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带领西汉达到极盛。但若说到个人成就,他与自己的曾祖父汉武帝相比还是略逊一筹。
汉武帝跟秦始皇很像,是中国帝王圈里的“巨人”;后世王朝的兴盛、帝王的成功,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汉宣帝就是第一个受益者。
从秦到汉初,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治理模式曾经长期处于摸索状态。
秦始皇被誉为“千古一帝”,是因为他并六国、建立统一帝国,为后世封建王朝打造了疆域的基本轮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消除了春秋战国以来支离破碎的局面;废封建、推郡县,打破阶层的藩篱,推动中国社会由贵族精英制迈入平民时代。在思想、制度、文化多方面大破大立,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初具雏形。
但是如此充满新气象的王朝,为啥迅速二世而亡?不是因为法家的“严刑峻法”,也不能归咎为帝王独断专行(秦朝的所有大事其实都会经过“君臣集议”来决定),而是因为役使民力过度。
随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西汉,是平民阶层的巨大胜利。新王朝的帝王以及功臣集团,都不是过去千百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贵族,所以得名“布衣将相”。
萧何
在国家治理模式方面,西汉显然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既然“严刑峻法”不足以亡国,西汉便经由秦朝故吏萧何建章立制,整体格调是“汉随秦制”;但汉与秦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民力的使用上完全相反——所谓的“无为而治”,核心思路是恭俭无为、与民休息,具体举措包括军吏归农、轻徭薄赋、勤俭节约、重农抑商、抑制豪强、对外和亲等等,它既反映了大乱之后人们对休养生息的渴望,也体现出了平民统治集体的朴素治国逻辑。
与这种治理思路相吻合,兴盛于战国晚年的黄老之术大行其道,成了统治阶层的共识。除此之外,法家刑名之学、阴阳五行理论也很有市场。
通过这种务实的治理思路,西汉获得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期,并且诞生了青史留名的“文景之治”。
但其中蕴含的被动、消极特色,却也让汉朝面临着重重隐患。早在汉文帝时期,青年才子贾谊就将帝国的危机总结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因循守旧,汉初的制度、法律几乎完全照搬秦律,比如夷三族、妖言令、挟书律等苛政直到文帝时才逐渐废除。但这只是具体细节的修修补补,汉朝若要长治久安,离不开成体系的指导思想。
第二,诸侯王势力逐渐壮大,而且与中央朝廷皇帝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甚至还爆发了七国之乱,大一统帝国存在分裂风险。
土地兼并
第三,经济的持续繁荣,却也带来了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等副产品。一方面,公侯将相、富商大贾利用宽松的政策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在同时,许多农民为了躲避赋税而脱离户籍沦为“亡人”,或者卖身给权贵富豪为奴婢,导致社会矛盾凸显,中央政府的人力资源、财政收入大幅下滑。
第四,传统贵族虽已消失,但军人、游仕、商人甚至游侠则不断崭露头角、进入政治舞台,成了特权阶层。依靠这些人,显然不是政权长治久安之道。
第五,在边境上,软弱退让换不来和平与尊重,单纯的和亲政策,却助长了匈奴的野心,他们时不时南下抢掠,极大威胁着中原王朝的安宁。
概而言之,无为而治虽然有助于休养生息,但黄老之道的消极、妥协本质,却也给王朝造成了巨大发展障碍。文、景二帝虽然在应对诸侯王方面进行了努力,但若要系统性地消除各领域的隐患、将大一统帝国捏合成型,必须要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汉武帝一个人就几乎解决了上述所有难题,完成了理应由几代人循序渐进推进的系统改革。
指导思想层面,根据贾谊《政事疏》、董仲舒《天人三策》两大雄文提出的思路,推行“复古更化”的治国理念,“据旧以鉴新”,实现了由黄老而儒学、的政治主导思想的大扭转。以教为先,兴太学,置《五经》博士,遍建庠序,建立了社会教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制度。
刘彻
与思想改革相配合,汉武帝实行“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用人和学术文化政策(意味着诸子百家朝廷照旧录用),并且辅以日益健全的察举制,创建了领先世界的文官制度。
建立两套官僚系统:大将军、尚书等组成“中朝”,主管决策;丞相领先构成“外朝”,主管政务,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同时,也打破了贵族担任政府首脑的管理,促进了权力中枢的稳定。
推行“推恩令”,以恩威并施的方式彻底解决了诸侯王对政权的威胁;完善监察制度,颁布了被誉为“二千年良法”的《刺史六条》;徙豪强入边,推行盐铁专营,收回铸币权,施行均输、平准制度,打击商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创设乐府,行“诗教”,建立中国文献库和保存文化遗产的文化制度。建年号,改正朔,修郊祀,易服色,建明堂,行太初历;对外南收两越,东定卫满,北逐匈奴,平西羌,抚西南夷,通西域,开疆拓土,中华文明向周边强势扩张。
汉武帝的改革,涵盖了教育、学术、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历法等所有层面,以此为基础,汉朝被打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大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
但凡事都伴随着代价,在开创上述文治武功的同时,西汉也面临着国力被严重消耗、百姓负担沉重、阶级矛盾激化等危险,后世甚至评价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刘彻
因此,历史再次进入了休养生息的阶段。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诏》,向天下谢罪悔过;随后实行“富民”政策,以示范后世。
紧接着,霍光辅佐汉昭帝期间,延续、发扬了汉武帝晚年的政策。对内,他们多次下令减轻赋税、裁汰冗员;对外,改变积极作战的政策,软硬兼施,推行边境安定。这些与民休息政策的推行,极大促进了西汉经济的恢复发展,有效控制了汉武帝遗留下来的各项矛盾。
当时的西汉,一方面承接汉武帝之余威,另一方面重拾文、景休养生息的优良传统,效果立竿见影,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而汉宣帝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汉昭帝21岁就英年早逝,随后的昌邑王刘贺仅仅当了27天皇帝就被废除,生于民间的汉武帝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进京为帝(为了方便人们避讳,后改名刘询),这就是汉宣帝。
在霍光的辅佐下,汉宣帝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方针。后来即使霍光病死、霍家被灭的情况下,这一政策也没有改变。而且,由于曾经饱尝人间疾苦的缘故,汉宣帝在承袭文景、汉昭之政的同时,还充分体现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以空前力度整顿吏治。
刘询
为了加强集权、打压不安定因素,曾经的文、景、武都喜好任用“酷吏”为爪牙,但汉宣帝是另一种思路。他一项反对苛政,强调所有官员必须遵纪守法,为此完善了监察、考核制度,“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还经常派出丞相、御史以及其他官员巡行全国,检查各地官员工作。对于渎职、玩忽职守的官员采取极为严苛的惩处。
比如一向精明能干、人称名臣的京兆尹赵广汉,在一次执法时出现偏差、导致误杀,结果被汉宣帝下令腰斩;河南太守严延年由于执法过于严酷,被当众处死。
汉宣帝对官员主张执法严明、严格考核,但同时却也不断减轻刑罚,他主导废除了多项连坐名目,将西汉初期的“仁政”理念发扬光大。
对外,汉宣帝抓住匈奴实力江河日下,内部分崩离析的机会,对其进行分化。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被解除;同时还设置了西域都护,对西域进行直接管辖,进一步促进了中原王朝的控制力、影响力。
对于汉宣帝的政绩,后世可谓赞不绝口,如“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史称“孝宣之治”。中原大一统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如此耀眼的治理成果;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军事、文化、民生,都首次趋近完美。
刘询
单就成绩来看,汉宣帝可谓西汉最为成功的帝王。但就像当初汉武帝对儿子刘据说的那样:“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事实确实如此——历史要实现进步,必定避不开一些代价,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汉武帝的全面创改、文治武功,不仅为儿子汉昭帝、曾孙汉宣帝提供了“巨人的肩膀”,也为后世的帝王们夯实了基础。史书中独独称他“雄才大略”,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