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古代史:五代十国的乱世,赵匡胤夺权的谋略与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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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大志,没有大谋,还不能保证大志的实现;只有大志,而无能力与影响力,其大志只能是一枕黄粱。赵匡胤生在乱世,既有军事指挥与组织能力,又有政治上的远大志向,他的人生就只能是政治的人生,韬略的人生。赵匡胤用谋略来夺取帝位,这样的谋略,对历史有利,因此我们就要肯定他的大志与韬略,而不能简单采用儒家正统观念来批评他的所作所为。

  在古代我们皇权制度下,皇权交替是重大问题。皇权是世袭的,只有皇帝老子传给他的儿子,别人都不可来夺取,否则就叫算权是大逆不道。这就是儒家正统观念。但皇家系统的人,不能保证都是英明的,或是说都是符合人民愿的望,而英明的或符合人民愿望的人,如果不是皇家系统的人,他就根本没有取得帝位的资格。这样一个制度及其观念,是古人评价古代皇权转移的根本准则。

  但在现代的人看来,这个准则是极为不合理的,因为一个地方的领袖应该是英明的人,或者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人。如果在位的人不能达到这两条要求,就应该通过一个公正而公开的程序,进行权力的正常交接,有了这样正常而公正的交接制度,人们就不用花费心机运用谋略,搞阴谋诡计。但在古代没有这样一种制度,所以人们就要运用心机,策划谋略,来实现权力的交所以,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行动,是否合理与可否肯定,就不能墨守儒家陈规,而要看取得皇权的人,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否能促进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正确的评判标准。

  在皇权制度下,为获得权力,只有采取谋略手段,不能采取正常交接途径。谁是最好的统治者,谁最符合民众的心愿都无法用一项制度保证实现。从现实结果看,赵匡胤的统治相对是好的,比较宽容,不滥杀政治敌手,而是采取优厚待遇以消解政治纷争,从宋人的评论看,是欢迎赵匡胤称帝的。在这场谋略夺权的过程中,体现了赵匡胤的谋略之大和远。所谓的大,就是化大谋于无形,比如不用自己出面就把事情办好;所谓的远,就是防乱端于未萌,比如他上台之后的杯酒释兵权,对高级军事将领的及早防范。

  而从心理角度看,赵匡胤称帝完全符合人的正常心理。在郭威和柴荣当政时,他无野心,至少是没有行动的迹象因为郭威和柴荣都是英主,跟随此人也可以有事业之成。但郭威和柴荣过早伤去而让一个小孩子当天下的家,这就不能让赵匡胤这样心有大志的人心服口服。而且当时的形势也不是太平之世,一国之主不能幼弱,否则难以为继,所以赵匡胤要夺权,相信自己能把地方管好,这在一个有政治大目标的人来说,是完全正常的心理活动。再从世人之心来看,赵匡胤也是得人心的因为他有军功,是个人才,这是当时公认的,在郭威和柴荣当政时,人们还不会想到由赵匡胤出来掌权,但这两个英主一伤,一个孩子当政,人们也不放心,所以他们希望有能力的人出来掌权,把地方的事办好,人们的利益才有保障。

  出于这种心理,拥立赵匡胤为帝,也是合乎大多数人的愿望的。但碍于儒家正统观念和皇权制度的习惯,不能直接称帝,所以才要运用谋略以达到这一目的。实际上,兵变和黄袍加身,已经近乎不顾皇权而自行拥立了,在兵变和黄袍加身后,还是不符合规矩的,所以又有禅让,这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有些人如质等,虽然不能赞成赵匡胤的上台,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但也能顺乎时势,没有进行更大的反抗,其他掌权的人,绝大多数都顺从这一事变,少数人如韩通企图反抗,也被赵匡胤事先算计好而除掉,故这场不合乎正统观念的夺权行动能够顺利完成,而未遇到严重的障碍。这一切赵匡胤的谋划中都已仔细而全面地考虑进去了,所以他们才能果断地付实施。

  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血淋淋的武力夺取另一种是文绉的“禅让”。表面上看,二者是截然不同的转让方式,而实际上,都要理直气壮,都要有充足的理由,我们人从来不干没有堂皇理由的事。当然,禅让的背后要靠实力为基础,但它比公开动用武力杀数,显得要冠冕堂皇得多。在我们历史上,最早的禅让美谈是尧向舜的禅让,此后舜又禅让给禹,这是后来的政治阴谋家搞禅让闹剧的范例和依据。然而,后来的仿效,却与最初的一次,性质完全不同。黑格尔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都要出现两次。

  马克思补充说,所不同的是,第一次是以结局的形式出现,而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我们历史上的禅让事情正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它不只出现两次,而是多次登台上演。从西汉末年的王莽起,三国的曹丕,晋代的司马炎、桓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君主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北朝的高齐、宇文周,隋代的杨坚,唐代的李渊,五代时后梁的朱温,后周郭威,以及北宋的赵国胤,都先后成为禅让闹剧的主角。在尧舜时期,我们历史尚处于阶级社会之前,故禅让也许出于真心实意,因为那还是部落社会的正常现象,禹之后就成了“家天下”的局面,天子之权只传给自己的儿子,不再向所谓“贤者”禅让了。

  但后世不少想当皇帝的人,却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抢班夺权,所以还想利用所谓的“禅让”,以无可挑剔的姿态把皇权转移到自己手中。所谓篡权,在今天看来,并非篡权者必定为恶而应谴责,被篡权者必定为善而应予以同情,因为我们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簒权活动,簒与被簒的双方,都不过是争夺天子宝座,无论是谁上台就座,都不会使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改变,天下的老百姓,仍然是皇帝的子民,要为皇帝纳粮服役。用武力夺取皇位,我们人还可以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承认胜利者的权威,而用各种手段篡权的行为,在家天下的时代,则被视为莫大的罪行,所以想当皇帝的人,谁都不愿顶着这一黑帽子坐在皇帝的宝座上。

  如果把权力的转移美化成心甘情愿的禅让,就可免去千夫所指的结局,这就是那些导演禅让闹剧者的用心,这无疑是一种掩耳盗铃之计,但效果却是欲盖弥彰,让史家当作可笑的故事记录下来。对比起来,赵匡胤的禅让更具谋略色彩,他不是单纯的禅让,而是以兵变作充分的铺垫,然后才正式揭开禅让闹剧的大幕,以前人们只注意赵匡胤上台的陈桥兵变和黄袍加身,没有注意其后的禅让之剧。

  在小编看来其实,这是全部计划的两个部分,只有前者,还免不了篡权的恶评,只有再演出禅让的一幕,才能使赵匡胤心安理得地当上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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