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系统的文字”，基本包括六书造字法。根据文字演化逻辑，甲骨文之前必然存在一种“初熟文字”，整体应该要比甲骨文落后一些。而夏朝是商朝之前的一个王朝，持续时间大约400余年，因此夏朝使用的应该就是“初熟文字”。
不过，近些年来有学者认为夏朝文字并非“初熟文字”，而是夏篆，一种结构严谨的成熟文字，夏禹书、禹王碑就是其代表。据说，商朝是游牧民族，起初并不使用文字，盘庚迁殷之后才使用了夏朝的民间俗体字。最终结论是夏朝不仅有文字，而且比商朝甲骨文还要先进。
真相到底如何呢?其实，殷墟甲骨文与二里头遗址的陶文，基本证实夏朝已有文字，但整体水平不如商朝。
上个世纪，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发现商王“周祭制度”，即帝辛等商王对先公、先王有条不紊轮流进行的五种祭祀，十旬一个周期，由此形成了“周祭谱”。在周祭谱第一旬时，商王祭祀的是“上甲三报二示”这六位商汤之前的先公，第二旬至第十旬祭祀二十五位先王。《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人先公有六个，与“周祭谱”高度相似，只是个别名称略有不同，可能是古今写法不同导致的。
除了“周祭谱”之外，甲骨文中还有“高祖夒(náo)”、“高祖夋(帝俊)”的记载，“高祖夒”就是“高祖夋”，“夒”与“夋”是字形讹变关系。史书记载，帝俊、帝舜、帝喾可能是同一人，是商朝的始祖，之后是商契，年代最迟在夏朝前期，也可能在夏朝之前。
通过“周祭谱”与“高祖夋”等的记载，在证实了《史记》的可信度之余，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看到夏朝的诸侯国——商国，最迟在夏朝前期已有文字，否则这些商人先公的名字流传不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夏朝中期之后，商族酋长名字已经很规范了，采用的是“日名制”，即“某个字+十天干中出生当天的天干字”。
正常来说，商族使用的文字，应当与作为天下共主的夏族保持一致，就像牧野之战前周人文字就与商人文字一样，因此应该是夏人文字传给了商人，夏人商人文字在当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夏人无文字，下面诸侯国商国反而有文字，不过二里头遗址的陶文基本可以否定这一点。
196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记载：“刻划记号共发现24种(下图，部分)，其中绝大多数皆刻在大口尊的内口上沿。这些记号的用意，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或许是一种原始文字，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1999年，大型发掘报告——《偃师二里头》出版，涵盖了1959—1978年所有发掘资料，对于陶器上的刻符，书中记载：“发现的刻划符号，主要出自大口尊的口沿内侧和其他器内的口部，有粗细不同的竖线、十字形、交叉形、树枝形等，有的近似象形文字。”
当时不太清楚，但后来在对比甲骨文之后，基本可以确认这些刻符就是文字，与甲骨文存在传承关系。
之所以说二里头的陶文刻符是文字，可以看一看学者曹定云对上图1-4、上图5-7的分析。
首先是图1-4，与甲骨文中的“矢”字存在传承关系。上图1-4中，图1有些特别(见下图)，与甲骨文传承关系非常明显，属于甲骨文“矢”字的初文，商代之后随着对“矢”的认知提升，知道加了尾翼更有效果，于是加了尾部之后又在文字上有所体现。图2-4也是“矢”字，甲骨文中也有在此基础上加尾翼的“矢”字。
二里头陶文中的两种“矢”字，到底是代表同一种意思，即图2-4是图1的简化，还是代表不同用途或不同身份使用的箭矢，如今还搞不清楚。
其次是图5-7，代表不是“口”，而是“井”，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比较明显。古人逐水而居，他们挖井的目的，起初不是为了取水，而是为了捕猎，所以甲骨文中的井字写法，其中一个上面有一头鹿，即专门为捕鹿而挖的井。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证据，与二里头陶文图8有关，图8还画了一个“矢”字，说明是将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的一种捕猎方式，即有箭矢有陷阱的捕猎，由此也可见二里头时期古人已经知道了“会意造字法”。
图8代表的意思，如今没有单独汉字可以表达，这也是判断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难点之一，因为时代变迁，上古某些文字因不适合时代需求而被淘汰了，图8即是如此。已经彻底被淘汰的文字，在后世没有传承，自然就很难破解，所以西方学者说破译了古埃及等文字，的确让人不可思议。
通过二里头陶文与甲骨文传承来看，陶文相对原始一些，甲骨文的字形更规范、造字方法更齐全，明显要比陶文更先进一些。
因此，如果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遗址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夏朝文字，即按照文字演化逻辑推测的“初熟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