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疑问实际上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有直接关联，与郑和下不下西洋关系不大。中国是农耕文明的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土地，能够守望田园，便足以立身，最大的心理预期就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此追求的是顺天应命、国泰民安、辛勤耕耘，基本生活资料又以素食为主，天然地抗拒血腥杀戮，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原则是耕读持家，从情感上蔑视掠夺性的技艺，这样的文明传承积淀下来的民族性格本身就不具备侵略性。
而使用战争手段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守土和消除周边的不安定因素，反而因为担心战争误了农时会有生存危机，所以具有守成、本分，厌恶战争的性格特征，即便以战争手段占领了别的地区，也以付出为代价实行文化同化，以降低蛮性，使化外之地感受天朝恩露，从而减少威胁，并非将其变成为自己劳作的奴仆，而这样的目的是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成本的，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愿意背负，大多视为蛮荒之地，很少主动发动战争。
由于受自然条件、生产能力以及人口稀少的限制，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们大都对领土扩张的愿望并不强烈，只是在精神上享受威服四海而已，对于不具备农业生产条件的地区，基本没什么兴趣。中国历史上领土扩张愿望比较强烈的朝代，是元朝和清朝时期，因其出身于游牧民族，对拥有广阔的牧场有着天然的欲望，所以在其入主中原的初期阶段，多有实质上扩张疆域的行为，在逐步被农耕文明同化后，又一度恢复原状。
农耕文明条件下，民众的对外交际以相互学习、交换农艺经验为主，有时候也带有分享丰收喜悦的炫耀，以最大程度地满足普天同庆的感恩心态，这种交往以感情联络为目的，并非要获得具体的利益，人情往来是构筑社会文化的核心。
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比较频繁的时期，大都与商业发展有关，如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与此相关的战争行为主要是维护商路通畅，对西域地区的政治控制，只是在名义上纳入了国家版图，但获得的实际利益十分有限，大部分时候还要给予高额的回报。所以到了宋、明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的战略价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明朝大多数时候以嘉峪关为界控制疆域，而完全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就是农耕文明的典型思维。
而西方文化是以商业文明起源的，商品属性本身就带有侵略性，实现商品价值最大化的途径就是拥有更多的市场和垄断，所以其扩张殖民地是由商业行为的本质决定的。对于郑和下西洋来说，其肩负的使命就是宣威外藩，附带有通畅商路的目的，即便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条件下，郑和也不可能超越文化局限发展殖民地的，皇帝朱棣也不会有这样的自我觉悟，叶落归根的文化诉求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最终都会选择家园热土，而不是漂泊在外，这是由农耕文明塑造的民族性格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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