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作了一首专门颂扬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七德舞》，其实有一句“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更是让人们对于唐太宗的仁政以及仁政之下，万民得到感召的大唐盛景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
“纵囚”这件事比较出名，至于“遣女”则知名度较低，这些事有人说是李世民的作秀，其实这并不能完全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作秀，也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贯以之的儒家治理理念的体现。
简而言之就是，唐太宗的这些做法，其他皇帝或地方长官也做过。
这是儒家仁政理念下的一种政治举措，既是收拢人心，也是政治作秀，更是儒家道德理念指导下实施的具体行政举措。今天就来谈谈李世民的“遣女”问题。
“遣女”
《唐会要》中记载，贞观二年（628年）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下旨，把三千宫女放出宫廷任期自行婚配，放出去的宫女们喜极而泣，跪地直呼万岁，朝野也纷纷赞扬唐太宗这一善举。
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遣女”。
隋唐宫城示意图
为什么这个举动会引起这么大反应呢？主要是因为这一次放出来的“宫女”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掖庭。《唐会要》中记载：“贞观二年，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封事曰：‘窃闻大安宫及掖庭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衣食之费，固自烦多，幽闭之冤，足伤和气。亢阳为害，亦或由兹。’太宗谓侍臣曰：‘隋氏末年，求采无已。此皆竭人财力，深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省费息人，亦得各遂其性。’于是令尚书右丞戴冑、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西门简出之。”
“掖庭”中的宫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被罚没入宫劳作的罪官的家属。这些被牵连而沦为了奴婢的罪官家属因为此次的赦免而得以重见天日。心有戚戚的朝野众臣还有民间的舆论自然都会对唐太宗的这一举措大为赞扬。
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次的“出宫人”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当然，从这段历史记载也可以看出来，“遣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财政负担过重，“衣食之费，固自烦多”，而女多男少，导致阴阳失调，会出现一些危害的说法则是汉朝阴阳学说融入儒家，对于“天心”和“民意”的一种连接。
历史上的“遣女”
“遣女”又叫“出宫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意思是把后宫中没有被皇帝临幸过的无品级的宫人遣散出宫，任凭婚配的举措。
最早的“出宫人”见于周武王灭商后，“登堂见美誉，入室见美女，王皆取而归之诸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常年战争对人口的需求促使了一部分诸侯国“出宫人”，而到了汉代，儒家学说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天人感应以及阴阳调和之说也成为了儒家学说的一部分。
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也成为了执政者仁政的一个标准。
由此，从汉代开始，“出宫人”渐渐成为了一个惯例，到了唐朝的时候，更是成为了每个皇帝都会实行的德政。
《唐会要》中甚至有专门的《出宫人》一节记载了唐朝历代“出宫人”的数量和细节：“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诏王者内职。取象天官。”“朕顾省宫掖。其数实多。悯兹深闭。久离亲族。一时减省。各从娶聘。自是中宫前后所出。计三千余人。”“贞观二年春三月。”“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息人。亦各得遂其性。于是命尚书左丞戴冑。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之。开元二年八月十日诏曰。”“妃嫔已下。朕当拣择。使还其家。宜令所司将车牛。今月十二日。赴崇明门待进止。大历十四年五月。出宫人百余人。贞元二十一年三月。出后宫人三百人。其月。又出后宫及教坊女妓六百人。听其亲戚迎于九僊门。百姓莫不叫呼大喜。”
由此可见，唐太宗的“遣女”只是因袭了前朝政策罢了，变化在于释放了一部分“掖庭”中的宫人。
这与唐太宗时期的宽刑薄赋是相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