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后却屡屡被动挨打甚至最后悲惨亡国呢？
这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网上追溯这些原因的文章很多，但是大多是只见冰山一角、林中一木，不能谈及最根本的问题，对于这种大历史事件，单纯的去找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的原因，都是不能概括整体事件走向的内部发展规律的。
对于这种大周期的历史事件，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从千年的时间跨度上、从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上进行剖析，才能有所见地。
本文我们将从两个大方向上的原因深入地剖析：谁才是神州陆沉地罪魁祸首？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从战国到秦到汉再到三国，无论华夏内部打得再激烈，面对关外的蛮夷游牧军事力量，总是能分分钟胖揍对方教做人，相关案例在海佑讲史之前很多文章里面有提到，比如秦朝蒙恬大军出击北方蛮族，汉朝卫青、霍去病、班超等等名将，三国时期曹操一夜之间可以灭了西域不小的一个国家。
在对外强硬的这些表现后面，有着中国人一脉相承的“华夷之辩”思想，我们打是自己兄弟打架争家产，而蛮夷入侵则是外人想要破门而入抢家产，自然枪口一致对外。
除此之外，当时的武将勋贵集团还是朝堂的核心势力，并没有在后面“以文治武”的模式下被欺负得那么惨，武将可以放心自主带兵打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结果自然也就更好。
除了上面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但是一直被大家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双方之间的武器代差。
华夏民族从上古时代，就率先走出采集游牧时代，进入农耕时代，被解放的生产力大大的促进了人口的增长，社会的物质富余也足够养起一定数量的“有闲阶级”，这些“有闲阶级”平时就会思索家国大事、自然科技，于是产生了很多思想著作和生产技术，比如夏朝就有了易经和指导人们种田的24节气，商朝就有了青铜器冶炼技术。
我国商周时期青铜器—西周妊簋
到了东周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之间战乱不断，大大促进了冶炼技术的发展，我国青铜器的冶炼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个时代，产出了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寒光闪闪的越王勾践剑，以及当时名动天下的秦国弓弩，还有很多著名的铸剑师。
越王勾践剑
可是当时中国周边的游牧民族过得依旧是茹毛饮血的生活，没有成型的社会生产体系，更遑论青铜器生产、连弩等当时的“高新科技”了。
这就使得中原王朝的军队与游牧民族的军队之间存在“武器代差”，到了汉朝时，冶铁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更是拉大了这种代差，在对外战争中，汉朝是成绩最好的朝代。
卫青、霍去病扫荡匈奴王庭，班超三十六骑平西域诸国，李陵仅凭5000步卒就可以和匈奴8万对抗五天五夜，还伤亡对方一万多人。这些成绩，放到后来的宋朝、明朝，简直想都不敢想。
因为到了宋朝、明朝时，双方这种“武器代差”经过千年的发展，已经渐渐被抹平了，更甚的是，宋明被僵化的理学思想绑架，文官集团打压控制军队，也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大不如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道理在几千年前就在我们的祖先身上印证过，只不过那个时候是我们打别人，清末民国是别人打我们。
秦汉时期，我国的冶金技术极为发达，而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北游牧民族金属武器很少、质量也很差，根本经不起对砍。
当时我们的军队去打匈奴，就像后来晚清时期西方列强打我们一样，两者之间都存在武器代差。汉军的箭是铜箭头或者铁箭头，而匈奴骑兵的箭则很少有铁箭头，主要是用木料削尖的箭头，这样的箭头很难穿透汉军配备的皮质盔甲。而相反的，汉军的铁箭头，想要穿透匈奴的皮革盔甲，却轻而易举。
此外，汉军的弓弩在关键部位也是铜铁所铸，精确度和射程也远非匈奴可比。秦汉时期我国军队弓弩的机芯不仅是金属制成，而且已经成了标准件，可以在不同的弩架之间互换。
兵马俑中出土的秦国弓弩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汉朝军队打匈奴军队就像一群狼进攻一群羊，汉军不仅有尖利的武器，还有厚实的盔甲。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有记载，西域之地人“不知铸铁器”。西汉末年，大将军陈汤远征2000多里，擒斩匈奴单于，立下盖世奇功。后来回到长安做官，有次皇帝问他：前线有部队跟乌孙国的军队打仗，战斗很激烈，我们该不该派兵支援？
陈汤当时就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这就是典故“一汉敌五胡”的来历，不过，这句话也同时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中原王朝对比游牧民族也就是关外蛮夷们，有着压倒性优势的原因，先进的武器制造技术就是其中极大的缘由。
那么，在后来的时间里，就算过了一千多年，到了宋朝，到了明朝，我国科学技术依旧是领先世界，更是领先周围蛮夷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打不赢它们呢？这就牵扯到下面这个原因了。
二、腐朽的理学集团掌权后外行指导内行
在秦汉之际，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战争都比较多，东周战国时期打内战，两汉时期对外战争。这使得朝廷的主导力量都是武将勋贵集团，那个时候最大的官职都是大将军、大司马，两者都拥有不小的军权，就算是宰相，很多也是像诸葛亮这样总揽军政大权的。
当时的大将军，甚至还能拥有自己的幕府养家臣，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
自两汉以后的四百年来，中原几乎就是在混战中度过的，三国、魏晋、五胡乱华一路打下来，到了隋朝，蛮夷们打得差不多了，就统一了。
这个地方需要讲一点，对于五胡乱华、蒙元灭宋、满清灭明的那几段历史，我们的教科书都被别有用心的人写成是“民族大融合”。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真的是民族大融合吗？
其实并不是，我们汉族是这个世界上血统最纯正的民族，这一点在上篇文章中已经讲过。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华夷之辨，是不会轻易跟异族人通婚的。
那么“民族大融合”真正的历史真相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些蛮夷少数民族都被打没了，他们人本来就少，长达几百年的战争，他们的男丁，早就消耗光了。最后剩一些女眷，被汉族娶媳妇儿比较困难的男性所吸收。注意，是“吸收”，不是融合，遑论中国这个自古以来的父系社会，就算是蛮夷们那么一点人口，也不能叫“融合”啊，融合是要两方对等才叫融合，像历史上的这三次事件，只能叫吸收，被我们汉族所吸收，然后他们就获得中国人的编制了。
谈不上融合。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在之前一直有仗打的时候，武将们得到重用，所以力量就一直在增长，到了唐朝时，力量增长到了天下一统的程度，所以中华迎来了一个强盛的一大一统时代。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建立在强大军事力量上的唐朝，繁华很快就落幕了，武将力量得不到抑制，最后爆发安史之乱。
其实对于武将力量失衡的问题，当权者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科举就是这种问题催生的解决办法，特别是经过武则天推广以后，大批底层的读书人开始进入权力中心。
从魏晋南北朝延续下来的士族门阀制度渐渐土崩瓦解，到了宋朝时，科举取士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主流。而且经过两个大一统王朝，内部的治理显得更加重要，于是通过科举进入政治的士人们越来越重要。
太极图给我们传递的，除了阴阳互生的思想以外，更重要的阴阳的相互平衡的思想。对于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之间，这种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国与国之间失去了平衡，就会引发战争，国家内部失去了平衡，就会引发动乱。
随着科举士人的进入，他们渐渐掌握了权力的重心，在政权之后，文官集团的那双手就渐渐伸向了兵权。由于宋朝本来就是建立在黄袍加身上面，历代皇帝都对武官集团比较忌惮，这样的忌惮加速了文官集团的权力泛滥，最后形成了以文抑武的局面。
蒙古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受宋朝所赐。由于以文抑武的政治体制，宋朝在对蒙古的战争上节节败退，一旦战败，就大量割地赔款。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西北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就比较低下，而中原王朝物产富饶，生产力水平高。
但是在以前，中原王朝都能抵挡蛮夷的进攻，蛮夷们进攻中原王朝也不是闲的，而是为了来抢东西，也就是掠夺，以供自己发展。
现在有了宋朝这个富得流油的软柿子，北方的游牧民族们，缺什么就去抢一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被宋朝供养着，大量的物资粮食，被他们使用军事力量掠走。
游牧民族的劣势就在于物资稀缺，现在有一个富饶的中原给他们提供物资了，于是他们的崛起速度自然成指数级别增长。最后灭掉南宋，横扫欧亚大陆，深层原因便在于此。
南宋灭亡以后，蒙古不到一个世纪就倒了，而且南宋以后，蒙古再也没崛起过。因为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个南宋，所以也就只有这么一个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在其强大武力的背后，其实它就是一个寄生于中原王朝身上的寄生物。宿主死了，寄生物自然也跟着消亡了。
这群文官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后发展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理学士大夫集团，喊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人为天地所生，人欲即是天理，这个时候的士大夫们，已经步入了腐朽堕落的死胡同。
理学士大夫集团们的极致，就是后来明朝的东林党，这群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满清来了跪得比谁都快，祸国殃民遗恨千古。
自宋以降，以文抑武，外行指导内行，导致中华帝国战斗力下降严重，最后付出灭国的惨痛代价，这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虽说国灭，但是文化一直在悠远传承，孟子说：“五百年有王者兴”，从明朝土木堡之变到新中国成立，刚好500年，古人诚不我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这把火越烧越旺，就要烧遍全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