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烧圆明园”的再讨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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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圆明园》一文的写作

送交者: 注注 于 May 14, 2002 13:11:14:[新观察/xgc2000.net]

  关于愚人兄的《圆明园焚毁前后事略》长文,我是对写作过程了解比较多的人,也是第一个阅读者。大旗兄在上面已经把文章的缘起和刊登经过讲得很清楚了,我这里稍作一点补充,算是写作“内幕”吧。

  愚人兄自去年秋天回国后不久,跟我提起过易大旗兄约他写一关于圆明园被焚毁的文章。记得有一次见面时,他谈起:“大旗让我写文章,当时我答应下来了,可是大旗在关天茶舍向别的网友宣布已请到历史学家愚人来写云云,实在不好意思,我哪里是什么历史学家哟!”我知道愚人的史学功底,写这种文章完全可以胜任,而且圆明园事件也是我所感兴趣的,非常赞成他来写。可是愚人认真地说,怕完成不好任务,第一是历史藏书绝大部分在国外,手头几乎无书可参考;第二,他刚刚在北京的公司里工作,上班时间根本无法写东西。

  工作是影响完稿时间的最主要因素,这篇文章前前后后写了好几个月,中间大旗在关天被网友催问圆明园一文的事,又向愚人发问。愚人有时上网不便,我就帮着他回答,这样一来,我成了大旗和愚人之间的“雁足”。

  关于圆明园焚毁之事,按说距离现在不算太远,象猪头书生所言,事件的来龙去脉应该清清楚楚的吧,其实并不尽然。特别是细节,例如先烧先抢的是中国人还是英法联军,龚自珍的儿子是否带路劫掠,八国联军后来有没有抢烧圆明园,中国人自己在圆明园被毁中所起的作用,等等。同一件事,中外之间的说法不一,中国人之间也不见得统一。就拿龚半伦的事来说吧,愚人承认以前是从《清朝野史大观》得来的印象,认为就是他引导英法联军去烧了园子,但是野史毕竟不足为凭,何况易大旗要的是具体细节,而细节到底怎样,还要去查第一手材料,也就是说,要从找书开始。

  愚人在和我谈起近代史时,我们都有一种对官方流行的历史书籍的不信任,即凡是讲到列强入侵时,总把一切破坏的罪责推到外国头上,基本上不提本国民众附和的哄抢和毁坏。象圆明园这么巨大的园囿,仅仅英法联军一把火,或者十来天的抢劫,是不会毁成今天这种“一片白茫茫”平地的,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很少提到英法联军以外的破坏:在圆明园遗址前的说明牌上,只看见帝国主义的罪行。而这类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书籍,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基本上被作者弃之不用,那意味着要重新去找书。

  好在北京毕竟还有寻书的去处,我陪愚人兄逛了几个买旧书的地方,居然也找到几本民国时出的有关圆明园的书,虽然价格不菲(薄薄的一本程演生《圆明园考》就要100元,还是“朋友价”)。书商也有不错的地方,他破例允许把一本旧书拿回去复印。我的书橱里也捡出两册书能用得着,即顾颉刚的弟子王威所著《圆明园》和焦雄的《北京西郊宅园记》。当然,更多的书是愚人自己搜集的,象《东华录》、《圆明园宫词》、《北京图书馆馆刊》,还有外文资料等等。

  愚人兄在北京的家离圆明园很近,我每次去,都要沿着圆明园的西墙走过,据他自己说有时一天几次绕着园子走。但我不知道,大年初三,他带着女儿到圆明园里实地踏勘了一番,写这样的文章,还真需要实地走走;而且,大家不要忘了,愚人是地质勘探出身!

  五一放假期间,愚人兄来我这儿聊天,把文章的软盘带来了,我在电脑上看见了文章的完成稿,说实话,我觉得写的超出我的期望,是一篇翔实细致、有理有据的好文章。我马上寄到大旗兄的邮箱里,大旗兄回答我:文章很好!希望愚人先发表,他再来转载。我理解大旗兄的意思,花了这么大力气和成本,希望这篇文章能给愚人兄带来些许经济上的补偿,想必在国内,还是能找到发表的地方吧!但愚人兄想着是赶快践约,只在网络发表。于是,《圆明园焚毁前后事略》就在新文化论坛首发了。

  依我来看,《圆明园焚毁前后事略》条分缕析前人之见,又兼有考据所得,起码理清了我原先不清楚的几个疑点:

  1,是中国人还是英法联军最先开始抢劫、放火的?

  2,龚半伦是否参与其事?

  3,巴夏礼使团是否被拘禁于圆明园?

  4,八国联军有没有参与破坏圆明园?

  还有一些话题我认为可以再深入探讨,例如:

  1,巴夏礼使团中究竟有无人被拘禁拷问致死?(猪头书生认为殴死十余人之多,愚人认为西人无记载,恐系巴之中方雇员。)

  2,中国人最先抢掠与英法联军大抢和纵火的关系。

  3,联军烧圆明园,究竟有无掩盖抢劫痕迹的动机?(中方编写的一些教科书上,明确指出这一点,如果是枉指需要切实的证据;

  看文中所引联军书记官的回忆录,放火和抢劫似乎未必无关。)

  4,庚子事变中,圆明园被彻底毁弃的更多情况。

  在和愚人兄聊天时,我还在网上查了一下圆明园遗物的去向,发现有相当多圆明园遗存流散在各地,古玩遍及世界,石雕最远的竟跑到江苏。本来还有兴趣就圆明园再多谈一点的,但是,话题越扯越远,还贴上了政治的标签,十分令人遗憾。

  为什么不是从史实出发,就历史而探讨,一定要扯到民族感情、爱国主义,非要象法庭辩论一样呢?

  关于爱国与焚毁圆明园—答西北望兄

  送交者: 愚人 于 May 14, 2002 09:18:43:[新观察/xgc2000.net]

  拜读西北望兄的大帖,谨奉教,深有所悟,谈点感想,倘有不对,望赐教。

  西北望兄谈到“爱国”,并由爱国引伸出圆明园焚毁一事。西北望兄说,百年来,中国受列强凌辱多矣,于是就深深地受到挫折感,变为爱国的极端行动和行为,此种行动或行为对增强各国人民的交流和中国的开放并无好处。西北望兄,如果我没有记错,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吧?(我因最近白天太忙,没时间回你的帖,晚上家里计算机又不能上网,也就只能凭记忆把你大致的意思靠回忆写下来)。在这点上,我和你一样,反对极端的,政治化的爱国,这从我三年来在坛上的帖子里可以看出。

  这就涉及到爱国一词怎么看的问题。爱国一词,对中国来说,本来是褒义,其实,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这词本来也是一个褒义。后来,因为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挑起者,都用“爱国”来鼓动人民,特别是第一次大战里,参加大战的欧洲国家都用“爱国”来鼓动人民积极投入,实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当炮灰,所以列宁坚决反对当时的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议会为爱国而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打仗,并提出了“工人阶级无祖国”口号,号召各国工人阶级不支持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反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政府。

  这样一来,爱国这个词就渐渐染上了贬意,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闪光了。

  又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苏维埃国家也建立起来了,苏维埃,即 “工农兵”,这个词放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想要告诉世人:他们要建立的国家,是不得已而暂时的国家,只是一个基地,将来是要把全球都包进去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约也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他们也把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还外加了“中华”二字,大约是鉴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太强,如果直称瑞金政权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分部,恐不利于争取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而国民党正相反,它打出了爱国的旗子,因而被西方称之为“国家主义者”,事实证明了,虽然“爱国”一词已经被民初各国左倾思想界批判得有些臭了,但爱国在大多数国人,甚至西方一般民众里还有市场,老蒋祭起了爱国还真能唬住人,要不是日本人入侵,不知道共产党的“苏维埃”还能唱多久?要不,两次世界大战如何能假以“民意”而挑起?

  日本人一来,就把事情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在,蒋是当家人,俗话说,当家三年,狗都嫌。你既然是当家人,现在外面有人打进来了,你作为家长,有责任把家看好。而共产党人这时候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也逐渐收敛了苏维埃的叫法。大敌当前,再奢谈什么“试看他日之世界,必是赤化之环球”并没有多大意义。于是,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反被共产党举起来。在国际上,当德国入侵使俄国危在旦夕之时,苏联也举起了爱国主义这面旗帜。

  其实,在我看来,爱国这个词只是代表一个特定时间的一群人,为特定的利益或者特定的文化信念凝聚的一个术语。西方当局也不是绝对不用爱国主义的,例如,1950年代的卢森堡夫妇盗窃美国的原子弹秘密一案,在宣传上就有爱国的字眼,以至酿成麦卡锡事件。又例如,1960年代的美国登月计划里,就有爱国主义的鼓动。当然,利用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来把本国建设搞得好些,利用爱国主义来保护民族文化的成果,这并不算错。因此,我们不一般地看待政治当局的爱国主义宣传,要看它用到哪里。例如,在拙著《南宋末四川军民抵抗蒙古入侵及其意义》里,南宋当局就是用爱国主义来号召抵抗蒙古的入侵,抵抗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摧残,这至少不是坏的。否则,如果连这点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我们如何谈历史?如何评价历史?都像某些人那样,一切都站在现在的西方立场上评论是非;或者对同样性质的两个不同事件,用不同的标准,何以服人?

  不是说,西方的立场不对,而是说,对的时候就要肯定,不对的时候,就要否定,这才是公正地站在历史的角度评论是非,例如,对圆明园的焚毁就是这样的历史事件。

  有人说:西方人民就不会被“爱国”而蛊惑,他们是理性的。我说,这得有个过程,前面已经说了,两次世界大战之挑起,就是在“爱国”的口号下干出来的。

  有人又说,现在没有这样的事了,真的吗?我不相信人类进化得这么快,接受教训这么快?比如说,前一阵子闹911,我就看见美国的舆论鼓吹“爱国”,当然,反对恐怖主义是对的,但为什么要把它硬加在爱国上去呢?我这里并未指斥美国人民的爱国,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反例,来说明西方国家人民的进化还没有到某些人讴歌的那样的程度。

  有人可能又会说,西方的爱国是正当的,中国的爱国是非正当的。那么我问:何谓“正当”?谁来定的。这就回到我们对圆明园焚毁一事的讨论上,我想,这个坛上大多数人对圆明园焚毁究竟是谁干的,或者主要是谁干的并无异议,异议主要在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对不对?我没有看见公然有人说焚毁圆明园是对的,是正义的行为。分歧的关键在,一方说:焚毁圆明园是不得已的,是对清政府有意破坏国际公法的惩罚;而另一方(本人在内)认为,不管清政府是不是破坏了国际公法,焚毁圆明园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文明成果的破坏,就应该受到谴责。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比如有人杀了人,犯了法,我想现今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把这个人抓起来绳之以法,而不会同意对方家里的人明火执仗把那家人的房子烧了。可能有人会说:清国不懂国际法,不遵守国际法,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教训它,使它懂得不遵守国际法的严重后果,这些人或者不好说出口,心里大约是这样说的,这当然和当日联军的司令说的意思是一致的。

  然而,难道当日就没有别的办法使清帝屈服吗?比方说长期驻军北京,就像后来庚子之乱一样,为什么就非要烧毁圆明园?而且为什么不事先向清政府提出警告?打个招呼,所以美国历史学家也感到困惑;为什么要在中国军队停止抵抗以后,才下令烧毁?所以说,所谓“不得已”,并非很“不得已”。

  因此,两件事:一件事是清政府拷掠英国使节,破坏国际公约;另一件事是英法联军抢劫并焚毁圆明园,不得混淆在一起,各是各,都有责任。绝不能用前者来推脱后者。当然,在考虑前者对后者的原因时要顾及到,这就是我的立场,在拙文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下面答猪头书生的帖里又再一次强调,希望西北望兄能理解。

  又有人说,没有火烧圆明园,中国就不会开放。对这一条,我不这样看,开放总会进行的,时间上迟早一些而已。一两件火烧、焚毁并不能能解决制度上的僵硬和几千年的固有观念。反而烧了圆明园,会制造更多的仇恨,阻碍开放。就像前面说的,你把他家的房子烧了,你想乘此机会让他家的人学规矩一点,可能适得其反,这样做,只能使他家的人更恨你了,冤冤相报,何时得了?而且烧毁圆明园本身,就是在向人类文明挑战。

  有人说,烧毁圆明园是过去的事了,你现在提出来,是迎合官方的民族主义宣传,因而是官方的辩护人。非也!我早说了,我澄清火烧圆明园的事实,不是在和西方算老账,勿宁说想告诫西方当代领导人,希望他们要比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更加尊重文化,不仅要尊重、热爱自己目前暂时占优势的文化,也要尊重其他民族的,可能占弱势的文化。因为,文化无优劣之分,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百花园里曾经盛开过的花朵。

  我不相信,揭露圆明园焚烧真相,就是破坏各国人民友谊。如果那样说,为什么西方现在还在把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当成文艺作品里的靶子打?难道他们就不怕阻碍德日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感情交流了吗?我相信世界人民,当然还有中国人民,并不因为揭露过去的罪行,就会更加对立,反而可以通过这些罪行的揭露,使得大众更加珍惜文明成果。事实上,拙文里已经指出:国人也要对彻底破坏圆明园负一半的责任,如果西北望兄不知道我说的,烦请你退回去看拙文的第五节。我相信,通过对圆明园焚毁历史的梳理,使国人看清文明成果来之不易,即使将来不幸发生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只能会使中国士兵像爱护自家的宝物那样,爱护别国的文明果实,因为,有句古话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最后,再回到前面谈到的爱国上面。我以为,只要爱国不以破坏其他国家为目的,不是宣传沙文主义。这就犹如爱自己的家,只要不因为为爱家而侵犯别人家的利益,这样的爱家何罪只有?同样地,这样的爱国何罪之有?

  爱国是一个含义十分深入,也容易引起误解的词。普通人说的爱国,往往与自己曾经生活的那一片土地,那里的乡情,那片土地上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甚至生活习惯联系起来。只有政治集团,才把爱国和他们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但这,丝毫不可和普通人的爱国概念混淆,这个道理,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的著作《明夷待访录》里已经讲到了,用不着我再来唠叨。

  关于火烧圆明园的另外一些补正

  送交者: 猪头书生 于 May 14, 2002 13:05:51:[新观察/xgc2000.net]

  首先,俺再次觉得,愚施主文章中那些“罪行”、“猖狂”等字眼,实在是大可不比,这都是古人道德遗风,也让人想起国共两党的文宣。其实,读者自己心里会有判断的。你不说“猖狂”,写到点子上,他心里也会冒出“猖狂”二字。如果作者善于貌似客观地引导,自己见事说事,平铺直叙,却让读者内心喊出“猖狂”二字,这岂不是比自己跳出来呐喊更胜一筹?

  这是俺的真心想法,希望贤者能纳忠言,也希望东土文风能够改进改进。

  关于火烧圆明园,愚施主提到联军猛扑圆明园,似乎是为了生擒皇帝,这似与史不符。八里桥战斗失败后,皇室既已逃往承德,离联军二度总攻,有十来天的距离。联军攻击路线是自东郊而西进,而圆明园驻有重兵,双方在城郊交战,联军是在追击过程中杀进这座皇家园林的。而那个时候,皇室早就离开了。

  另外,关于联军进犯北京的起因,是因为清室悔约,拒绝接受“天津条约”,而列强自然也趁机想再谋取更多的好处,索性进攻帝都。

  天津大沽口曾被联军攻战,因逼朝廷签订《天津条约》,英法撤出。僧格林沁大沽口伏击战时,实际上皇帝已经拒绝批准条约了,而英法也准备二度采取军事手段威逼朝廷。大沽口受伏击后,英法正式向清帝国宣战。

  关于拒签《天津条约》一事,也有值得提出的。现在的说法,这些条约都是丧权辱国,此说当然不错,但是既然是历史阐述,要回到当时情况下的历史细节。

  《天津条约》最让朝廷难以接受的,不是什么赔款和开放口岸,而是各国使节以平等国身份常驻京师。这关心到东土传统的外交观。

  东土自古以“中国”自居,普天之下,莫为王臣。对难以驯服的蛮夷,可才羁靡之策,嫁女儿,赐岁币,许通商。使臣来朝以及外贸行为,都纳入进贡体系。因此,西洋列强所要的开放口岸以及战争赔款,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朝廷都可答应,这没有突破传统的“夷务”观。能剿则剿,对方船坚炮利,就采取怀柔政策,赏他们些银子,许其口岸通商。

  然而,英法等国要求在北京设大使馆,这对***体制是颠覆性挑战。过去的使臣,是临时来朝,住在皇家馆驿,进见皇帝时要三跪九叩,给皇帝送礼,然后皇帝也有丰厚赏赐,带着这些货物,辞别京城。但是洋人却要常驻,而且要有面君之权,且拒绝以番属身份跪拜。

  咸丰皇帝认为,这有损天子威仪,拒绝签约,为了避免争端,朝廷宁可多赔洋人银子,比如加大关税优惠,希望洋人能够收了里子,留点面子给***。谁知洋人不比古代的番邦,里子要,面子也要,一定要遣使进京,常驻不走。

  清帝国觉得洋人不知礼数,不通教化,蛮夷滋事,抚剿两难;而同样,洋人则认为这个古老帝国不懂现代文明,要武力教训。连马克思都说东土是半文明国家。

  联军进犯北京,火烧皇家园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在军事失败,圆明园失守,联军旗帜插上北京城墙后,主谈的恭亲王仍拒绝和“蛮夷”打交道,英法懊恼,随后下令焚园。朝廷震惊。数日后,恭亲王亲自与英法公使在礼部衙门(而不是理蕃院)签订和约,除了割地等屈辱条款外,还特别规定官方文件不许称外国人为“夷人”。

  这是东土现代外交发展中的里程碑事件。(这里的里程碑,哪是中性表达)

  此战之后,恭亲王成为洋务改革运动的赞助人,成了“鬼子六”,但是洋务运动也随后兴起。朝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南北洋通商大臣(但是总理衙门被定为临时机构,在礼部大堂之外另设办公地点。) 列强支持朝廷平判,各大使出席同治登记典礼,洋务派在各地练兵办工厂,出现“同治中兴”。此后,除中法因越南问题有过冲突,另外和新起的日本因朝鲜问题而大战一场之外,中外关系基本平稳,当然,这也是列强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势力不断恃强穿透东土的时期,最后激起民间排外和朝廷保守力量大反弹,乃有义和团事件,这已是后话。

  由于同治年幼,朝廷有理由不让外国使节进见,因此常年避免了礼仪之争。同治皇帝成人后,见面已难避免,终于答应以鞠躬代替下跪和磕头,接见英法等多国使臣,但是一开始是接见番属的紫光阁,到1894年光绪皇帝在文华殿接见法国使节,才彻底打破***观。不过,这也都是后话了。

  总之,火烧圆明园事件,在东土宏观外交发展史上的催化性和分水岭式的作用,也应该理性和明确的写出来,否则视野实在太局限。至于道德评判,乃是“第二步”的。对某些头脑很热的义士,俺从来不抱指望,但是希望有心人,不要以为俺有是在“赞美”、“辩护”帝国主义云云。

  俺学问没有,又身在异地,没有学术资料,只能随想随打。

  从网上查得的资料

  送交者: 转转转 于 May 14, 2002 14:39:08:[新观察/xgc2000.net]

  回答: 何罪之有? 由 注注 于 May 14, 2002 13:45:58:

  一、

  到底死了多少人,是死於处决还是死於狱卒,甚至,到底死没死人,说法不一。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说“26人被处死”(280页)。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说“20人死亡”(74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说“死了20人”(146页)。张玉法《中国近现代史》说“备受虐待,死亡过半”(台北华东书局1979年版54页)。李守孔《中国近代史》说“备受虐待,死者五人”(台北学生书局1958年版)。柏扬《中国人史纲》也说死了五人。然而, 中国大陆出版的著作,如周一良等《中国历史通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只字不提死人一节;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史新编》、黄山书社《中国近代史》连英法谈判团被囚禁一节也不提;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国通史纲要(近代部分)》甚至说英法拒绝和谈( 年版66页)。

  二、

  僧格林沁也上奏说:“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礼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初五、初六等日,复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空,寸心如割,即马步官兵无不愤恨。”(《第二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三、(摘自台湾国中教材)

  第二次英法联军

  四国军舰撤走之後,咸丰皇帝命令沿白河两岸筑炮台,加修防御工事,等明年,英法等国来换约时,若再以兵舰进入内河,就予以严惩。

  咸丰九年,英任命《普鲁士》、法任命《布尔布隆》为换约专使前来中国,率领了军舰十余艘,军队一千多人前来换约,当时中国限制仅能由北塘登陆,不许通过白河,英法军舰不听迳行炸毁大沽口所设障碍铁 ,强行驶入白河,发炮向两岸轰击,中国早有防备,炮台守军还击,因英舰轻估中国力量,且接近炮台,竟被击沈军舰四艘,重创六艘,兵军死三百余人,法军死十六人,残余舰只赖美舰救援,才能退出。美因照中国规定由北塘登陆,得互换约文。

  白河冲突其过不在中国,若英、法目的仅在到京换约,自可改从北塘上岸,何必以重兵相随。大沽为中国海口,中国自有设防的权力,未必专对英、法两国,是以英国损兵折将,实在是咎由自取。所以消息传至伦敦,英国多数议员斥责英将轻率好事,英人实无航行白河的权力。但英国首相<<巴麦尊>>却藉机扩大事端,争取更多权益,坚持武力解决,而主战派亦从中怂恿,所以战事再起。

  咸丰十年,英法军会师中国,闰三月,占领舟山,六月英法军在北塘登陆,继而攻占大沽,七月初又占领天津,英国<<巴夏礼>>要求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赔款增至八百万两,公使带兵进京换约等项,并声明:如果有一款不准,即行带兵北犯。清文宗以为进京换约要先退兵,英方则坚持条款议定後,才能罢兵,相持不下,兵法联军又再出兵通州,中国只好与联军合议。清文宗咸丰皇帝以英人必欲以兵要胁,至为痛恨,命将巴夏礼等谈判人员三十九人拘留。当时清廷大臣多认为巴夏礼为主谋,又善用兵,擒住他将可扭转战局,乃将他押解至京师,囚刑部大狱。联军得知巴夏礼被关立即进攻,中国守军无法抵抗,清文宗偕后妃亲信大臣逃往热河,命恭亲王<<奕欣>>为钦差大臣,留在京都办理和局。联军攻进北京,得知巴夏礼等三十九人被拘後,二人被杀、十八人死於狱中,英欲对中国报复,於是下令纵火焚烧圆明园(位於北京西郊,是清高宗时兴建的行宫,规模宏大,综合了中西建筑艺术,极其华丽,收藏大量珍贵文物,英法联军之时被劫掠一空。)连续三天三夜,使得这经营百余年建筑宏丽、珍宝山集的名苑化为一片尖烬。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签订北京条约。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记述

  送交者: 转转转 于 May 14, 2002 21:24:28:[新观察/xgc2000.net]

  回答: 从网上查得的资料 由 转转转 于 May 14, 2002 14:39:08:

  额尔金现在依靠巴夏礼充当他的主要翻译和代表,正如他在1858 年曾经依靠李泰国扮演一个桀骜不驯的蛮夷的角色一样。善于从事持久谈判的桂良和其他北京使臣来到天津议和,但清廷一如既往力图顽固地维护朝贡制度的基本规定,提出外国使节(即使他带有四百名警卫)也必须由清政府护送至京,并按照清廷制度给他们安排住宿和供应。在谈判的同时,联军拒绝停止进军,也拒绝考虑任何条件,直到他们到达北京以东十几英里外的运河终点通州为止。在通州,代替桂良在9 月17 日同巴夏礼进行谈判的满族亲王(怡亲王载垣)发现,联军要求清帝接见,以便交换条约批准书。此时联军也发觉,僧格林沁的部队已经准备了一次伏击,因此就向他们发动进攻。这样,9 月18 日谈判破裂。巴夏礼及其一行(二十五名英国人和十三名法国人)一同被扣留,并铐押收监。9 月21 日,联军部队再一次打败清军,逼近北京。第二天,清帝逃出长城前往热河,留下他的兄弟恭亲王来收拾残局。

  巴夏礼被扣押三个星期,受到压力,但实际上并未受到拷问,而额尔金和葛罗却迫于形势,在等待天津运来弹药。因为现年三十二岁的巴夏礼有两年半时间曾经是广州政府里的首要洋人,所以北京的顽固抵抗者自然要把他视为有权势的头子而奇货可居。他们派遣早年在广州和巴夏礼同事的海关监督恒祺每天对他进行劝说。远在热河的清帝下令要处决人质,但在这一紧要关头恒祺却把巴夏礼和其他十二个人统予释放。其余的人被处死,于是额尔金和葛罗决定亲自对清帝进行示威性的惩罚:他们烧毁了已被外国军队抢掠一空的北京城西北的离宫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的一点杂碎

  送交者: 猪头书生 于 May 14, 2002 20:26:19:[新观察/xgc2000.net]

  俺无力查资料,到书店里翻了翻,所得不多,补充点“准细节”。

  被杀的使团成员,应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是巴礼夏等人的随行人员,似也包括军人。死者中英国13人,法国8人。获释回来的,也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子了。

  另英使额尔京勋爵在下令烧园之前,曾给恭亲王最后通牒,有两大条件:要求给英国死者赔偿白银30万两,并拆毁圆明园!还句话说,英人要求朝廷自己来拆这座宫殿群!

  但是,双方那时没有直接会面,谈判如同扯皮,而英人则在最后期限达到之前,先下令烧园。烧园行为,即使在洋人中间也有争议,可见额尔京的狂怒程度。

  另外,英法军队在安定门插旗,似属停战协定一部份,象征两国占领京城,但是并不长驱直入。

  当时包括额尔京在内,确实有捣毁紫禁城,废除清室,转而扶立南京的太平天国叛乱领袖为帝的议论。如果这样,中国将陷入分裂,满族势力退到北方,蒙古可能分离,而中央和江南地区则有太平天国或某被洋兵扶持的新王统治,中国本土为英国势力范围,满蒙地区则在俄羽翼之下。不过,这些都是未成形的议论。伦敦的最高指示是承认中国皇帝和主权,不得捣毁皇宫。

  顺便再扯远一点。当时英法二度开战,是因为天津条约争议。咸丰不愿意洋使常驻京师,别的条件好商量,但是这条万不答应。订约时的大臣(桂良?)事先也没和皇上商量,先来个一纸退敌兵再说。后来见龙颜不悦,就跟皇上说,那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已把洋人兵船哄走,倘再来吵嚷,再与之周旋不迟。后洋人要来换约,便让他们去已开放的上海,而洋使执意要来京城,随后便是那一系列冲突。

  这里顺便借题发挥,扯一扯道德文章危害人对现实的认识的问题。在处理事实时,道德文章不仅掩盖事实,有时也会影响阅读者乃至写作者本人对事实的人士。火烧圆明园前的朝廷文书往来,就是一例。那时东土仍坚持***观念,洋人文书,翻译成中文时,皆以番邦和下属语气致信上级和大皇帝。这时,你可以说是那套道德观限制了文风,但是也可以说,与此同时,这种文风又强化了这种道德观,使当事者对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无法认识清楚。

  比如咸丰派人告诉夷人,你们要派使臣常驻的请求,万难准许,朕宁可免收尔等诸夷的关税,你看如何?洋人不答应,但是反馈到皇帝那里的信息是:夷人贪性求赏,免收关税,乃是使夷商受恩,而夷酋并无益处,故此不从。等等等等。这种符合传统道德标准,黑白分明,上下有序的话语方式,一方面反映当事者对事实的无知,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束缚了视野,加剧了这种无知?

  由火烧圆明园事件前的“夷务”而变为“洋务”,后来又成了“外务”、“外交”,这即使是话语方式的改变,也是思维方式的改变。

  再补正

  送交者: 猪头书生 于 May 14, 2002 22:18:05:[新观察/xgc2000.net]

  回答: 火烧圆明园的一点杂碎 由 猪头书生 于 May 14, 2002 20:26:19:

  又看了看愚施主的大作,里面道德词句仍嫌太多,实在是以词害意也。一 片上好猪心肠,请别误做驴肝肺。

  里面天津条约要求派使常驻,成为皇帝最大障碍,因而纠纷再起,乃有二犯京城之举,愚施主没有提到,俺已经补上。

  另外,“美舰虽然也加入军事进攻,但是未能挽回败局”云云,似也有些想当然。大可不必这样写法。美舰基本保持中立,但是终于偏袒英舰,施行了抢救伤员等行动。使用“军事进攻,挽回败局”等等措辞,俺觉得又有些以词害意了。美国使节答应按照清朝制定线路进京,而清庭也认为美国水师保持中立,这些都反映在官方文书中。海军舰只见英舰有难,临危施以援手,帮助撤退。

  确切与平和的说法,应该是英人执意要走白河,因见白河已设下障碍,便派兵自行清除,有小股部队上岸。随后大沽口炮台还击,英兵伤亡惨重,败走。不过,那时的英国兵以海军为主,是换约的武装船,兵力并不雄厚。

  关于额尔京勋绝勒令清室为被拘死的英国人赔偿白银以及要求清朝拆毁圆明园的最后通牒,可见恭亲王给皇上的奏章。法国使臣的通牒也要求为死者赔款,但是没有要清室烧园子。

  可见把园子烧毁,是英国的决策。而动机就是报复使臣被拘和被杀。同时,当时虽以停火,洋使却不见不到恭亲王,谈判犹如扯皮,无法签约,十分懊恼。烧园令,是在这种情况下宣布的。

  另外,俺觉得,不能把乱民和洋兵的抢劫行动和后来的火烧圆明园相提并论。前者是战乱中行为,且宫殿群的建筑主体仍在,而后者是有组织、有目的和政治性的彻底毁坏。

  总之,俺觉得有必要提及东土人自己的趁火打劫,但是其意义和破坏性和“火烧”圆明园不可同日而语。后者要严重得多。但是即使如此,俺也反对有道德语言和起诉语言去谈历史。---又罗唆了。

  关于圆明园的讨论

  送交者: 易大旗 于 May 14, 2002 04:37:48:[新观察/xgc2000.net]

  关于圆明园的讨论

  易大旗

  近期事忙,甚少来新记上帖,却不时来读诸位的高文。这周末没上网,岂料关于愚人兄“圆明园文”的讨论十分热闹。便要来插几句。

  关于圆明园的“集体记忆”,我和化鹏网友一样,是被“政治符号化”的,总是下意识地和八国联军往一块拉扯。去年911之后,我在国内论坛关天茶舍上了一组《911随想》系列,那个特定时段,关天茶舍之“爱国侠客”啸聚于斯,弹冠相庆,纵情狂欢,我的帖子多少败了他们的兴,于是有很多的质问乃至咒骂,我写了一帖《塔利班、义和团及其他----简复网友》,那是随想随写的回复帖,其中提到圆明园,我便有“八国联军”之误。我依稀记得有龚公子这一笔,却不记得他叫龚半伦。以下是从这个回复帖摘出的段落: 

       //关于义和团,我多说几句。十九世纪末,中国农村趋于凋敝,出现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社会矛盾迅速加剧。一个叫义和拳的组织首先在山东现世,它其实就是白莲教的一支。他们之贫穷和丧失祖田的愤怒,需要一个假想的发泄对象,这有两个候选对象,一是清王朝,二是洋人,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盛传洋教堂办的慈善医药、孤儿育婴室里修女挖婴儿的心肝和病人的眼睛……这是夕阳残照的一种文化价值对西方事物与观念的本能反抗。他们开始袭击和杀戮中国教民,当时山东巡抚毓贤一位是在反戊戌变法中最顽固的保守派干将,他支持义和拳的血腥恐怖,给他们匡正口号为“扶清灭洋”,并正式易名为“义和团”。义和拳民原还不便造次,这下就放开手屠杀洋人传教士。招来西方抗议,毓贤被免职进井,改由袁世凯任山东巡抚,袁的新军弹压拳民,禁止滥杀华洋教士教民,并把义和拳头领朱红灯处决。拳民于是大批流入河北。这时,毓贤在北京对慈禧太后说义和团忠肝义胆,对付洋人如何了得,吞符念咒,刀枪不入。此刻光绪皇帝已被软禁,慈禧正要把另一宗室子弟扶为皇帝,但西方各国对维新失败的光绪颇有好感,故此册立这个“皇太子”的仪式,尽管慈禧太后已照会了西方各国使馆,却没有一个使节进宫贺礼。而这时康有为、梁启超已逃亡日本,转为保皇派----即保光绪。变法失败后的清政府,正是保守势力最强大的时候,掌握朝政的大学士徐桐和刚毅(刑部尚书)都主张倚重义和团,不惜与洋人一战。这是行将没落的大帝国及儒家文明与西方政治、文化价值的最后决战。义和团在保定集体屠杀维修铁路的洋人,西方提出交涉时,慈禧以行动回答,把义和团召进北京,她在紫禁城亲自接见义和团“大师兄”曹福田,曹信誓旦旦,保证义和团的奇门遁甲可灭尽洋人。而这时那个“皇太子”在紫禁城中终日穿着义和团的行头,念着拳坛咒语,自封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其后义和团的偶像和女领袖黄莲圣母也吹吹打打地进入北京,清朝高官跪叩于下,黄莲圣母说她能引一把天火,烧死洋人。关于这个女巫,记得香港导演徐克有部电影,不知是否叫《白莲教》,也许斑竹王怡记得。这部电影说明在大陆以外的中国人对义和团地位的评判,和现时中国官方钦定的历史完全不一样。

       义和团的庚子之乱蔓延整个华北,杀洋鬼子、二毛子(中国教民)杀得不亦乐乎,散居于民间的西方传教士、工程师几乎无一幸免,连妇孺也遭杀戮。西方使馆一片风声鹤唳,而这时清政府已决定用军队和义和团联手拔掉西方使馆这堆贻害中华帝国的毒瘤了。五月15日,日本使馆秘书在火车站被清军(荣毅的武卫军)刺杀;5月24日,德国公使克拉德在前往清政府外交部交涉时被清军虎神营枪杀。次日,清朝就下诏书对世界上面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宣战----旋即拉开了攻打西方使馆的战幕。

       战争的结局不问而知,那就是八国联军和“庚子赔款”的由来。这亦是以“民族主义救中国”的最荒诞、最悲惨和最沉痛的一章恨史。

       还需附一笔,历史不是李翰祥的演义化电影《火烧圆明园》,圆明园不是八国联军烧掉的,是龚自珍的儿子领头带人放火焚毁的。指出这点绝非掩饰八国联军的抢掠恶行,而是想让那些“爱国童智”明白,当时的中国从政治制度到道德伦理已溃烂到一种什么境地。所谓“疯狂地驶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加诸以清王朝是不是比用在塔利班身上更贴切?//

  以上这个帖子在关天茶舍贴出,国内一些网友提出到底是谁“火烧圆明园”的质询。我手头没有相关史料,正好看到愚人兄在新文化提及龚公子和圆明园的问题,便请他写篇文章,愚人当时尚未回国,提到龚公子也是凭记忆,后来他回国了,我多次在新文化跟帖催问,后又通过注注、庄稼人二兄催问文章杀青未曾,愚人虽忙,却一诺千金,挑灯著文,这便是《圆明园焚毁前后事略》的由来。

  我和愚人兄音书不达,是注注网友雁足传书,通过海南天涯社区把文章辗转送到我的信箱里,我先睹为快,曾向注注转达建议,希望文章先行发表,我再转贴。愚人兄却已在新记贴出,我便把此文转贴于天涯的《闲闲书话》分坛(之所以不贴关天茶舍,那是因为当初国内网友中主要的质疑者他不再现身“茶舍”,只在“书话”活动,另外注注也在“书话”。),总算给了国内网友一个答复,在此再次感谢愚人大兄!

  (愚人文中好象有个字眼用BIG码----譬如人名,所以转贴时有个别乱码,抱歉。)

  猪头书生的批评立论,诚然有他自己的广角视野和观点。但愚人的题目很清楚,就是“圆明园焚毁前后事略”,我绝对相信他写得公正翔实,被“略”掉的也不多。尽管他的结论与我当初告诉国内网友的说词不一样,但以他为文之严谨和所依托的多种中西史料,我完全接受他的结论。

  我想,猪头说的是应该是另一个题目,就那一历史母题而论,我是倾向于认同猪头书生的观点的。不过,猪头的“控告”、“辩护”、“主犯”、“从犯”之类的佐料式话语文不对题,好象先来对商榷的一方作道德假设,大有不妥。

  然而,猪头的确可以就他那个命题去展开,那应该是一个好视点和一篇好文章。

标签: 火烧圆明园的凶手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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