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为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所建。刘知远是沙陀人，家世贫寒，冒姓刘氏。早年在唐明宗部下为偏将，因为在战争中救过石敬瑭的命，遂被引为亲信。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任刘知远为节度押衙。石敬瑭密谋造反时，刘知远也参与了。由于刘知远被石敬瑭视为亲信，所以后晋建立后，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节度使，后来又很快升任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天福六年（941年），任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
石敬瑭死后，刘知远预感到天下将要大乱，所以着意经营太原。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他处死了吐谷浑首领白承福，夺取了大量的财富及数千匹良马。契丹军进犯东京时，刘知远既不出兵救援，也不抗击契丹，而是采取了冷眼旁观、等待其变的态度。契丹攻占汴梁，灭亡后晋后，他也曾派人奉表于契丹主，耶律德光呼其为儿，并赐与木拐，相当于中原王朝赐给重要大臣的几杖。在中原人民纷纷起兵反辽时，诸将劝其发兵攻取汴梁，他却不愿与辽硬碰导致自己实力被削弱自己。
待到契丹军队无法在中原立足而北撤时，刘知远看准时机在太原称帝，为了掩人耳目，他仍用天福年号而不改元，称这一年（公元947年）为天福十二年。当晋帝石重贵一行被押北上时，他假装悲愤，率亲兵以迎晋帝，实际上走到寿阳便又转回太原。然后他亲率大军乘中原空虚之际，渡过黄河，进入洛阳，便迫不及待地杀死了李从益母子，以绝人望。刘知远因为冒姓刘氏，故以汉为国号，史称后汉，称他为后汉高祖，都城仍在汴梁。
刘知远称帝后，他的旧日僚佐均成为朝廷重臣，占据了各种要害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任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在这些人中除郭威外，其馀均为蛮横无知、贪暴残酷之徒。如宰相苏逢吉，早在河东为慕僚时，刘知远命其静狱以祈福，实际上是要他释放囚犯，而他却把全部囚徒统统处死，号曰“净狱”。当了宰相以后，仍不改旧习，曾草诏要将为盗者的本家和四邻、保人全族处斩，有人驳斥说：“为盗者族诛，已不合王法，何况邻保，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苏逢吉不得已，才勉强删去“全族”二字。
至于史弘肇更是残暴绝伦，他掌握禁军兵权，警卫都邑，只要稍有违犯法纪，不问罪之轻重，便处以极刑。甚至太白星白昼出现，因为有人仰观，就被处以腰斩。有一百姓因酒醉与一军士发生冲突，也被诬以妖言惑众而斩首。至于断舌、决口、抽筋、折足等酷刑，几乎每日不断。
王章任三司使负责理财，惟知暴敛，致使百姓因此而破产者比比皆是。旧制，两税征粮时，每一斛加收二升，称之为“鼠雀耗”，而王章命令加收二斗，相当于以往的十倍；旧制，官库出纳钱物，每贯只给八百文，百姓交税也是如此，每百文只交八十文，称之为“短陌钱”，而王章规定官库给钱每百文只给七十七文，但百姓交税每百文仍交八十文。后汉还规定私贩盐、矾、酒曲者，不论数量多少，统统处以死罪。
中央大员如此，上行下效，地方官员更加残暴。青州节度使刘铢执法残酷，行刑时，双杖齐下，谓之“合欢杖”；他还根据犯人年龄的大小决定杖数，而不问罪之轻重，谓之“随年杖”。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时，往往将普通平民当成盗贼杀戮，或挑断脚筋，抛弃山谷，致使这些人“宛转号呼，累日而死”。西京留守王守恩为了聚敛钱财，胡乱收税，税目之多，包括上厕所，上街行乞，都要交税，甚至连死人的灵柩，如不交钱，也不准出城埋葬。有时还放纵部下，强抢或偷盗人家钱财。因此，在五代各朝中，以后汉的统治最为残暴，百姓困苦，卖儿贴妇，仍不能度日。
后汉高祖刘知远称帝仅一年便患病死去了，其子刘承祐继位，史称后汉隐帝。隐帝年幼，朝政被勋旧大臣杨邠、史弘肇、王章、郭威所把持，武夫掌权歧视文臣，遭致内部矛盾不断。这些武夫悍将，个个专横跋扈，议论朝政时，吵吵嚷嚷，大呼小叫，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使隐帝难于忍受。
这些人只知舞枪弄刀，却根本不懂安邦定国的道理，有时争吵起来，甚至动刀动剑，几乎杀人。这些跋扈行为使汉隐帝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和亲信商议，伏兵殿门，趁杨邠、史弘肇、王章三人上朝之时，一举将他们杀死，尽灭其族。又密谋杀死镇守邺都的郭威，郭威闻讯，遂举兵反抗，率领大军杀奔汴梁，击败了后汉禁军。汉隐帝落荒而逃，途中被杀。
郭威进入汴州后，请太后临朝称制，并决定迎立刘知远之侄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在刘赟尚未到达时，郭威指使人假报契丹入寇，自己率大军出京迎敌，行至中途，兵士哗变，将黄袍加于郭威之身，拥立为帝，然后转回汴梁。刘赟行至宋州时，被人杀害。公元951年，郭威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广顺，国号周，史称后周，郭威即后周太祖皇帝。
后汉从建立到灭亡仅三年，历二帝，是五代十国里最短命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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