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王朝建立后，其统治地区内的各种宗教势力空前发展，宗教信仰之多元化和复杂化程度令人吃惊。“因其势而利导之，使其各安其位”成为元王朝统治者治理宗教的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立体化、多层次的宗教治理体系。
从元代宗教治理的实践效果来看，元代统治者对不同宗教采取了差异化的治理方式，将元朝统治区域内的各种宗教纳入了“有教无类”的治理范围之内。
此外，元朝统治者还通过推动各民族文化融合和促进宗教信仰多元化等方式来扩大统治基础，构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共存的多层次社会结构。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
元朝建立后，面对着空前复杂的社会局面，统治者始终没有放弃对各宗教势力的治理工作，宗教治理政策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对各宗教势力采取了“因其势而利导之，使其各安其位”的政策。
在元朝之前，辽朝和金朝在中原地区均设置了国教，这些国教是以儒教为核心的各种宗教信仰体系。从辽朝开始，逐渐出现了佛教、道教和儒教并存的局面，直到金朝才出现了佛教独大的局面。
至元初年，蒙元统治者“初受禅于宋”，为实现对全国的统治，需要构建一套庞大的宗教治理体系。因此，蒙元统治者在推行“汉法”的同时也致力于加强对不同宗教势力的治理。
忽必烈即位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并建立一个具有儒家思想的中央集权国家，他不断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控制和舆论宣传工作，并通过颁布《至元新格》和《大元通制》等一系列政策来对儒家文化进行普及和巩固。
忽必烈在加强统治思想控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使蒙古人接受了儒家思想，使其在思想上归顺；另一方面将儒家文化渗透到蒙古贵族的日常生活中去，以促进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
此外，忽必烈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各宗教之间的融合：他先后废除了汉人儒士在蒙古人中任职所需的科举考试资格和科举考试内容；对各宗教教徒所获爵位实行差异化管理；在蒙古贵族之间建立起宗藩关系。
忽必烈通过这些措施来促进各宗教之间的融合发展和相互协调与支持。
元朝宗教治理的实践基础
元朝统治者对宗教进行治理的实践基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元代统治者继承了前代宗教治理的思想与传统，并对前代政策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与创新；其二，元朝统治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三，元代统治者对宗教进行治理具有深刻的现实考量。
元朝建立后，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蒙古贵族为加强其统治地位而推行了一系列宗教政策，如推行宗教改革、确立“以儒治国”的治国方针等。
另一方面，由于蒙古贵族本身所具有的强烈宗教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观念，以及蒙古贵族内部存在严重的势力争夺问题，使得元朝统治阶级内部充满着矛盾冲突。
在此背景下，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管理，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宗教治理措施，试图以“恩威并施”之法来将广大民众纳入“有教无类”的治理范围之内。因此，元朝在宗教治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一，元朝统治者认识到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之有信以立于世者，无如人之有其信也”。
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作为意识形态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因此元朝统治者在宗教治理实践中十分重视利用宗教信仰来规范民众的行为举止。
其二，元朝统治者认识到宗教在巩固政权、加强统治方面的作用。元王朝建立之初便通过各种手段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管理，如推行科举制度、设置驿站以加强与中原地区特别是汉族士人的联系、限制佛教及道教活动等。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与措施
宗教治理制度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府根据宗教的不同类型和特点所制定的一系列适用于管理宗教事务的制度规范。
元代统治者为加强对宗教的治理，建立了一套体系化、立体化、多层次的宗教治理制度，使元王朝统治区域内的各种宗教都能在法律上找到依据，纳入到元朝政府管理的体系之中。
在元代政治体制中，元朝统治者将中央朝廷与地方政府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央朝廷通过颁布宗教政策法令，来规范地方政府管理宗教事务。
这些宗教政策法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实行对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实行差异化的治理政策。在对各种宗教信仰群体实行差异化治理政策方面，元朝统治者依据不同宗教的历史传承、发展规模以及对社会影响程度，对不同宗教群体进行了分类治理。
根据不同种类的宗教，实行有差别的治理政策。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传统，因而蒙古族更倾向于信奉萨满教和藏传佛教。
蒙古族在入主中原前曾一度信仰藏传佛教，但蒙元王朝建立后便将藏传佛教确立为国教。忽必烈即位后，将藏传佛教确定为国教，并下诏命全国僧尼“不限男女，悉听受之”。
当时忽必烈还设立了西藏行省、安抚司等机构来管理西藏事务。忽必烈所设立的西藏行省不仅成为元代中央政府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之一，同时还成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直接统治的机构。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的体系化
元朝在宗教治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化制度，其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势力采取了差异化的治理方式，旨在充分利用各种宗教的势力来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并达到“因其势而利导之，使其各安其位”的目的。
首先，元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治理方式。从忽必烈到元顺帝时期，蒙古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明朗，直到至元十一年才正式下令“禁佛教”。
《元史·世祖纪》记载：“世祖皇帝初即位，尝诏天下僧尼还俗，而诸王、诸侯、列侯、世子等多不奉教。”在《元史·释老传》中也有关于忽必烈禁止佛教的记载：“至元十三年七月……诏诸王、诸侯、世子等不奉教者，令还俗。”
至元十九年（1282）正月，元顺帝下诏：“诸王侯等若不奉教者，令还俗。”到了忽必烈时期，元朝政府开始全面禁止佛教。
《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一年，诏禁天下僧尼还俗，诸王、诸侯、列侯、世子、寺观僧、道人等……并令还俗。”《元史·释老传》记载：“至元十三年九月……诏僧道还俗，释老遂绝。”
到了元顺帝时期，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才趋于明朗化，在《元史·释老传》中记载：“至元十九年四月……诏僧道还俗，诸王、诸侯、列侯、世子等……并令还俗。”随着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的逐渐认可，其对佛教的治理措施也逐渐趋于完善。
其次，元朝统治者在治理道教方面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治理方式。元朝统治者对于道教的治理并没有采取完全禁止的措施，而是根据不同的道教势力，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
忽必烈时期，对道教的态度还是比较包容的，如《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九年……诏诸道、寺、观、坛收道人、道士还俗。”但是对于道士触犯法律的行为，忽必烈采取了“宽猛相济”的政策：“凡道士犯盗盗罪，罚其金，监入官，所盗财物，尽还其家。
”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道士，忽必烈也只是对其进行经济处罚，并未真正将其“逐出教门”。《元史·释老传》中也记载：“（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壬寅……诏诸道、寺观收道士还俗。”
元朝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与历史作用
宗教治理是元朝政权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元朝统治区域内各种宗教发展和宗教势力膨胀的重要原因。元朝统治者通过对各种宗教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方式，使其在元朝统治区域内生存和发展。
对于佛教而言，元代统治者积极利用其影响来构建多层次社会结构。据《元史》载：“……初，僧众最盛于南方，后渐渐西向，其风俗渐薄于旧矣。”
元代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基础，推行佛教政策的同时积极利用佛教的影响来实现对全国各地不同宗教势力的控制。
蒙元政权建立后，佛教逐渐成为元朝统治区域内的一个重要宗教势力。至元十六年，忽必烈将全国佛教总掌权人和释迦如来尊号“释教至尊”，也成为元朝统治者治理佛教的重要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元朝统治者还通过推行以儒教为主体、多种宗教并存的宗教治理模式来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元史·礼志四》载：“诸色户等，有罪而不罚者，请依礼所犯各罚钱粮；其罪有教者，请依儒所犯各罚钱粮。”
同时，元朝统治者还通过推动各民族文化融合和促进宗教信仰多元化等方式来扩大统治基础。“元时中国各民族间相互影响较多，‘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元史·礼志四》）”元时中国各民族间相互影响较多，“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较多”。
笔者观点
元朝宗教治理是元朝宗教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参考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两个维度探讨元朝宗教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是从社会结构维度探讨了元朝宗教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元代宗教与元代政治的关系；元代宗教政策与元代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元代宗教政策与元朝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