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领域提倡、重视道德的意义，甚至经常把它拔高到比“才能”更为重要的位置。即所谓的“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才胜于德就是小人，而愚人指的是无才无德。古人认为，情愿要一无是处的废人，也不欢迎有才无德的“坏人”。
高度注重道德，是儒家文化圈的特色之一。而所谓的德，其实可以分为私德与公德两个层面。
德在私人领域的表现，就是私德；而表现在公共领域的部分，自然就是公德。按照儒家传统理论，前者属于“齐家”范围，包含帝王家族及后宫的内部事务；后者则指的是“治国、平天下”等更高级范畴，涵盖了帝王在治理国家等相关公共事务领域的表现。
政治人物无隐私，他们在所有领域的道德表现，都会被我们的史书记录在案。相对于那些看似高大上而又略显枯燥的公共事务类的表现，古代帝王在私人领域的记载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希望窥探他人隐私的脾性，故而显得尤为让人津津乐道。
但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不仅是汉武帝，历史上评价较高的几位帝王，其实都有些广为人知的“黑历史”。比如千古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杀害亲兄弟、占有弟媳；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就是因为背叛了柴荣对自己的信任、托付，从孤儿寡母手里抢得天下。汉武帝刘彻同样不是省油的灯，他偏信奸臣，逼得亲儿子一家几乎被灭门，自己的皇后也被迫自杀；在晚年，他选择刘弗陵为继承人，却杀害了孩子的生母，手段之狠辣令人胆寒。
那么，这些称不上“好人”的帝王为什么在历史上备受肯定呢？原因很简单，对于这种段位的历史政治人物而言，私德不是评判他们的主要依据，而应当以“公德”、即在位期间的政绩表现来加以权衡。
刘彻
而说到政绩，汉武帝刘彻就太过于优秀了。“雄才大略”这个词，最早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前元七年（前150年）
，经过一番激烈而复杂的储位博弈，胶东王刘彘胜出，父亲汉景帝将其改名为刘彻，意为“圣彻过人”。
7年后，汉景帝驾崩，年仅16岁的刘彻登上皇帝之位，在宝座上一待就是54年。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汉武帝刘彻开展了涉及几乎所有领域的全方位变革，帮助西汉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实现了质变，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的大一统王朝治理模板。
在思想领域，汉武帝实现了由黄老之术到儒学的大扭转。他“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推行了置博士、立学校、设学官、招弟子等举措，完善了尊儒读经与朝廷养士相结合的教育制度。按照这种模式，汉武帝及西汉王朝源源不断地获得了规范、受控制的人才资源，社会教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制度从此被历代沿用。
在官员选拔方面，汉武帝将“独尊儒术”与朝廷选官体系相结合，健全察举制，实行“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用人和学术文化政策，让诸子百家都能获得学习、入仕的机会，既保证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又避免了人才过于单一的风险，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影响世界的文官制度。
在文化领域，汉武帝设乐府、协音律，推行“诗教”，广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这种系统的鼓励、发展文化的制度，为中国古代文明领先于世界夯实了基础。
刘彻
在制度领域，汉武帝同堪称“开天辟地”的人物。他首度设立年号，既能用来纪年，又能体现帝王的抱负与功绩，对后世封建王朝而言，这无异于一笔巨大的精神与制度遗产。同时，他还改正朔、易服色、建明堂、修郊祀，为历朝历代设立了“规矩”。
在经济方面，汉武帝施行推恩令，消除了分封制带给大一统帝国的隐患；他在文景之治“公私富溢”的基础上，徙豪强入边、打击贵戚高官大族，有效打击了土地兼并，并且还颁布了被誉为“二千年良法”的《刺史六条》。
在军事上，汉武帝的功绩更广为人知了。他南收两越、东定朝鲜、北逐匈奴、平西羌夷，中原王朝的疆域大幅扩张，突破了战国、秦朝以来的框架，也为后世确立了雏形。
一言而概之，汉武帝在位期间，是中国古代实现第一个质变的特殊时期。他“据旧以鉴新”，实现了涉及教育、学术、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以至历法的全面大创改，不仅把汉朝经略成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他，还开创了影响千年的一代文治武功。
因此，纵然有一些“黑点”，汉武帝的历史地位得到广泛认可，史学家赞扬他“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为“二十四朝之皇帝”，可谓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