皇帝，或不问政事，一门心思地专注于木器制作，或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或干脆就是一个酒色之徒。至于国内政局，南宋都有的那些弊政，此时的明朝一样也不少，除此之外，还多了一项，那就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这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外患呢，先是有后金逞威于前，继而有满清横扫于后。

　　不是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么？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可以产生英雄的时代，那么，文天祥、史可法又是如何显示的呢？

　　2,治世无能

　　这里所说的无能，既是没有能力的能，也是无能为力的能。

　　文天祥那么辉煌的开端，似乎预示着他在仕途上，将会有一个十分锦绣的前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从此，直至南宋灭亡，文天祥在政坛上，不只没有得到任何高官显爵，在政治事务上，没有任何积极作为，反而一再受到排斥，甚至成为弃臣。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他“忠肝如铁石”。在在那样一个主昏臣奸的黑暗时代，试想， 他能有什么作为？

　　读者诸君会问， 他不是也曾被任命为丞相吗？他自己也曾一再以“状元丞相”自称，可他是在什么样的形势下被任命的呢？公元1275年（宋恭宗赵显德佑元年）正月，南宋赖以为屏障的长江天险被元军突破，江南的国土全部暴露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谁都看得出来，覆亡已是早晚的事了。此时此刻，朝廷临时抱佛脚，下诏各地“勤王”，也就是起兵保卫首都临安，响应者寥寥。 时在江西任安抚副使，知赣州的文天祥，捧读诏书，为之哭泣，立即招兵买马，组织其一支万余人的队伍，准备入卫临安，可奇怪的是，这样一支忠义之师，却被多种势力，以各种借口，千方百计阻挠，就是不许接近临安。

　　直到转过年来的正月十七日，元军统帅伯颜已经进驻到临安郊外的皋亭山，骑兵在临安城北游弋，再也没有任何出路了，只有投降，太皇太后谢氏，遣监察御史杨应奎，将宋朝的传国御玺拱手奉送至元军大营。伯颜接受了降表，要求派执政大臣前来面议出降事宜。

　　派谁去？左丞相留梦炎早在去年十一月就逃跑了，上行下效，此后众多大臣纷纷鞋底抹油，溜之大吉，到正月初，整个临安朝堂只剩下了六个人；当杨应奎出使元军大营时，右丞相陈宜中也开溜了，连以忠义著称的张世杰也不辞而别。朝堂空无一人，临安不只无可用之兵，连可用之臣也没有了。总不能让七十岁的太皇太后，或者年仅五岁的小皇帝亲自出面吧，只有在这时，朝廷才想到了文天祥，也只有文天祥了。任命的诏书，是在正月十九日，以太皇太后的名义颁发的，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而这距南宋宣布正式投降已有两天，作为一代王朝，南宋已经灭亡了。太皇太后谢氏也好，皇太后全氏也好，小皇帝赵显也好，已经成为待罪之身，正等候着胜利者的发落，从法理上说，已经丧失了作为国家最高掌权者的所有权力，包括任命任何官职的权力，更何况丞相这种高官。因此，文天祥的这个丞相，已经不具备合法性，是个亡国丞相，是个死魂灵。

　　正月二十二日，文天祥往皋亭山会见元军统帅伯颜，伯颜根本没有将他看作一个平等的谈判对手，再说，也没有什么可谈判的了，伯颜之所以接待了他，只是为了让他替那个已死的王朝料理后事。当文天祥显示其丞相的身份，说：“宋状元宰相，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伯颜也就不再理会他了，将他作为虏臣，押送北去。他好不容易脱险逃出，历经九死一生，方才脱离了元人的控制。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像两宋这样有着三百二十年历史的王朝，它的灭亡，不会像蜡烛的熄灭，顷刻间光焰顿失，而是像烈火中焚烧的巨厦，即便是主体坍塌，其余烬也还会此起彼伏的。就在太皇太后和宋恭宗被俘获北上后，先后又有两个皇室幼儿赵昰、赵昺，在包括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在内的一些不屈大臣的拥立下，被冠以皇帝的名号，在福建、广东建立起流亡小朝廷。如今，文天祥该得到重用了吧？然而不，文天祥依然受到排斥。

　　同岳飞一样，文天祥算曾被授以“少保”的头衔，所所，后世人也常称他“文少保”。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荣誉头衔，这个头衔是怎么来的呢？当赵昺即位后，兵败江西的文天祥，上书小朝廷，自动请罪，并希望能回到朝廷尽力。此时主政的，是陆秀夫，此人正是在最后走投无路之际，背伏着赵昺投海而死的殉难忠臣。可就是他，也容不得文天祥插足于厓山这南宋最后一块弹丸之地的国土，拒绝了，只是给他一个虚衔应付，文天祥忍无可忍，给陆秀夫写了封信，说：“天子幼冲（年幼），宰相遁荒，（当时，宰相陈宜中又一次出逃，最后死于暹罗），诏令皆出诸公之手，岂得以游辞相拒！”

　　这大约是文天祥同南宋小朝廷最后一次的书信往来，四个月后，即公元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被俘；又过了两个月，即公元1279年（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南宋小朝廷最后一个皇帝和一些大臣，以及几千将士，全都葬身大海。

　　后世，人们总说，文天祥是南宋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忠臣，谁能料到，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中，却从来没有进入这个王朝的权力核心，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权力核心对他总有一种猜忌，一种疏远，一种冷淡。如果说在平时， 这是中国官场权力排他律及同僚不同心等种种恶习的惯性使然，而当此刻，国家大难临头，总应该同心赴国难，携手释前嫌了吧？然而，不，文天祥的忠肝赤胆，并没有得到权力中心执政者的积极回应。依然是猜忌，依然是谗言，依然是是非不分，依然是忠奸莫辨，都到国破家亡的时刻了，窝里讧依然如故。中国官场的衮衮诸公，不将国家斗得个灰飞烟灭，是不会善罢罢休的。

　　史可法走上政治舞台之际，大明王朝正在与农民起义军进行着激烈残酷的战争，败绩连连，眼看国将不保，可史可法并没有被重用，反而被安排到南京，出任一个有名无实的兵部尚书。

　　但是，当北京陷落，崇祯自尽后，挽救大明王朝的重担，便落在南京政权身上了。当时，史可法比文天祥的处境要好。当文天祥受命出任丞相时，南宋的半壁江山，已经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连残山剩水也所余无几，首都临安已经置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太后、皇帝已经宣布投降了，文天祥的使命，是同蒙古人谈判投降条件；而史可法出任南明兵部尚书时，黄河以南的大片国土，还属于明朝人所有，各地自发成立的地方武装，几乎都以“复明”为旗号，这使得他的复国活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江南富庶的经济，更为他的复国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证，他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如果他真的具有军事、政治才能，即使不能如岳飞所说的那样“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造成一个划江而治的偏安局面，是富富有余的。

　　尽快选立一位新的皇帝，以表明明朝皇统的延续，以维系天下的人心，这是南京政权的当务之急，头等大事。史可法应当明白这一点，以他当时的地位，他也有条件首唱其事，主持其事。可是我们发现，在这种危机时刻，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事情，史可法竟无所作为，首唱其事的，居然是一个赋闲在家的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当时的人选有两个， 一是崇祯皇帝的哥哥、福王朱由崧，一个是崇祯的叔叔、潞王朱常淓。如果按辈分，应由平辈的福王朱由崧继承，朱常淓是逆辈继承，不大合传统。但是，福王其人，道德败坏，品质恶劣，实在不是合适的人选，而朱常淓则比较贤明，所以，钱谦益力主朱常淓，这得到大多数大臣的同意。他们给史可法写信说，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对于一位皇帝来说，这些缺点都是致命的。史可法接受了他们的主张。可凤阳总督马士英担心朱常淓的贤明，会妨碍他的弄权，而昏庸的朱由崧，则可被他所利用，所以主张朱由崧。他也写信给史可法，史可法没有尽力去制止他，也没有采取措施，立即迎立朱常淓，仅仅是以“七不可”转告马士英。

　　当两派在朝廷上争议不决，以致拔刀相向时，史可法依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决断，被马士英抢先下手，将朱由崧迎进朝廷。对于这种霸道，史可法居然默认，接受了既成的事实。于是，这个劣迹斑斑的纨绔子弟，就这样登上最高掌权者的宝座。在这国难当头的日子，这位瘟皇帝在干什么呢？他在修宫殿，他在选美女，“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从他在后宫悬挂的这副对联，也可以想见这是位什么样的国君了。在封建专制时代，还有比选择国君更重要的事情吗？这不止关系到百官的荣辱，百姓的苦乐，更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南明的迅速灭亡，朱由菘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史可法的软弱、妥协，也是难辞其咎的。

　　如果史可法是个政治强人，他对朱由崧，可以像诸葛亮对待刘禅那样，虚其位，控其权，将朝廷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再安排一些志同道合的大臣，这样的人，在南明还是有的。这样，事情也许还可以有所作为。可惜，当凤阳总督马士英前来与他争权时，他又一次表现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软弱，他轻易地放弃了在朝廷中的地位，同意去扬州督师。于是，马士英把持了朝政，此人是神宗时期的进士，崇祯年间作过巡抚，但因贪污受贿，声名狼藉，一度受到降级处理。他一入朝，又不顾众人的反对，重用臭名昭著的阉党余孽阮大铖，于是正直人士，纷纷离去，留在南京城中的，便是这样一些昏君、奸相、小人，南明小朝廷的事，还能有希望吗？

　　明史专家孟森先生说史可法“虑事之智亦不特殊”，当指的是这类事情吧！的确，我们不能不承认，史可法在政治上，只能算个庸人。

　　3,治军无功

　　公元1275年（宋恭宗赵显德佑元年）正月，元军渡江，朝廷诏诸路“勤王”，文天祥立即招募了一批包括众多苗、瑶等少数民族在内的万余人的军队的“勤王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勤王之旅”，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文天祥的勤王之师，也的确乏善可陈。

　　宋朝的国策是，重文臣而轻武将，重防内而轻防外，最高军事指挥，总是由文臣担任，像文天祥这种“状元宰相”，能够写出锦绣文章，可要让他们去指挥百万大军，恐怕就难以胜任了，更何况这支仓促之间组合的军队，没有严格的训练，没有精良的武器，更没有指挥有方的将领，说是“乌合之众”，倒也符合实际。试想，以这样一支所谓军队，去对抗蒙古人那横扫欧亚大陆的百战铁骑，与“驱群羊而搏猛虎”有什么差别？几天以后，这支军队也就被解散了。公元1278年十二月底，文天祥在海丰北的五坡岭，被元军统帅张弘范所俘，天祥服冰片（毒药）二两自杀，未死，成了张弘范的俘虏。

　　史可法的处境应当比文天祥要好。可他却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此时的南明，面临着“内忧”（李自成的农民义军，即所谓“寇”）、“外患”（清兵，即所谓“虏”）两大敌人，仓促成立的南明小朝廷，不可能两面出击，作为这个小朝廷的兵部尚书，军事第一把手，他首先要确定，联络谁，打击谁。他及整个小朝廷，都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寇”为敌人，而对“虏”，则置之不理。1644年6 月19日，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当时就“声明以‘讨贼’为基本国策”（戴逸等《清通鉴》）。有的论者以为，这是一个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应当是捐弃前嫌，与李自成联起手来，共同对抗清人。这不现实，明朝亡于李自成之手，崇祯是被李自成逼死的，这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在这种情况下，要南明与李自成合作，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道义上，大多数人都是难以接受的。

　　那么，与清人联手怎么样？至少，史可法是有这样的设想。这在他后来给多尔衮的复信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就在朱由崧登级的前十天，占据北京的满清人，下令为崇祯皇帝发丧，令百官、百姓为崇祯服丧三日，然后以皇帝的礼仪，安葬了崇祯，这似乎是有恩于明廷，对满清人下一步会怎么样，当时还不得而知。史可法可能以为，清人会同唐代的回纥族一样，帮助朝廷平息了内乱，然后掳获大批子女玉帛，退回老家；至多，也就像宋朝的辽、金那样，隔河而治，隔江而治。所以，史可法的想法是，与清人联手，打败李自成，然后将北中国让出去。能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史可法及南明小朝廷就心满意足了。可惜，这是一厢情愿。

　　两个月后（1644年8 月28日），当摄政王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信件达到史可法的手中时，满清人的目标已经图穷匕见了。在这封信中，多尔衮根本没有将史可法这个南明军事首脑，当作对等的对手，他居高临下，对南明政权的建立，严加谴责，认为这是“天有二日”，并威胁说：“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予将简西行之师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他们要让攻打李自成的军队，掉转枪头，并且还要与李自成联手，前来进攻南明了。多尔衮轻蔑地说：“ 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池潢，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你们明朝原来以全国的力量，尚且打不过李自成这样的草寇，现在，想凭借江南的半壁江山，来和我们大清国对抗，胜负的结局，还不是明摆着的吗！最后，向史可法及南明诸臣诱降道：“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惟执事实利图之。”这封信，文采粲然，当然不是刚刚走出深山老林不久的多尔衮所能写出，据说，操刀的，是明朝文人，东林党诗人李雯。

　　相对于多尔衮的傲慢，史可法未免有点低声下气，他称多尔衮为“大清国摄政王殿下”，这就等于承认了满清政权的合法性，而这在明朝， 是从来没有过的，史可法开了这个先例。他称多尔衮的来信是“琬炎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对清人进入北京后的一系列举措，感激涕零地说：“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面对着多尔衮的来势汹汹，他没作任何军事上的预防，反而同多尔衮斤斤计较于弘光政权的正统，还自作多情地希望多尔衮“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这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这封信，也不是史可法的手笔，而是由另一个东林党人、李雯的好友侯方域代笔，在文采上，当然不能甘拜下风。但是，文章好，不等于决策好。

　　如果说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此时尚不愿意同满清人翻脸，至少自己应当有所准备。其实，史可法完全可以不理会“寇”和“虏”，自己打自己的。此时，满清的大军多集中在西线，与李自成作战，河北、山东、河南等大片地区，“寇”已去，“虏”未来，处于权力真空，各地官民纷纷组织起来，自动恢复明朝政权，如果史可法能乘机占据，黄河以南，至少淮河以南大片国土的收复，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周旋的余地就更大了，治理得好，就可以抗衡清人；至少，后来清兵南下就不会那么顺利，扬州的处境就不会那么艰难，南明也就不会那么快地灭亡。

　　可当北上与清人谈判的使臣被拘，史可法本人也已经在宿迁（今江苏宿迁）与清兵短暂接火，他也明知道，“和议固断断难成”，“敌必图南”的情况下，他于12月10日上朝廷的奏书中，提出“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仍然将李自成作为作战的主要目标。这不能不说是决策上的一大错误，这表明，史可法没有战略的眼光，没有全局意识。不过，这些话，也就是说说而已，事实上，史可法在“讨贼”上也同样是无所作为，不要说“秦关”，他连黄河都没去过。

　　实事求是地讲，史可法不是带兵打仗的材料，更不是统兵御将的材料。他是个文人出身，他的成为南明政权中的军事一把手，实在是阴错阳差。说来也真够为难他的，他这个军事一把手，徒有虚名。他手中没有掌握一支如岳飞的“岳家军”那样属于自己的军队，更没有可以依靠、信赖的大将，他其实是个光杆司令。当时在南京政权中，有实力的，一是左良玉，二是所谓“四镇”，即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左良玉在南明政权成立不久就死了，“四镇”都些什么货色？“时武臣各占分地，赋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问，与廷臣互为党援，干预朝政，排挤异己，奏牍纷如，纪纲尽裂”，在这国家危亡之秋，他们不恤国事，忙于占领地盘，忙于争权夺利，忙于排斥异己，忙于自相残杀。这样的军队，怎么能用来打仗？从南明政权的成立，到史可法殉难，他几乎用了全部的尽力和时间，来调停这些骄兵悍将之间的矛盾，但是成效甚微。作为一个军事首脑，他既没有令人信服的丰功伟绩，也没有震慑人心的威望，更没有足够的权谋手段，这些骄兵悍将也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高杰一度甚至将他软禁起来。

　　以这样的军事统帅，以这样的将领士兵，面对着八旗的铁蹄，不一败涂地才怪呢！“扬州之难”，与其说是由于敌人的强大，到不如说是由于自己的无能。

　　孟森先生说：“史公之可传，以纯忠大节，千载景仰。然其治军之才甚短，虑事之智亦不特殊。”（《明清史论着集刊》）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4,牺牲壮烈

　　公元1279年正月初六，文天祥被押离潮阳，十三日至厓山，写下了《过零丁洋》。二月六日， 决定宋朝覆亡的最后一仗展开了，战争极其惨烈，文天祥目睹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战争以陆秀夫背伏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而告终。至此，文天祥作为南宋最后一任丞相，结束了他全部的政治生涯，以一个俘虏的身份，被押赴元大都（今北京）。

　　在大都，文天祥被关押在兵马司牢房（今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囚徒生涯。在兵马司那仅可容身的囚牢里，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在这首诗中， 他一口气列出了历史上十二个著名的古人：春秋时齐国太史（佚名）、晋国的太史董狐、刺杀秦始皇的张良、汉朝北匈奴拘禁的苏武、东汉末年的诸葛亮、严颜、管宁、西晋时的嵇绍、东晋时的祖逖、唐朝安史之乱时的张巡、颜杲卿、和唐朝藩镇之乱时的段秀实等，在正史中他们都属于“忠烈”一类的人物。文天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忆起这些人，盛赞了他们的浩然正气，他表示：“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他无疑是要以这些前贤为榜样，为楷模，激励自己，以应对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严酷考验。

　　公元1283年1月（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元主忽必烈亲自召见他，为诱使他投降作最后的努力，说：“你以对待宋朝的忠心来效忠我朝，我当以你为宰相。”文天祥也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他依然不改旧志，回答说：“天祥受宋朝恩德为宰相，怎么能效力新朝，愿赐一死足矣。”忽必烈，这个元朝的开国之君，既有爱才之心，又有容人之度，依然不忍失去他，可由于传说有人要劫持文天祥，左右大臣极力主张从文天祥之愿，这才不得不诏令处刑。

　　1283年1月9日（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赴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那是一个天寒地冻、大风扬沙的晦暗的日子，刑场周边簇拥着数万人，文天祥从容四望，问道：“哪里是南方？”围观者告诉了他，他向南跪拜后，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七岁。人们在他的衣带里，发现了一纸遗书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作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金台外史》曰：“张世杰等当国之灭亡，莫之可救而死之者，捐躯以殉君也，故书曰‘死难’。文天祥至是时，国已亡矣，无难可言，无君可殉矣，而死之者从容以就义也，故书曰‘死节’。”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死节遗臣。

　　 史可法的死，也同样壮烈。

　　公元1645年5 月，清军完成了对扬州的包围，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扬州城中只有二万人，此外再无外援，而清军多达十几万。清军统帅豫王多铎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办法，诱降史可法，被史可法一次次严辞拒绝，并以重炮轰击攻城的清军，使清军遭受惨重伤亡。史可法就这样坚持了九天。最后的战斗在5 月20日，史可法自知无力保卫扬州，他下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对副将史得威说：“我没有儿子，你就作为我的儿子，侍奉我的母亲。我不负国家，你也不要辜负我。我死后，当葬我于高皇帝（朱元璋）的陵旁，如果不能，就葬我于扬州梅花岭可也！”他留下了几封书信，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说：“儿在宦途，二十八年，备尝艰辛，既不能有益于朝廷，又荒废了对母亲的照料，不忠不孝，还有什么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儿即使以死殉城，也不足以赎罪。希望母亲不要过于悲伤。”在给夫人的信中说：“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城破之日，史可法以剑自刭，被部将许瑾紧紧抱住，可法伤而未死，部将拥着他突围，终于寡不敌众，被俘。面对众多的清兵，史可法毫无惧色，高声道：“我就是史阁部，带我去见你们的主将吧！”多铎劝他投降，说：“我多次以书信召先生，先生不从，如今你已经竭尽全力，算是为明朝尽忠了。如果能替我收拾江南，一定会有重任。”史可法说：“我来此，只求一死！”多铎说：“先生没见洪承畴吗，投降必有富贵。”史可法说：“我怎么会效法他！我作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辱，希望早死，以从先帝于地下。”又说：“城亡我亡，我的决心已定，即使碎尸万段，也甘之如饴。但是，扬州百万生灵，不可杀戮！”最后壮烈牺牲，其时年仅四十四岁。

　　多铎当然不会理会史可法的请求，城破之日，恨其顽强守城，抗命不服，大开杀戒，全城数十万人，无一得脱，据当时人记载：“查焚尸簿载数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这就是后人谈虎色变的“扬州十日”。

　　史可法如愿以偿地安葬在扬州的梅花岭，不过，墓中并没有他的遗体，他的遗体混杂于扬州被屠的百万城民遗体之中，无法辨认。墓中放置的，是他的衣冠，所以人称衣冠冢。

　　5，享誉后世

　　中国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不朽。文天祥的功业无足称道，他虽然也是宰相，也有一部《文山先生全集》传世，但其识见，其影响，也都平平；他的诗词，在“勤王”之前，“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勤王”之后的作品，“大多是直抒胸臆，不讲究修辞，然而有极沉痛的作品”。（钱钟书语）《过零丁洋》、《正气歌》就属于这类作品， “辛苦遭逢起一经”，“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虽有这些语句都表明，文天祥是按儒家道德规范培养出来的一位英雄。文天祥生命的全部事业，都包在这两首诗中了。

　　这类作品，其感人之处，不在于艺术性，而在于其所包含的思想、道德力量。“立德”，是文天祥全部人生价值之所在。

　　这里所谓的“德”，主要指的是是政治道德，其核心内容是一个“忠”字，或者说是“节”字，其要义是“不事二姓”，不能先后效忠于两个王朝。对于通过选举而产生最高领导人的现代国家来说，“不事二姓”的观念是不可思议的，是荒唐的，可在有着几千年“家天下”传统的中国来说，这就是天经地义，是高于性命的人生信条，是区别高尚与卑下的准则。一个人，特别是政治人物，尤其是文人出身的政治人物，一旦被视为不忠，无节，那就会为世人所不取，被青史所唾弃，如同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永远不得翻身。至于他至死不变所效忠的那个“姓”，是否就是代表着正义、高尚，是否给国家带来了繁荣，给百姓带来了幸福，则可以忽略不论。而文天祥之所以特别被后世所景仰，更在于，当他所效忠的那个“姓”，自己都已经承认失败，都已经向新的“姓”纳降称臣，并劝说文天祥承认现实时，文天祥依然坚守不变，初衷不改，矢志不渝，誓死靡它，在这一点上，文丞相甚至超过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所以至今乃被视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典范，道德楷模。

　　史可法的死，得到明清两代统治者的褒奖，南明小朝廷谥他为“忠靖”。转眼一百年过去了，当乾隆皇帝再次阅读史可法的《覆多尔衮书》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而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饷绝， 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报国，是不大可哀乎！夫可法即拟之文天祥实无不可。”这位皇帝也将他与文天祥相提并论，后来他南巡至扬州，来到史可法墓前凭吊，为其加“忠正”谥号，并亲笔书写“褒慰忠魂”四个大字，以示敬重。但，对于无辜被杀害的百万扬州百姓，这位皇帝不置一词。鲁迅说得好，墨写的字迹，毕竟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乾隆轻飘飘的几句话，不痛不痒的几个字，是无法赎回他祖先的罪恶的，

　　如今在扬州的梅花岭上，除了史可法的衣冠冢，还有史公祠，史可法纪念馆，祠前的楹联上写着：“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附近还有一条史可法路，凡是到扬州来的人，无不到这里凭吊，就史可法而言，可谓求仁得仁，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可是谁为扬州那百万无辜的生灵，立一座纪念馆，竖一座纪念碑？难道他们的被杀，就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在谴责清兵的惨无人道的同时，对史可法为了个人的所谓名节，而置百万生命无不顾的选择，是否就应该颂声一片呢？近来，有的论者说，为了保住百万生命，而牺牲个人的所谓名节，那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可惜，这种见解，目前，还没有被众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在任何样式的权力争斗中，牺牲最大的，永远是老百姓。扬州百姓的不幸遭遇，向世人昭示着这样一个现象：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对个人权力的漠视，到了何等极端的地步！

　　《南明史》的作者对史可法有这样一段评价：“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的致命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的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近一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倒戈投降，变成清军征服南朝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大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的决策几乎全部失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来评价一位以身殉国的人，似乎有失仁人之心，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事情就是这。几百年来，史可法之所以还能得到如此的景仰，归根结底，就是由于他的“以纯忠大节，千载景仰”。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视死如归的英雄，在政治、军事上，却是一败涂地？原因在与，史可法根本不懂得政治、军事。上述作者，将他称之为“政治家”、“军事家”，实在有点高抬了他。

　　作为一个政治家，要认清时势，要胸有全局，要能识别是非，要能分辨敌友，要敢于决策，善于行动，必要时，也应该使用权变，纵横捭阖，虚虚实实。这一切，在史可法身上，我们没有见到。在史可法身上，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逆来顺受，无所作为。昏君，他认可了；奸臣，他接受了；骄兵，他管束不了；悍将，他驾驭不住；正确的决策，他没作出过；错误的决策，他执行了；不能挽狂澜于未倒之时；不能出百姓于水火之中。他是以身殉国了，但政治家的使命，就是慷慨赴死吗？在事情还大有作为之时，只是一死了之，这不叫无畏，这叫无能，因为，面对着如山的困难，死，有时倒是最好的解脱。我们无意苛求于古人，但，我们也不能说，只要死了，就值得赞美。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对儒家的英雄观，作这样一个概括，两句话：可以无能，必须有德；生得未必伟大，死得颇为壮烈。这是一种弱者的英雄观！

　　鲁迅先生曾经说：“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现在往往见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自然，这两位，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但来做现在的少年们的模范，却似乎迂远一点。 他们俩，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将，倘使少年们受了感动，要来模仿他，他就先得在普通学校卒业之后，或进大学，再应文官考试，或进陆军学校，做到将官，于是武的呢，准备被十二金牌召还，死在牢狱里；文的呢，起兵失败，死在蒙古人的手中。”

　　写书人对文天祥、史可法一直怀有崇敬之心，这样来议论他们，颇有些亵渎英灵之嫌，但是，作为对我们民族生存观、价值观的反省，却有颇多可以检讨之处。想一想经济、文化曾一度十分繁荣，甚至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宋、大明，拥有辽阔的疆遇，数千万的人口，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沦陷于异族之手，而这些异族，有的是马背上游牧的无根民族，有的才刚刚走出深山老林，尚未完全开化，人口不过区区几十万，这真令人气短。为什么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灿烂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总是成为后进民族刀俎上不胜其觳觫的牛羊？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充塞宇宙的严寒？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夺人之帅的强军、夺人之志的强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吹折劲草的疾风？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横流天地的沧海？

　　孔子的培养目标是君子而不是强者。这种人，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举止有礼，进退有节，温良谦让，乐道安贫。他们身上也许有一种阴柔之美，却缺乏一种阳刚之概。他们安于命运，接受既定的一切，缺乏改变现实、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他们面对强者、强权，有的是顺从，愚忠，缺乏抗争的胆量，更不敢有取而代之的雄心；大难临头，他们敢于慷慨赴死，却没有力挽狂澜的本领。他们可能是君子，是忠臣，但绝不是英雄。

　　我们应当有新的生存观、英雄观，新的英雄标准，新的英雄形象。这种英雄，不止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远大的志向，更应当具有卓越的实践能力，在危难时刻，能挽狂澜于既倒， 在承平时期，能在锦上造就璀璨的花园；他们不应当只是敢于献出自己的生命，更应当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建树卓绝的丰功伟绩，当然，这种丰功伟绩，不应当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为一家一姓效力，而是可以给人类的生存，历史的进步，社会的繁荣，带来显著的、巨大的、积极的、正面的影响，让百姓从中获利、受益。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英雄！这种英雄，从《论语》中是找不到的，《论语》也培养不出来，需要我们自己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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