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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是李世民把大唐王朝推向了一个小高峰，同时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出现这个繁荣盛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么宏大的历史成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类总结：
第一：李世民当政后所进行的制度设计
唐太宗当政后，总结历代得失，从而制定了比较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在政事上君权的范围有了明确的划定，这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李世民时期的宰相制度，是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此种最高命令，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叫做“敕”，凡属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却并不拟“敕”，而系中书省拟定，此所谓“定旨出命”。
三省之中的中书省按照皇帝旨意草拟诏书，然后呈送门下省审议，谏官即负责审察诏书，如果诏书中决策内容违背礼记纲常或是存在不妥之处，谏官此时有权将其加封并退回原处，要求加以修正并重新起草，直至通过门下省的审议之后，方可交尚书省予以执行。
如果是皇帝直接发出诏命，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便被视为违法，各个下级机关可以不予承认。由此封驳制度是伴随三省制形成而产生。
后来果然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当年李世民所制定的制度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司户柳雄假冒隋朝所授官资，唐太宗已经下了“敕令”要杀掉他，主管刑法的戴胄坚持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审判，最后唐太宗的“敕令”作废。
虽然戴胄没有得到物质奖励，但当着群臣的面，李世民对戴胄大加褒扬，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其实在此种情况下，这种精神奖励，还要胜似物资奖励。
这个事件看起来很普通，但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它凸显了皇权与法权的冲突，并且以皇权的妥协告终，最后使得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
唐太宗通过这件事情，看到皇权和法权的矛盾之处。后来听从魏征、王珪这些大臣的建议，责令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重新修订了国家权力架构，使一切国事政令行使起来更加顺畅。
第二：李世民善于纳谏
有一次唐太宗皇孙降生，在东宫大摆酒席，宴请五品以上官员。在喜庆的欢宴上， 唐太宗念念不忘褒奖为李氏江山做出贡献的有功人员，他总结道：“贞观年以前，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以房玄龄的功劳最大。贞观年以来，纠正朕的过失，主要是魏徵的功劳。”对这两位建立殊勋的大臣，御赐他们佩刀，以示皇恩浩荡。
酒到高潮时，李世民有些飘飘然，他问魏徵说：“朕治理国政与往年相比如何？”
魏徵据实回答：“威德加于四方，则远超过贞观初年；人心悦服则不如从前。”
这话说的，褒中带贬啊，唐太宗有些不理解的问道：“朕自当‘天可汗’以来，远方民族畏惧皇威羡慕圣德，所以前来归服。说威德加于四方，公正客观。但是怎么又说不如以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魏征回答：“陛下以前以天下未能大治为忧虑，所以注意修德行义，每天都有新的作为，如今既得到治理又较安定，所以说不如以前勤勉了。”
在这欢乐祥和的氛围中，魏征偏要撒一些胡椒面。这些话说得有些破坏宴席的气氛了，但唐太宗确实是少有的明君，这些话他还能认真的听进去，要是换了别的皇帝，这种大不敬的指责恐怕造就引得雷霆之怒了。唐太宗耐着性子问道：“如今所做的与往年相同，有什么区别呢？”
魏征答道：“陛下在贞观初年惟恐臣下不行谏，常常引导他们进谏，听到进谏便乐而听从。如今却不然，虽然勉强听从，却面有难色。这便是区别。”
唐太宗又问：“你说的这些能举出例子吗？”
魏征当即举出一些实例，弄得当时就冷了场。
发现场面尴尬后，李世民马上转变语气，恳切的说道：“爱卿所言极是，人苦于不能自知呀！”
第三：突破常规，大胆使用各类人才
魏晋时期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后来在执行中走了样，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从此之后的三百年间，老百姓上升的空间被堵死了。直到隋朝建立，初步建立了科举制度，才为老百姓进入社会政治打开一个门缝。李世民当政后发现人才的匮乏，又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使选拔和使用人才逐渐以德和才作为使用的标准。
唐太宗一直把曾子的“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这句话作为自己施行王道，招揽人才的有效手段。
“用师者王”就是领导者非常谦虚，尊奉真正贤能之人为老师，从而“王天下”成大功。例如商汤用伊尹，齐桓公用管仲尊之为仲父，燕昭王用郭隗，都是用师。
“用友者霸”就是领导者对下属像兄弟朋友一样。例如刘邦用萧何、韩信、张良，苻坚用王猛，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
“用徒者亡”则是指专用言听计从、唯唯诺诺、顺人喜好的人，那是必然会失败的。
所以唐太宗早年的身边，有诤臣魏征、王珪等人，有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但是就是没有小人。再加上自己也可谓是目光如炬，使得小人不敢凑到他的身边。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第四：李世民制定完善的谏官议政制度
自秦朝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以后，所有的国家法令对君权几乎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所以后来出现一些暴君，造成朝代瞬间消亡。这都是因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权力一旦失去了监督，那必定像脱缰的野马，不知什么时候把这辆战车带到沟里去。李世民深知这一点，所以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后，特意制定了谏官制度。
谏官的职责，就是规劝皇帝言语过失、谏言皇帝不当决策，纠察皇帝错误行为的专职化谏臣。
在谏诤的范围方面具有广泛性，涉及君主个人言行与国家大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战事、民族关系等诸多内容。在谏诤的方式方法上也具有多样性。
此外，谏官以小治大、位卑权重，并且其职责行使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够发挥其纠偏补失的作用，凡此种种，都是谏官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条件，为谏诤之权的行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各谏官群体庞大、组织健全、分工明确，构成了唐代谏官制度的组织架构，与御史制度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为唐朝的繁荣和兴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贞观时期曾规定：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官入朝奏事，须有谏官、史官随同，如有过失则及时匡正，无论善恶均记录在册；诸司奏事均在正衙，御史弹劾百官时，必须头戴獬豸冠，对着皇帝的仪仗朗读弹劾的奏表；所以大臣无法独自控制和蒙蔽君主，小臣也无从进谗行恶。
第五：手段高明的御人之术
说李世民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这点不可否认。但还有一点拿不到桌面上的，那就是其手段高明的帝王御人术。
李世民在用人上，有一套极其高明的管理手段。也就是说，李世民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非常善于运用一些驾驭臣下的帝王术。
公元630年春天，名将李靖一举平灭了东突厥，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凯旋之日，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参了一本。御史大夫温彦博，弹劾的理由是“（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
觐见李世民时，被李世民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却矢口不提此战的功勋。看到皇上脸上罩着一层可怕的冰霜，这时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不敢辩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频频叩首谢罪。
回家后的日子，李靖颇有些寝食难安，时刻担心会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有一天，太宗忽然又传召他进宫。李靖一听皇帝又宣召，是带着一种赴难的心情去觐见的。
李世民见到李靖，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他说：“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朕是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行，奖励你的功勋！”
听完这一席话，李靖顿时感激涕零，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
公元641年十二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李绩突然患病，郎中给他开了一副药方，说必须要用“须灰”做药引子才能治病。
所谓“须灰”，就是人的胡须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前去探视李绩，并且二话不说就剪下自己的胡须，把它赐给了李绩。
可想而知，当李绩双手捧着这几绺天下最尊贵的“龙须”时，内心是何等地感激，又是何等地惶恐！他当即跪倒在地，“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这副药引子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李绩不但感动得热泪涟涟，而且把头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还远远不足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则宽宏地一笑，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
说到这里，其实许多关键问题已经说透了，再说别的方面恐怕就是这些方面的修补，所以往下再不赘述。
参考资料：
《贞观政要》唐·吴兢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
《新唐书》宋·欧阳修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近代·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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