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后汉倏忽而亡,契丹也根本无法统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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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后汉倏忽而亡,契丹也根本无法统治中原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27,《五代史话》连载07(点击蓝字可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从后梁到后汉,四个王朝的寿命,一个比一个短。后梁17年(不包括朱温称帝以前的时期),后唐14年,后晋只有11年,后汉更是仅3年。

01、内外交困、生民流离的石晋王朝

后梁代唐,除向来敌对的藩镇外,一般都奉梁朝正朔。后唐灭梁,南方各国一时大起恐慌。这种威风,石敬瑭是一点都没有的。反之,南唐倒有人唱起“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的高调——之所以说它是高调,因为以南唐的实力,是做不到的。但是这种高调,不失为后晋对南方毫无威慑作用的证据。

后梁在历史上有赋税较轻的名声。后唐在明宗时也出现过生民稍得粗安的时候。后晋却没有这类记录。史书上虽有桑维翰执政时“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的记载,然而并没有具体内容。

桑维翰本人,以宰相兼枢密使,权势极盛,每年所收四方贿赂,都至巨万。晋亡之时,他被将领张彦泽所杀,资产的引诱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倒是极具体的。

后晋君臣贪贿赂和穷极奢侈的情况,极其普遍。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第46卷记了一个廉吏郭延鲁后,感慨万分地说:

“自(后唐)庄宗以来,方镇进献之事稍作,至于晋而不可胜纪矣。其‘添都’、‘助国’之物,动以千数计,至于来朝、奉使、买宴、赎罪,莫不出于进献。而功臣大将,不幸而死,则其子孙率以家资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那么做百姓的如何受得了呢)!于此之时,循廉之吏如延鲁之徒者,诚难得而可贵也哉!”

由此可见,后晋皇帝是地位最高的赃官,以下逐级是大大小小的赃官,极少例外。子孙献产得官的可以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例。他死后,儿子房彦儒献钱3万缗、绢布3万匹、黄金百两、银1000两、茶1500斤、丝10万两,得到沂州刺史。

不仅如此,部下将吏分得遗赠的,都成富家。房彦儒也决不会把全部家产分光献光。由此可见,房知温在青州搜刮之甚,实在惊人。

石敬瑭“接班人”,出帝石重贵“驾临”景延广家。景延广所献器服、鞍马、茶床、椅榻都用金银装饰,另外又献帛5000匹以及犀玉、金带等物。从官也分别收到厚礼。皇帝对延广的母亲、妻子以至属吏也有赏赐。

君臣穷奢极欲至此,而当时天下正闹着旱灾、蝗灾,每年都有10多万人饿死。贫富苦乐的对比强烈极了。

这个王朝的处境也很不妙。外有契丹无厌的需索,内有藩镇的叛乱,始终少见安宁的日子。

后晋藩镇主帅,在后唐时都与石敬瑭地位相同,石敬瑭做皇帝走的又不是正路,好些人心都不服。

石敬瑭很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他力求用姑息的办法,消弥隐患,往往有罪不问不办。对于服从他的人,更是优礼有加。

平卢节度使王建立入朝,石敬瑭慰劳他道:“三十年前的老朋友,不必跪拜了。”

这是一个不至于再生异心的老头子,石敬瑭对他特别客气,当然也有做给别人看的意思。

然而要反的总是要反的,石敬瑭在位7年,造反的节度使竟有6人之多。

他即位之初的天福二年(937),形势最是险恶。天雄(魏州)范延光、义成(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符彦饶相继叛变,这两个都是上年奉后唐废帝李从珂之命讨石不出力的人。

范延光做过一个梦,一条蛇从肚脐眼钻进腹中。术士张生说:“蛇者龙也,这是帝王之兆。”范延光因此早有称孤道寡的妄想。他的部队上年不战而退,兵力完整,他自以为很有争位的实力。

叛变发生后,洛阳巡检使张从宾起而响应,占领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洛阳。

石敬瑭两面受敌,以为大梁难保,想逃回太原。幸得桑维翰苦谏,才没有成行,否则后晋政权很可能立即垮台。

接着,符彦饶继而发难。滑州离大梁不过200里,可以说是变生肘腋。这支军队的官兵家属都在大梁,很多人因此不愿意参加叛乱,他们反戈一击,擒获符彦饶,解到大梁斩首。

石敬瑭派杨光远攻魏州,对付范延光;杜威对付西面的张从宾。杜威一战成功。魏州孤立,范延光才知道皇帝做不成功,但是据城死守,力量还是够的。

杨光远围魏州1年有余,仍旧打不下来,最后石敬瑭表示,只要范延光投降,交出军队,便不治罪。范延光相信石敬瑭的允诺,才开城投降。石敬瑭也遵守诺言,赐以铁券,调离魏州,便算了事。

但范延光后来还是不得善终,杨光远贪他的资产,擅自把他杀死。石敬瑭知道了,也没有追究。

安重荣举兵造反,比安从进稍晚,但是在举兵以前,已经和朝廷争吵了好几个月。镇州在今河北正定,割燕以后,地近边境。他杀了路过镇州的契丹使臣,打出反对臣事契丹的旗号,坻斥石敬瑭低头服小,竭中原之力以奉契丹的罪,并声称已经集中军队,准备和契丹决战。

石敬瑭怕他惹出大事,调兵遣将,进行防范,又派人向契丹进行解释,说是“譬如人家有恶子,父母所不能制”。

安重荣以反契丹为名,实际上还是想靠兵强马壮抢个皇帝做做。他得到安从进起兵的消息后,就纠集几万饥民,发兵南下。

石敬瑭用杜威领兵,抵御安重荣。杜威是个庸人,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之战,最后靠安重荣部将阵前来降的有利因素,才大破镇州兵。

安重荣兵溃,逃还镇州。天福七年(942)正月,杜威又靠镇州牙将投降,才进入镇州,杀死安重荣。

然后杜威杀了降将,只说是自己领兵力战破城;进城的时候,屠杀被安重荣驱迫上城防守的民夫两万人;最后把安家私产和府库所藏,全部据为己有。

石敬瑭完全了解真相,却置之不问。

石敬瑭死于天福七年(942)六月,年51岁。

石晋的政治只有一点胜于后梁、后唐,即宰相稍有实权。朱温把唐朝由宦官担任的枢密使,改用士人任职,并改名叫崇政使,把宰相的权力架空。后唐恢复枢密使原名,制度不变。

石敬瑭起初沿而不变,后来改为不设枢密使,把政事交还宰相。这个措施还是可取的。出帝石重贵时,再设枢密使。以后因军事紧张,又增设枢密使。这就开了宋朝宰相主政、枢密主兵的先河了。

后晋后汉倏忽而亡,契丹也根本无法统治中原

02、契丹军南下的失败

石敬瑭对契丹主低头服小的政策,很不得人心,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所以石敬瑭一死,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宰相冯道和将领景延广因石敬瑭的儿子年龄太小,拥他的侄儿石重贵做了皇帝,即后晋出帝。石重贵任命景延广做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集将相于一身。

景延广不赞成过分屈从契丹,他劝出帝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表示只有亲属关系,没有君臣关系,不再纳贡。出帝听了他的话。这一下惹恼了耶律德光。

有一个乔荣,是赵延寿的部将,做了契丹的回图使(商务代表),常到东京贸易。景延广没收了他的货物,叫他回去传话:“先帝是北朝所立,所以称臣奉表。现在的皇帝是中原人自己立的,称孙尽已足够。如果北朝发怒来战,孙儿有十万口横磨剑,足以相待。将来被孙儿打败,为天下人耻笑,切勿后悔!”

这一席话,当年桑维翰等人都以为惹了大祸,旧史家的议论也以为后晋并没有应敌的力量,横挑强敌,自取其祸。

那么,这种看法是否公允?我们应该根据耶律德光三进中原的事实来作出判断。

第一次在出帝开运元年(944)。

开运元年(944)正月,耶律德光亲自率兵攻贝州(今清河县西北)。当年坚守云州的吴峦调来贝州不久,他是一介书生,没有亲信的精兵猛将,哪里守得住,城池失陷后,投井自尽。

三月,契丹军进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北。出帝石重贵带着御营使景延广等出兵迎敌。耶律德光见晋军阵容严整,便吃了一惊,对手下人说:“杨光远说晋兵已经饿死了一半,怎么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契丹铁骑先向晋军两翼冲突,晋军纥然不动,万弩齐发,打退了契丹敌兵。契丹军又集中力量,猛攻晋军右翼,也冲突不动。

两军苦战到夜,伤亡都重,契丹终于撤走,在离城30里外安营。

耶律德光讨不到便宜,契丹将麻答率另一支兵从马家口(今山东东平西北)渡河,进攻郓州。杨光远率青州兵西进,企图与契丹军会合。

二月中,晋将李守贞等救马家口,击败已经渡河的契丹军。在西岸的麻答主力只得放弃东进的企图。杨光远由此孤立,得不到援助。

耶律德光听得麻答也打了败仗,便暗暗传下号令,弃了营帐,悄悄地撤走了。

第二次进攻发生于同年的冬天。

耶律德光以赵延寿为前锋,深入河北。开运二年(945)初,河北发生了几次战斗,互有胜败。

三月中,后晋知道耶律德光的主力已经撤走,转而采取攻势。都招讨使杜威攻下泰州(今河北清苑)、满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

耶律德光听到晋军北进的消息,率8万余骑从古北口南下,寻求决战。杜威本无将才,连忙放弃泰州,逐步撤退,走到阳城(今保定西南)的白团卫村,被契丹军追上团团围住。

晋军安下营寨,插好鹿角(一种路障),准备扼守。当天晚上,东北风大起,黎明时分,风势更甚,耶律德光命骑兵下马,拔掉鹿角,手执短兵,冲杀进去,又命顺风放火,以壮声势。他号令道:“晋军只有此数,消灭了这支人马,便可以直取大梁!”

晋兵见情势危急,都愤怒叫喊道:“都招讨使为什么不出令反攻,让弟兄们白白牺牲!”众将也都摩拳擦掌,要求出战。杜威只是不死不活地说:“等风小一些,再慢慢地看吧!”

大将李守贞说:“敌众我寡,风沙之内,分不清多少,只要力战,便能取胜,若等风停,全军必定覆没。”

另一员大将药元福说:“敌兵欺我逆风,正好出其不意,来一个迎头痛击。”

于是晋军诸将,不待主帅发令,出营反击。符彦卿、药元福等率骑兵在前,李守贞等率步兵在后,大举进攻,喊杀之声,震动天地。其时天色昏暗,宛如黑夜,契丹军措手不及,纷纷败退。最精锐的号为“铁鹞”的骑兵下了马在拔鹿角,被晋军一冲,连马也来不及骑,丢掉了马匹、铠甲、兵器便逃。

这一仗,契丹军兵败如山倒,耶律德光原来坐一辆大车,速度很慢,逃了10多里路,见追兵已近,丢掉大车,骑上一匹骆驼,急急忙忙地逃回幽州。

杜威偶然打了个大胜仗,事后还有余惊。众将主张乘胜追击,他却说:“遇贼被劫,幸而没有送掉性命,何必赶上去讨还衣包惹贼人发怒呢?”

当然,按照当时形势,晋军要扩大战果,也有困难。李守贞就说:“人马渴了两天,现在喝多了水,脚重无力,难以追击。”然而,从杜威来说,他的主要问题是畏敌避战。

开运三年(946),耶律德光让赵延寿向后晋传出消息,诈说有南归之意。朝廷派人秘密联系,赵延寿写信,请发大军接应。朝臣多信以为真。

契丹还怕一个诱饵不够,又使瀛州刺史刘延祚也诈称愿意内附,说城中契丹不满1000,容易袭取。

出帝石重贵和执政决定派大军接赵、刘南归,依旧用妹夫杜威(即杜重威,为避石重贵的讳,改名杜威)为主将。

十一月,杜威到达濠州,只见城门大开,不见半个人影。杜威心虚,不敢进城。他派人侦察,知道守将早已率军离城,便派一支骑兵去追,一战大败。

杜威知道中计,连忙撤退。耶律德光见晋军锐气已挫,便引大军南下,与杜威统率的晋军,在恒州附近相持,用少数部队袭击晋军后方。

晋军惊慌,被掳逃回营里的都说契丹军兵力强大可怕。于是杜威不敢决战,倒是想学石敬瑭做皇帝,私通契丹。十二月,耶律德光骗他灭晋之后,立为中原之主。

杜威得到了一句空话,信以为真,逼众将在降表上签名,然后传下命令。叫全军出营列队。

军士当是出战,都很高兴,不料杜威下令解除武装,投降敌人。军士失望,悲痛号哭,震动原野。

这一番哭声,和阳城白团卫村的喊杀之声,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次年(947)二月,耶律德光在东京登基,表示自己正式成为中原的皇帝,宣布以大辽为国号,把会同十年改为大同元年。后晋大臣和各地军政长官,大部分都顺从了。

杜威和赵延寿两个想当“儿皇帝”的,灰心失望,自然不消说得。

耶律德光的江山看来很稳了。事实却并不如此。他很容易地从后晋的统治者的手里取得了中原地区,也很容易地被中原的人民群众轰得仓皇北走。

晋朝全军投降之初,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就提出一条建议:“得了天下,中原将相应用中原人,不可用北方各族人,如政令失当,人心不服,已经得到的天下,仍有丧失的危险。”

耶律德光尽管重视张砺的才能,此刻却听不进他的忠告。他在东京对晋朝降官说:“中原的事情,我统统知道;我国的事情,你们就不懂了。”

中原人民无法忍受契丹的掠夺和残酷的统治,纷纷举起义旗,武装自卫,少则数百人,多的数万人,攻破州县,杀掉契丹派的官吏。

义兵首领梁晖率数百人,夜袭相州(今河南安阳),杀契丹兵数百人,占领城池。

陕州军官王晏、赵晖、侯章等杀掉契丹派的节度副使刘愿和契丹监军,打败契丹军的反扑。

澶州义兵首领王琼率众于余人,攻占在黄河南岸的南城,把节度使契丹人耶律郎五围在北城之中。后来契丹大举增援,王琼才战败牺牲。

宋州(今河南商丘)、亳州(今安徽亳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城都被义兵打开。许多州城受到围攻。

淮北一带的义兵首领多向南唐要求援助,可是南唐正在攻打福建,顾不了中原的事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辽太宗耶律德光见义兵四起,无法镇压,才恨恨地道:“想不到中原百姓这样难弄!”

一直想当“儿皇帝”的赵延寿的结局,笔者想在这里交代一下。赵延寿见耶律德光走了,便趁机打着耶律德光的旗号,引兵进入恒州,自任权知南朝军国事。这个官职是契丹临时的最高统帅,他想以此为基础,收拾好局面,然后奏请契丹皇帝,封他为中原新一任的皇帝。

然而,耶律德光死后,契丹新首领辽世宗耶律阮不认可他,派兵将他抓获,押赴辽国。第二年,赵延寿即在辽国病死。这个皇帝迷终于没有得到好下场。

后晋后汉倏忽而亡,契丹也根本无法统治中原

03、刘知远的后汉政权

辽兵撤走后,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虚取了中原。这个刘知远便是后汉高祖,他的祖上也是沙陀部人。

刘知远本来是石敬瑭的心腹将领,当年曾经积极支持石敬瑭起兵反唐。石敬瑭做了皇帝,用他做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统率禁军。后来一度出镇魏州。天福六年(941),拜河东节度使,把根本重地付托给他。

石敬瑭对刘知远,可以说是一直倚重的。但刘知远却有自己的算计,他以防御契丹为名,招募兵员,扩充实力,实则坐观成败,从来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战斗。

辽太宗攻占汴梁后,刘知远先上表庆贺,装作服从的样子,以便窥探风色;继而断定契丹必退,在二月中即位称帝,沿用石敬瑭在世时的年号,叫做天福十二年。

辽军撤走后,刘知远不费半点气力,于六月中进入大梁,才把国号改为汉。到第二年(948)正月,才改为乾祐元年。

刘知远一向与杜威不睦,刘知远做了皇帝,杜威自然很害怕。天雄军是战略要地,刘知远也不肯让杜威继续据有这地方,所以他对别的藩镇一概不动,只把杜威调任归德(今河南商丘南)。

杜威不肯接受,便求留守恒州的契丹重臣麻答发兵援助。麻答派将领杨衮带1500名契丹兵和幽州兵去魏州,恒州城里只剩下800名契丹兵。晋兵恨麻答残暴,久想反抗,此刻见他兵少,便于闰七月底,以打佛寺钟为号,发动起义。居民也纷纷参加。当天,由于没有人统一指挥,状态混乱,起义军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次日(八月初一),麻答组织反扑,杀死汉民2000余人。前磁州刺史李毂见形势危急,请原后晋宰相李崧、冯道、和凝到战地鼓励士卒。

这一招果然有效,起义军士气大振,愈战愈勇。这时,几千农民得讯赶来,要抢契丹兵财物。麻答不敢恋战,逃往定州。后来又被定州土豪武装赶跑。

杨衮还没有到达魏州,得到麻答逃走消息,便带本部契丹兵还国去了,只有2000幽州兵赶到魏州,帮助杜威守城。

冯道等不久还到大梁,仍在朝中为官。

刘知远围攻魏州,答应杜威,如肯投降,可以不死。十一月,魏州粮尽,杜威被迫出降。刘知远封他为楚国公,任太傅兼中书令。大梁人民恨他入骨,见他出门,往往投掷瓦砾,破口痛骂。

刘知远改元乾祐后,不满一个月便死了,年54岁。他临死嘱咐:“对杜威要多加防范。”宰相苏逢吉等立刻把杜威及其3个儿子都杀了。这大快人心。市人扑向示众的尸体,都想去咬一口。怨恨之深,可以想见。

乾祐元年(948)仍是多事之秋。凤翔(今属陕西)王景崇、 永兴(今西安)赵思绾、河中(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李守贞几乎同时举兵反汉。

其中,李守贞是后晋旧将,势力最强;

赵思绾是赵延寿旧部,奉调进京,路经永兴,发动兵变;

王景崇本是刘知远亲信,因朝廷听信谗言而图谋割据。

后汉出兵讨伐,到乾祐二年 (949)十二月,王景崇自杀,凤翔投降,才完全解决。

三叛都没有成事的可能。李守贞、赵思绾的死更是自取之咎。但是河中和关 中都是没有受契丹军南下影响的地方,这次人民深受其苦。河中被围一年,居民饿死了一大半。长安缺粮,赵思绾把妇女、儿童当军粮,犒军一次,总要杀好几百人。

后汉对百姓的榨取更是不留余地。三司使王章供应军费从无缺乏,老百姓却被他害苦了。旧时每石粮附加两升“鼠雀耗”,他改为“省耗",加到两斗,即加了10倍。人民触犯了盐、酒、矾专卖禁令,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史弘肇兼归德节度使,他的亲信杨乙每月收“公利" 1万缗给弘肇,士民痛苦,却无处可诉。苏逢吉不仅卖官鬻爵,甚至于妻子去世时,迫使百官和地方献绫绢做丧服,敲了一大笔竹杠。下面自然不会“乐捐”,都转嫁到百姓身上。

后汉时,后晋大臣冯道、李崧、和凝等都不受重用,只做些太师、太傅等冷官,当权的都是河东的旧人。

宰相苏逢吉早年不过是刘知远的侍从。他的父亲苏悦是刘知远手下的一名从事,见儿子逢吉能够替自己代笔起草文件,便把他推荐给刘知远。刘知远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用为节度判官,经常让他侍从左右。

刘知远这人不大好说话,手下人怕碰钉子,文书虽多,也不大敢禀报。苏逢吉便把文书藏在身边,鉴貌辨色,等刘知远高兴时送上去,常能得到批准。

有一次,刘知远因逢诞辰,派他清理狱囚,目的是放掉一批人,号称“静狱"。他到了狱中,不问案情轻重,把囚徒杀光,回报"狱静"。刘知远不知道实际情况,还以为他办理得很妥善。

后汉建国,用这样一个人做宰相,怎么办得好事。宰相有两项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学问,二是器量。苏逢吉两者俱缺,自然是个不合格的宰相。

刘知远进大梁时,后晋宰相都从辽军北去,刘知远把李崧的住宅给了苏逢吉。李崧另有田地房屋在洛阳,苏逢吉也都占为已有。

李崧还大梁后,官授太子太傅,对后汉权贵,谦虚谨慎,一个也不敢得罪。不过他做了一件画蛇添足的事,把房契献给苏逢吉。苏逢吉以为他暗示要讨还产业,很是恼火。李家的子弟又常有怨言。苏逢吉便使人诬告李崧和子弟们准备在刘知远下葬时谋反。李氏全族,除个别在外地的漏网外,全部都遭惨杀。

后汉的新贵也互相忌恨。苏逢吉和主管宿卫的大将史弘肇、枢密使杨邠势同水火,是冤家对头。史弘肇当兵出身,勇敢坚毅,杨邠和三司使王章都是魏州小吏出身,杨邠还做过专门盘剥百姓的后唐租庸使孔谦的属员。两个人都有点才干,可是不知大体。

史、杨、王三人有个共同点:不欢喜文官。史弘肇以为文人看不起他,成见很深。杨邠认为除兵、财以外,都是虚文。王章嫌文士不会算账,以为对国家起不了什么作用。

苏、杨、史三人同时当权,苏总算是个文士,杨、史和他互相排挤。史和王也有矛盾。有一次,史弘肇在宴会中大声说:“安朝廷,定祸乱,全靠长枪大剑,毛锥子有什么用处!”“毛锥子”是笔的别名,三司使也必须用笔, 这句话的打击面实在太广,王章便冷冷地回他一句:“没有毛锥子,军费从何而来?”史弘肇无话可答,心中自然不快。

杨、史、王三人,特别是杨、史两人过于专横暴虐,后汉隐帝刘承祐和他的左右也觉得有了这几个人,自己便不能畅所欲为。苏逢吉一有机会便在隐帝面前攻击史弘肇。

乾拓三年(950)末,隐帝在殿上埋伏甲士,杀了史、杨、王三人,接着又屠杀他们的亲戚党羽。

然而,隐帝把“党羽"的范围定得太宽,大将郭威很难说和史弘肇有什么特 殊关系,也列在“党羽”之内;又不顾他领兵在外,把他在大梁的家属全部杀死,并发密诏使他的部将杀主帅。

密诏事泄,于是郭威统兵回京,夺取了政权。隐帝被乱兵所杀,苏逢吉也被迫自杀。

次年正月,郭威宣布建立周朝(后周)。从这时候开始,中原的混乱局面才出现了结束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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