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绝人寰的细菌战
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
疫情概况
1940年10月27日晨约7时，天色阴霾，一架单翼日机入侵宁波城区上空，散布荒谬传单。传单上画着日、德、意国旗和有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还说什么“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等谎言。散布传单后，该机向西逸去。
那天下午2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撒下大量面粉、麦粒。这时，市中心开明街一带上空顿呈淡黄色云雾样一片。日机过后，当地居民就发现跳蚤骤多，红红的颜色，种类亦异。后来，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鼠疫试验者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菌的疫蚤。而鼠疫试验者的来源，则是日本731细菌战部队在我国哈尔滨市郊外的实验场所，将鼠疫杆菌注入中国平民体内所造成的人为鼠疫患者(被折磨染疫而牺牲的达3千余人之多)。该部队的支队又遍布我国各地，例如，而京中华门内的旁边，就设有荣1644部队(即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亦称“多摩部队”)，也是一个研制毒菌，设立细菌工厂，培育疫蚤的基地。据日本战犯供认，在宁波空投的一批黑色疫魔，就是以荣1644部队作为出击地的。细菌战主犯石井四郎，就是荣1644部队的第一任部队长。
时隔2天，就有人染疫发病。30日晚，开明街口的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俩首先暴死。接着，隔壁的开明街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以及中山东路的元泰酒店，宝昌祥服装店，还有东后街一带，相继死人，至11月3日，已死亡16人。次日又死7人，一天后，再死20人。以致抡天呼地的哀号声此伏彼起，丧服裹身者比比皆是，愁云惨雾，骇人听闻。天公似乎也悲怒而落泪。在干旱季节，即日寇投毒后的当晚，意外地下了一场雨，把麦粒和疫蚤等从屋瓦上冲洗下来，漂浮于住户的露天水缸水面上，免使疫蚤外逸。未几，有的从水缸旁的石板缝里长出了麦苗，成为细菌战的见证。
鄞县防疫处工务组掩埋队工作情形
据查证，在这场人为的鼠疫中，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达106人。其中，宝昌祥户主蒋阿宝及其家属、职工共15人，死14人，仅幸存1人，全家死绝的有12户，计45人。这些死者绝大多数被深埋于南郊老龙湾的土地。
11月30日晚，国民党当局决定：将开明街以东，北太平巷以西，中山东路以南，开明巷以北的5000余平方米疫区内的115户，137间房屋，在省府当局(派卫生处长陈万里为代表)和专署(专员徐箴)监视下焚毁，在宁波市中心留下的这一片废墟(直至六十年代后期)，人们称之为“鼠疫场”——就是日本侵略军在宁波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病源的证实
开明街暴死事件发生后，患者纷纷去医院求治。起初，被误诊为恶性疟疾或横痃。据当时华美医院(今宁波第二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提供：“余曾经诊视一患此疫症之8岁孩童，最初由某医院诊视，因其头痛畏寒，以为恶性疟疾。当打奎宁针两支未见效，至余处求诊，亦以为恶性疟疾，经注射奎宁针一支，亦未见愈。后发现喉间(颈部)淋巴(结)肿胀，知其实系鼠疫，现该孩业已死亡”云(《时事公报》1940年11月3日)。
作为天字第一号传染病——鼠疫的确诊和宣布，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医师都懂得其责任之重大，都懂得必须慎而又慎的。丁立成医师发表“实系鼠疫”的谈话，决不仅仅“发现喉间(颈部)巴结肿胀”而已，他最早已从东后街167号患者王仁林(该患者死于10月31日)身上作淋巴腺穿刺液涂片，经美兰染色镜检，找到两端染色较深，肥大短小的革兰氏阴性杆菌。这种杆菌，当然就是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所以敢于及时发表了“实系鼠疫”的谈话。但是，细菌学的检定(尤为鼠疫杆菌之类)，决不能仅以细菌形态学所能确定的。于11月3日，丁立成医师又从抵华美医院求治的一疑似鼠疫患者俞元德(男，16岁，住东后街)身上抽取血液和肿胀的淋巴腺穿刺液，交化验室技师许国芳(今宁波第--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分别注入两只豚鼠的腹股沟皮下，次日下午3时左右，发现两只豚鼠先后死亡，随即又在华美医院太平间对两鼠解剖，见脾脏肿大，有米粒状结节，粘液膜及内脏充血并呈溢血斑。将豚鼠淋巴腺穿刺液与血液涂片后美兰染色镜检，见到无数的两端染色较深，肥大短小的鼠疫杆菌。再将豚鼠淋巴腺穿刺液和血液作细菌培养，又得阳性结果。这是最早用鼠疫细菌学常规检验程序确诊的鼠疫患者。随后，培养物送省卫生处(当时在永康县方岩)，经吴昌丰技正将培养所得杆菌复核，亚作血清学凝集反应，亦得阳性结果，至此，鼠疫确诊无疑。
所以，这次鼠疫惨祸的病原体，在10月30日前后，就由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在病人王仁林肿胀的淋巴腺穿刺液经涂片染色镜检找到了;后于11月4日下午，又经鼠疫细菌学常规检验程序而确诊了。
据当时在鄞县中心医院任职的孙金铭医师回忆;最早由他在诊治中心医院职工武顺泉的父亲武春元(男，67岁，在东大路256号开设上海书屋)时，认为患有鼠疫可能性，就抽血涂片染色(经姬姆萨氏染色——笔者查证)镜检，见到鼠疫杆菌，又把血片送省卫生处鉴定，被正式确定。然武春元死于11月11日(时事公报12日报道);从血液中见到的鼠疫杆菌，属败血型鼠疫无疑。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患者存活期不长，与国民党中央卫生署卫生防疫处长容启荣《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的、武春元染疫于11月9日吻合。所以，最早确诊鼠疫者是华美医院院长于立成医师。
而孙金铭医师对鼠疫的临床诊断亦作出了贡献。那是11月1日下午，在县东镇镇长毛稼笙报请下，鄞县卫生院张方庆院长带领医务人员赴疫区调查，发现患者5人，择症状较轻者2人去中心医院检华，经孙金铭、周尧恒医师查，发现患者具显著的鼠疫症状，当即向县府作了报告。
二次大战结束，1949年12月的伯力军事法庭上，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军医中佐招供：“我曾见到过1940年731部队的派遣队到中国中部活动情况的秘密映画：飞机仓装载一些特殊容器，在飞机机翼下安装了播散器，把内盛染菌鼠蚤的特殊容器放入播撤器中，然后飞机升空向目标飞去。接着，就出现了中国军队在移动和农村等场面。从机翼下冒出烟雾来，表明已经播撒了鼠蚤。飞机回来，银幕上便映出“作战终了”字样。飞机着陆后，人员离机，最先出现的是石井四郎中将和碇常重少佐。消毒人员赶去消毒飞机。待“结束”两字出现后，就映出中国报纸和日文翻译，说明在宁波突然暴发了鼠疫。最后映出中国的卫生兵和医生前往疫区进行消毒处理。我看了“映画”以后，完全明白日军在宁波试用了细菌武器。
731部队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亦供认，是他奉命将杀人细菌装入特殊容器的，再由远征队带走。按地理条件，选择南京的多摩部队(荣1644部队)作为出击基地，细菌在那里培育，投飞机也从南京出发。这次宁波投下的毒物有疫蚤5公斤。美籍新闻记者约翰·巴维尔也曾揭露：“日军在中国城市宁波进行了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当时我正好住在宁波，日军实地进行细菌战的直接后果是，使无数的中国人如蝼蚁般惨遭杀害”。
宁波开明街口现竖起的“侵华日军鼠疫细菌战遗址纪念碑”
总之，不管是疫情发生的经过，病原体的确诊，还是日本战犯的招供，1940年以宁波开明街口为中心发生的这场瘟疫，是确诊无疑的鼠疫。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使用细菌生物武器而酿成的重大惨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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