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孙，太子朱标之子。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子朱标不幸去逝，朱允炆被册立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初十日朱元璋在南京病逝，根据遗诏，他将辛苦经营了一生的大明政权交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至此，明朝第二位皇帝的朱允炆正式即位，年号建文，庙号“惠宗”。但是仅仅当了四年，其皇位就被其四叔燕王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推翻了。这场明初的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作“靖难之役”（ 1399年—1402年）。
“靖难之役”是明初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学界多有评论。有人认为“削藩祸起书生计”；有人认为是“一家骨肉残。”表面上看是燕王朱棣与其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之间，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演变而成的武装冲突，实际上却是明初建立封建集权制过程中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最终，燕王朱棣通过这场战争取得了正常途径得不到的皇位。
君臣与叔侄
太子朱标之死，对朱元璋的打击很大，他不得不考虑新的继承人，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也是朱元璋为了避免继承问题上的矛盾。朱元璋希望藩王们能够按照他的意志藩辅皇室，明朝洪武三年，设立大宗正院，并命亲王掌管，秦王朱樉为第一任宗人令，到了洪武二十二年，又改名为宗人府，或许希望这样能够起到“睦宗亲族”的作用。但在朱元璋死去之后，一场围绕皇权问题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据记载，朱元璋死后，各地诸王纷纷进京奔丧。朱允炆便颁布了朱元璋的遗嘱：诸王不必至京师奔丧，王国所设官吏，听朝廷节制。止诸王奔丧这个遗嘱真伪暂且不去考证，倒也切实反映出了建文帝与各藩王之间君臣、叔侄这种特殊尴尬的关系。
在2009年出版的明史专家马渭源编著的《大明帝国 从南京到北京 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一书中，曾指出，朱元璋在建国之后的三次分封，这跟历史上刘邦、司马炎分封自己的儿子们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把其帝国当作自己的家产，让诸藩拱卫皇室。而且这三次分封，以北方边境为重心，长江以南很少，让诸子藩王来保卫北部边疆，辅佐大明中央皇室，这些藩王都是朱元璋的亲儿子，是朱允炆的亲叔叔，但从政治地位讲，朱允炆与他们是君臣关系，即使是十五叔朱植以下的诸王个个年纪都比朱允炆小，但他们都是建文帝的长辈，在心理和伦理上就占了很大的优势，在建文帝这一朝叔侄君臣关系很难处理，也就是说，建文帝可以对别人“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但是对他的这些藩王叔叔们确实不好处理。
秀才朝廷与削藩计划
建文帝即位后，结束了祖父时期的尚武之风，巩固中央皇权，迅速实行改制，力图革新，即“更定官制”“宽和政治”“宽缓刑罚”“宽免赋税”“削藩”等五个方面，其核心精神是“宽和”的“文治”，史称“建文新政”。这些新政使得洪武时期激烈的政治气氛得以缓和，给社会带来新的气象，得到了人们的拥戴和支持。
当时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翰林侍讲方孝孺都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因为其身边文人居多，被人们称之为“秀才朝廷”。
但在消除藩王对皇位威胁这个问题上，朱允炆听从大臣之言开始着手削藩计划。当时朝中意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齐泰、黄子澄为代表的“削夺”派，另一派是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主张采用汉代“推恩”派，将藩王权力改为不再是坚持嫡子一人继承，而是进一步异地分化，逐步化解藩王权力。而且卓敬认为应该将燕王迁到南昌，既保持了亲情面子不受损，还削弱了对方势力。而黄子澄则认为，燕王势力强大，应该先削除周、齐、代等王势力，去其羽翼，时机成熟再铲除燕王。这些建议方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削弱藩王势力。
或许是感受到了这股潜在势力的强烈压迫感，朱允炆等不得推恩之策润物细无声的做法，采取了当机立断的方法，直接削夺藩王权力。但事情并不是这些文臣所设想的那样顺利，与燕王等老资格们相比，朱允炆更像他的父亲朱标，刚性不足，处事柔弱。而且身边缺少得力的文武大臣，这些文臣是义气书生，各执一词，武将则是少之又少（跟朱元璋诛杀功臣有关），挑大梁的人没几个。后来还用人不当，一个被朱棣讽刺为赵括都不如的李景隆，成了建文帝的军事主官，连吃败仗不说，最后南京告急让其守城，成了打开城门的人。
在削夺各藩王之时，建文帝先从周王开始下手，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至开封，趁其毫无准备将其逮捕，押至南京。之后，建文帝又先后废除岷、湘、齐、代四王，最后把矛头指向了燕王。这样一来，打草惊蛇，其他诸王势力都站到了燕王的这一边，无形中增强了燕王的力量。而朱棣后来就站出来帮助其他兄弟说话，俨然是诸藩王的守护者。这样，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与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之间的矛盾公开激化。
靖难之役
建文帝在削夺五藩后，目标指向了燕王朱棣。为了提防燕王造反，朱允炆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掌握行政权，谢贵、张信任北平都指挥使，掌握军权，让他们严密监视燕王一举一动，随时向朝廷报告。后听取大臣齐泰建议，把朱棣“王府精壮悉选调，隶宋忠麾下”，1399年3月，建文帝命宋忠屯兵开平，耿王献驻山海关，徐凯兵至临清，调北平、永清二卫兵于彰德、顺德，准备剪除燕王朱棣势力。
面对建文帝的步步紧逼，得到张信密报的朱棣先是诱杀了前来监视自己的张昺、谢贵，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四在姚广孝等人游说下起兵反抗，当日控制了整个北平城。朱棣起兵之名是“清君侧”，意思是说要清除祸乱，在他给建文帝的上书中指出齐泰、黄子澄等人包藏祸心，实为奸臣。而且在举行誓师的时候，他也表示“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
起兵之后，燕王迅速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攻取了北平北面的居庸关、怀来、密云和以东的蓟州、遵化、永平等州县，扫清了外围的后顾之忧。之后几年，朱棣的军队先后与建文帝派来的耿炳文、李景隆、盛庸等部军队多次交战，互有胜负，也显示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这期间，朱棣仍然上书建文帝，指出齐、黄二人是罪魁祸首，应该予以诛杀。1399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建文帝罢免了齐、黄二人职务，以“悦于燕人”，但二人实际上仍然在幕后出谋划策。此时，建文帝想通过此举来息事宁人，但根本无济于事。此后，李景隆曾信于朱棣，说齐、黄二人已被贬，起兵理由不足，应该息兵才对。然而朱棣却指出二人应该诛灭九族，继而指责朝廷和奸臣变乱祖制的罪责，说要为父皇报仇。总之，此时的建文帝已是一个少有的昏庸无道的君主了，至此，朱棣目的已经彻底明确，不再是清君侧了。双方之间虽仍有书信往来，但暗地都在积极备战，处于对峙状态。
到了建文三年（1401年）冬，南京城内太监送来密报，说城内空虚宜直取的情报，朱棣决定直接率兵南下，直指京城。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绕过济南，直接攻破东阿、汶上，南下徐州，四月抵达宿州，与朝廷军队大战于齐眉山（现在的安徽灵壁境内），结果大败。之后，建文帝又突然召援兵徐耀祖部回南京，朱棣军队又抓住时机，大败朝廷军队，灵壁之战就此意外结束。这一战朱棣的军队生擒了朝廷将领、大臣一百多人，彻底击溃了南军主力。之后，朱棣乘胜进攻，强渡长江。建文帝为拖延时间，打算通过割地议和，但为朱棣所拒。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1402年7月13日），朱棣率兵进抵金川门，派守金川门的朱穗和李景隆开门迎降，文武百官跪迎两旁，入城时，宫中大火，建文帝不知所终。第二天，诸王和文武群臣上表，请上尊号，正大位，朱棣故作姿态，表示自己不得已起兵，目的在于除奸恶。直到进了南京第五天（六月十七日），才在群臣拥戴下即位，是为明成祖。于是朱元璋的皇太孙建文王朝宣告结束，第四子燕王棣的王朝正式开始，以明年（1403年）为永乐元年。
建文帝下落
靖难之役后的建文帝去哪儿了呢？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谜”。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自焚说、出亡说各执一词。《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帝并未自焚，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了南京，逊国为僧，流亡各地。之后学界研究说辞不一，认为出亡之地有武昌、湘潭、青海瞿县寺、汉中南郑、达县中山寺、福建宁德、江苏吴县、福建泉州开元寺、福建福州雪峰寺、贵州安顺、长沙影珠山、四川青川县等。
在武装政变获胜的明成祖朱棣攻入南京进入皇宫之后，《明史•恭闵帝纪》记载，曾“遣中使出帝、后尸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但不久，“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之类的说法传开来了。于是，朱棣不但另找借口，逮捕了溥洽和尚，而且“疑惠帝亡海外”，派太监郑和率领船队出洋，一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兼且“踪迹”建文。
开拓之君明成祖朱棣
洪武三年(1370年)时，朱棣被封燕王，最初在诸皇子中并没有什么特殊地位，但在后来屡立战功，特别是秦、晋二王先后失势、去世之后，北方三藩只剩下燕王一藩，朱棣受到朱元璋的信任，势力渐居诸王之上。到洪武末期，朱棣不仅节制武将和千军万马，而且统率诸王出塞备边。据记载，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之诸子，汝独才智。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可以看出，洪武后期，朱元璋已经把辅国的重任托付在了朱棣身上。
在建文帝即位后，朱棣也是早有准备，身边人才济济，谋士姚广孝，武将有张玉、朱能、邱福等人，在用人方面是知人善用、赏罚分明。而且他是“长于习兵”，在守藩时已经有卓著表现，多年来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组织了一支愿为他出生入死的、英勇善战的军队，使得他在后来四年的战争中得成帝业。
朱棣虽初登大宝，但从容不迫，属于一个勤政务实的皇帝，首先宣布改革建文朝制，并大力进行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建构。即位之初，就命人编撰《永乐大典》。在之后统治明朝的22年里，“清洗、征伐、航海、迁都”是他治理这个国家几个关键词。先对忠于建文帝的势力进行了残酷镇压清洗。后又醉心于军事征服，在南方出兵攻占安南，在北方五次出征漠北，对我国陆疆和海疆的开拓和巩固，做了大量工作。从永乐三年（1405年）起，派遣宦官郑和先后六次远航。永乐十九年（1421年）初一，正式迁都北京。对此前朱元璋时期所封诸王，朱棣并未简单地实行削藩之策，而是寓削藩之意于分封之中，刚柔结合，既给予优厚待遇，又削夺其权力，加强对藩王的管理和限制，防止其坐大，使其逐渐丧失了在国家事务中的政治活力。但在任用宦官方面，却又开了个坏头，为后世宦官专权埋下了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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