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在没有正统的史书记载的前提下，大部分的记录来源于考古发掘。只有在文字正式成熟之后，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才得以有了能够皓首穷经的文献材料。夏朝并不是没有记录，在考古学文化里面的二里头文化。在年代上是与历史文献记载的夏朝在年代上大致是吻合的。
甲骨文是属于成熟的文字、目前出土的卜辞上的不能识辩出来的还有好多。关于夏时期的出土文字记录、基本上没有。古文字课上见的最早的是商的卜辞、周的青铜铭文、春秋战国的简牍。说来惭愧、这几种非专业根本认不出来、书写规则什么的与现在的差别很大。考古学上各个期段的划分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吧。一般从夏开始成为历史时期的考古，因为古代文献中有提到。能不能成为信史，不一定说是要有文字记录，一般说夏朝存在，核心问题在于它的都城在哪里?这种象征国家机器的政治中心如果确定。就可以将其确定为信史了文明起源是个比较宏大的主题吧。因为什么是文明的开端，以什么为标志，说法不一。文字?大型聚落都城的出现?私有观念的诞生?我记得上课的时候老师举过一个例子。学者们苦苦追寻文明的开端，仅仅只是一个类似于开国大典这样的一个节点，只要这个开国大典存在了，前面的不算文明，开国大典之后才算。这样一刀切，很不合适。因为文明是在不断冲突和融合中逐步演进的。路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如果非要找到这样一个节点来确定文明真正的诞生，那也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各有各的说法罢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说到三代的时候用到了“略推”，说明司马迁本人也不确定，不敢信誓旦旦的说三代存在。他只是走访民间，通过民间传说、风土人情来进行推断的。传说是人们对过去模糊的记忆。并不是说传说这个东西就是虚妄的，需要我们去验证。商王世系的确定，在殷墟为发掘出来之前，没人敢说它是信史吧。每年的考古新发现都有可能会将以往一些定论推翻。在考古材料和文献面前，我们只能说考古材料才是可以确认的。文献本来在传抄和记录中会有散佚。
商是奴隶制国家，在商之前，必然存在一个或几个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它或者叫夏，或者叫秋，或者叫东，或者叫春。也就是说原始社会大家平等，有个族长或者酋长，当时的社会是禅让制的或者是选举制的，比如说尧舜禹，就是当时原始社会的代表，类似尧舜禹这样的酋长，估计很多，他们是有名的代表。国家体制是没有的，部落是有的。后来这种制度被打破了，传说中被大禹打破了，因为随着原始社会发展，财产私有制出现了，于是禅让制或者选举制变成了继承制，继承者成为了部落的统治者，部落的其他人成为了被统治者，国家形态初步形成，雏形的国家成为了私有制的捍卫者。由于私有制的出现，原来的部落有了统治者，统治者世代相传，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需要发动战争，从战争中虏获的俘虏，成为了最初的奴隶，奴隶社会出现了。当私有制出现、部落里出现了统治者、贵族、奴隶以及平民等不同阶层的时候，专业的军队、法律的执行者、交易的维护者等等就都相继出现了，国家制度的形成具备了基础，因为国家机器都出现了。于是奴隶制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叫春夏秋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的发展必然要经过这一环节，否则历史的发展是断裂的。
也许夏不在中原，从商墓葬里还没有发现有关夏记载。夏的历史是由周人所记的，而周人是历经几代人不断东进与商分属两个文明的体系，经历灭商后的融合才形成后世所认同的中华文明。也就是说周人在商之前不在中土，而夏应该是是周人的祖先，所以要想找到夏，只怕要从西边去找，结合周人记的载的商代夏，这两朝在上古还是有一定联系，我们不妨可以假想为这两朝为邻邦关系，还互有征战，经过多年的征讨夏败亡了，夏的遗民在西方草原上开始流浪，而周人则是夏遗民的一支，周人灭商纯粹就是为了复仇。
没有考古遗迹的支持，这个情况并不奇怪，商人在盘庚定都之前的遗迹就很少，作为游牧民族的夏人更不用说了;像匈奴、突厥和柔然，以及国内曾经活跃过的游牧民族的遗迹都非常少。由于没有考古实物，我们只好从史籍和甲骨文中搜索夏朝的痕迹。在传说中曾经击败过夏朝的有穷氏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夏朝应该是存在的。既然甲骨文当中没有记载夏，应该会把这个政权以其他名称来记载，我们从甲骨文中记载的数百个诸侯国和方国当中筛选出几个比较强大的方国或部族，比较强大的有人方、羌方和鬼方等。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言：“禹兴于西羌。”《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史籍言“禹兴西羌”或“禹生西羌”者甚多，当时西羌为我国西部多个少数民族的统称，禹所在的夏族被当成羌人，但夏人只是羌人中的一支，并不包括全部羌人。虽然禹的儿子建立了夏，商人在甲骨文中是不是不把这个“夏”当一回事，仍然把他们羌人来看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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